2011-09-06

林行止:是其是須識見 非其非有所本

一、前朝的親中派系在回歸後當權得勢,成為特區政府的砥柱中流,可惜他們的心態,仍停留在「香港左仔」的境界,着着以靠攏北京意旨先行,以低下層社會欲求居次,沒有切實當家作主,當然不會以香港整體利益為首務,「兩制」意義因而大失,發揮不出應有的效應。

以爭取本土政治權益發展出來的泛民力量(請勿以造反甚至逢中必反派概括之),《基本法》原是他們賴以融入回歸後新體制的橋樑,亦是讓他們接受現實的支柱,可惜特區政府的權力機制和人事持續傾斜,並沒有隨「港人治港」生效而落實不同政見者有公平公正的參政機會,政府的政策取向更與多數受過西方價值觀感染的香港人大有距離,中產階級及年輕一輩(八十以後)對特區管治的反感日甚一日,昨天港大民意調查顯示港人對政府施政的不滿程度達二十年新高,為曾蔭權政府敲響警鐘。

建制派與泛民派的言文對壘,港英時期已然,只是於今尤烈,所以如此,皆因泛民有理說得清卻無法改動現制現狀分毫,這種情況,令當中的激進和少壯分子以「造反有理」的姿態,在若干公眾場合採取粗暴行動,不惜干擾社會秩序、阻撓議事程序甚至對「當事人」的「人身攻擊」,但如此魯莽,還有不少支持。為了「維穩」、為了「和諧」,警方遂動用更多人手、採取更為強硬的手段,以遏制「非法衝撞」的蔓延;警方這種反應,似是責無旁貸的舉措。而面對「刁民」「擾亂公安」,特區政府高官如唐英年和林瑞麟輩,擺出一副義正詞嚴的架勢,斥責「滋事分子」如不「依法行事」,便會「依法治罪」;可惜不僅高位與權威劃不上等號,反而彰顯了打擊力與反擊力成正比的規律,泛民愈「勇」警方愈「狠」的惡性循環由此形成,把香港治安推進了危險邊緣。以近例去周四「替補機制諮詢論壇」建制派及泛民派的「攻防戰」看,說香港已屆雙方若不知收斂便可能發生流血事件的臨界點,似不為過。

不滿現狀、反對特區政府的港人所以愈來愈多(所有決策官員的民望近日集體「插水」),揆其根本,在於多數港人的價值觀不受尊重,而不合理的「選舉制度」令權力結構失衡,加上對「外」望風承旨聽命於北京(及其在港代理人)對內「親疏有別」的《曾氏綜合政》與時並進,「病情」惡化,當局在施政上執法上明顯地向權力來源一邊倒,民怨民憤難紓且愈積愈深,香港愈來愈不和諧愈難管治,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二、董建華以政壇新丁出掌特區,對政策的制訂與政務的推行,可說一籌莫展,不得不對能幹的港英遺臣陳方安生言聽計從;姑勿論這樣做的利弊,最低限度,當時的特區政府的確發揮了承先啟後的作用,港英管治香港的一套,而且是被京港一致認同與讚賞的一套(不然何來五十年不變)得以持續,是為香港安度政權交接過渡期的張本。港英的施政手段,現在看來,正誤皆有,惟其政策推行,不管內涵如何,莫不經過諸如行政局商議、立法局辯論三讀及作廣泛諮詢的包裝,董建華承其餘緒,在與陳方安生「合作」期內,其施政並未引致太大的社會衝擊,「英式包裝」與有功焉,不在話下。可惜董陳的工作關係迅速變質,這固可能是陳太功高震主,令北京以為她騎劫了其委任的治港領袖的權力,亦可能是北京為彰顯「英國人能中國人亦能」的民族自豪感而根本看不起英國的一套,結果陳太與董生都不能終任便相繼下台。

汲取了董建華突然失歡於北京的教訓,善於觀顏察色的曾蔭權遂反董道而行,上任之初為向北京示忠(實是愚忠),竟宣稱要行「親疏有別」之政,令內部分化加劇,可惜被「親」的建制派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俱不成氣候,而被「疏」的泛民派前無去處後無退路,有如被逼走上絕路,為求生便只有愈「戰」愈「勇」(粗暴),盡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本色,香港政事於是亂成一團,連不能說不慷慨的「每名成年港人派六千元」的「善政」,亦好事變壞事;令人擔憂甚且憂懼的是,在曾氏任內,建制派與泛民派不管在政壇上以至社會論壇上,只見對立而無對話!

靜觀這場「亂政」的發展,真的應了那句俗話俚語:「好佬怕爛佬、爛佬怕潑婦。」在建制權威淪落政府威信蕩然的情形下,群眾活動紊亂失序,長此下去,可能對香港的經濟地位帶來負面影響;警方此時強化控制社會秩序的手段和警力,無可厚非,但如此一來,是否等於香港不再「講理」而欲以「大石壓死蟹」式的「動武」求和諧?筆者沒有答案,僅知迄今為止,警力尚未達令崇尚自由習慣法治的泛民派「不戰而降」的地步,「潑婦怕差佬」仍是遙不可即的目標。

香港警察曾冠上「皇冠」,可知是一支健全的、在必要時有能力「維穩」的精銳「制服部隊」,這意味在有需要時,警力足以令「街頭示威」歸於平寂,問題是不知香港為此要付出多少代價;當局尤其是北京當局最不願見的代價是摧毀投資者對香港是投資(機)樂園的信心。回歸十四年,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窗口的政經作用未變,換句話說,香港在中國現階段的政治發展中仍有利用價值*,這正是何以中國一而再對香港「送大禮」的底因。換句話說,「送大禮」是互惠的,試看內地經濟條件比香港更差更需要「禮物」的地區多的是,何以中央獨鍾情於香港?說穿了真是一文不值。

這裏引出一個大問題,警方若以為絕不手軟地平息「街頭示威」,營造和諧之局,有利經濟發展進而可令中國受惠,那便大錯特錯,因為以高壓手段把抗議之聲以至抗爭行動壓下去,是政權變質的先兆,投資者特別是肩負「普世價值」的西方國家投資者,必會考慮相繼退出而非投入,到頭來香港對中國的作用會消失!「街頭示威」當然不可鼓勵,但如何把之控制在活躍而不影響商業運作及正常生活秩序,即盡可能以圓通懷柔的手法平息民憤而不是以強硬手段把泛民逼入死胡同,是警方的重大課題。

三、「八一八香港大學事件」,警方以罕見的強悍態度和手段,令李克強副總理只看到「美好和諧」亦即「歌功頌德」的一面,卻揭示了警方有為保護政要不惜破壞香港自由傳統的存心與決心,而內地「護駕」的保安人員混迹港警之中或港警全面引進內地的保安手法,從「記者只能遠遠看一堆黑影(黑衣人)簇擁着李克強」(昨天本報林天悟文),上面的推測應屬實。外國政要訪港,保安人員都會隨行,一九九八年七月美國克林頓總統赴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順便」來港,當時便帶來四百多名特工隨員,但香港警方努力周旋、據理力爭,令美方不得不同意以不讓香港市民感到不安的方式保護總統,這四百多名保安人員全部「隱形」,港人親目及電視所見的都是港警。雖然京官不是「外國政要」,惟此次李副總理訪港,陪同的國安特工人員數以百計,這是國家的規定,只有名義上「高度自治」的特區政府當然無力反對亦不敢說不,因此才會形成港警兇神惡煞扼殺打壓示威自由的行動,亦令人覺得港警的任務已從保安(保赤安民)質變成保鑣,也可說是從保人道退化至侵人權,為了保護要人,即使破壞社會安寧甚至滋擾港人自由活動亦在所不惜。保安局變成總鑣局,是自由香港淪落的第一步!

保護李副總理引起的連串爭論,本是有知無不言傳統的香港社會常見之象,但「正反」雙方似乎都有所偏執,均以為「真理在我」,非要「對方」人頭落地不可。這種發展大可不必,以有關各方都各盡本份而已;雖然警方誠惶誠恐、動作過火,而香港大學「見大人則拜之」,忘卻本份、有失斯文,惟均罪不至「死」。筆者希望各方能擺事實,分析「過在哪裏」而不是「誰要負過」,如此才能從抗爭過程中獲得教訓、總結經驗,為未來更好地在不驚動港人的情形下妥善地安全地保護勢必陸續訪港的各國政要!

*據昨天王友金教授在本報大作的總結,香港對中國有用的優勢,包括「中港窗口平台、國際金融中心、貿易航運中心橋樑、服務業比重大種類全水準高、法律制度完備、資金充裕、資訊發達及人才薈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