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23

林茵:突發新聞消失時

「有個建造業的前輩告訴我,這些年累計下來,香港平均每個建築地盤就有一宗死亡個案。」
工業傷亡權益會的社工Kathy與我站在港島區一處工地外,等候遺屬前來路祭時說。
我們望着四周施工中、施工完和即將要施工的高樓大廈,想像那些為城市發展而犧牲掉的性命。
今天我們數得出,即將建成的希慎廣場(前三越百貨)曾塌天秤奪兩命、九龍站ICC電梯槽有6人捐軀、「門常開」的新政總有一個工人觸電死亡,
那都是從新聞報道而來。如果沒有新聞報道、沒有記者的發掘與追查,這些曾經活生生的人和事都只會成為勞工處檔案裏的一個統計數字;
連事件都不知道的話,一切後續的遺屬支援工作、意外調查和問責都將無從談起。

「如果沒有新聞報道」,乍聽是個多餘的設問,長久以來我們習慣社會上發生什麼事都會有記者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帶來看之不盡的圖片與資訊,有時甚至覺得厭膩,以至忘記,知悉突發新聞的權利並不是必然的,來到今天更是一件急需極力捍衛和爭取的事情。

自從2004年警隊將999報案與內部通訊系統全面數碼化,突發記者無法再透過截聽警方頻道得悉罪案與意外事故的發生,市民的知情權已悄悄步入黑暗時代;其間新聞界雖仍能收聽消防白車台取得部分資訊,但不涉及傷亡的罪案如爆竊、刑毁、街頭騙案等已無從得悉,一些兇殺和謀殺案在白車台上亦可能被說成「有人昏迷」而錯過。去年底白車台亦開始試行數碼化,本月正式全面推行,負責「聽機」的突發記者說現時能截聽到的訊號與一年前相比只剩下兩成,並且勢將在不久的將來完全銷聲匿迹。

工權會恐難提供即時援助

除了記者採訪受阻外,工業傷亡權益會(下稱工權會)多年來一直依靠新聞界聽機、相熟記者通風報訊或查看即時新聞,盡量第一時間趕往醫院協助死傷者家屬;隨着聽機成為歷史,工權會一眾成員都非常擔心,以後將無法為家屬提供即時援助、心理輔導和爭取合理補償。

以上周一宗地盤意外死亡個案為例,Kathy趕到醫院時,當事人剛被證實不治,遺孀坐在一旁傷心痛哭沒人理,相關建築工程的大判、二判等人已圍繞在死者兒子的身旁開價,「這個說賠幾萬,那個又說賠幾萬,然後就問囝囝接不接受」。年輕兒子一臉茫然不懂回應,Kathy趕緊陪着遺孀,這除了是社工的天職,亦是把握關鍵時機與遺屬建立互信。「因為商討殮葬安排和恩恤金額嚴格來說只是家屬和資方之間的事,資方固然不希望工權會介入事件,如果家屬沒開口堅持要我們陪伴,他們在私人地方傾,我們很難賴死在場的。」

Kathy解釋,法定的勞工保險賠償審批繁複,往往一年後才到手,這期間資方沒有法律責任給予任何援助,通常只會酌情給一點恩恤安置;但工業意外傷亡的多是家中經濟支柱,這一年間遺屬的家庭生活開支和殮葬費用龐大,需要極佳的談判技巧才能向資方爭取到足夠的恩恤金。而遺屬在痛失至親的情緒影響下,無力討價還價,如果單獨與資方商討,容易接受一個低額草草了事,甚至沒有簽條文保障,日後連說好了的金額都沒法到手。

在這次個案中,我全程跟隨Kathy與其他工權會幹事,目擊他們與資方角力的經過,由醫院陪遺屬返家、翌日一早前往殮房辦手續、回工地路祭、往殯儀店商定殮葬事宜、到恩恤金談判和簽訂協議,這一切極為繁複瑣碎的工作都在意外發生後24小時內完成。當中固然因為資方想盡快了結事件,工權會與家屬亦需要把握事發後有傳媒追訪的時間,讓資方在輿論壓力下答應一個較為理想的恩恤安排。

記者在場資方受壓急回應

在這異常奔波的24小時裏,由於資方擁有私家車,順理成章接載家屬「遊花園」,想盡辦法撇掉工權會人員,在獨對家屬時說服他們接受資方提出的條件;而我們則努力截的士緊跟尾隨(急需撘的士時總是一架都沒有),亦曾被資方員工試圖以肢體阻撓我們陪伴家屬進入路祭場地,過程中家屬心力交瘁下可說是任由擺佈,幸而最後工權會人員都能參與恩恤談判,為家屬爭取到的金額、比事發後資方在醫院提出的金額高出近兩倍。

Kathy談到即時得知意外資訊的重要性,「最關鍵是能夠趕到醫院與家屬溝通,及時告訴他們應有的權益,資方可能對他們使出哪些手段,令家屬信任我們,願意接受我們幫助。今次若不是家屬肯跟我們保持電話聯絡,我們一定被資方甩掉了。過了事發後一兩天的黃金時間,再想約資方談判便難過登天」。

30年來走在遺屬支援工作最前線,工權會總幹事陳錦康亦憂慮,日後新聞界無法通過截聽得悉意外事故,記者與他們都無法趕赴現場,遺屬將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以我處理這些談判的經驗,有記者在場,資方才有壓力做嘢。試過有僱主本來完全不撘理我們和家屬,但翌日見到一班記者守候在公司外面,態度即刻180度轉變。所以如果政府不安排好突發新聞的消息發布,那對社會來說是很壞的一件事」。

突發新聞對工傷個案意義大

繼04年截聽999台被「封殺」後,去年底傳出消防白車通訊系統也要數碼化,新聞工作者之間反響極大,紛斥此舉將令新聞界徹底失去收風渠道,剝奪記者採訪和市民知情權。據記協表示,04年999台數碼化前,警方曾向多間傳媒作出口頭承諾,會每天發布約100則突發事件信息,並且在事發後20分鐘內公布,讓傳媒能及時到場採訪。

然而幾年來這些承諾全然落空。記協統計結果顯示,警方09年的突發事件發布宗數較04年大幅倒退78%,09年下半年每天平均有212.7宗罪案,同期每天平均公布的只有2.7宗,佔整體罪案宗數1.27%、暴力罪行總數的12.8%(註1);警方並且從無交代公布時的篩選標準。在時間方面,09年下半年只有不足兩成案件能達到20分鐘內的公布承諾。記協指出,除了資訊發布數量少及時間慢之外,發布內容大都極其簡單,有刻意將事件糢糊化或低調化之嫌,個別案例甚至可被質疑有誤導成分,例如曾將「屍體發現案」列為「求警協助」案公布。

突發消息來源被堵塞,新聞數量大幅減少,去年至今更出現突發記者失業潮。老行尊話當年,離不開訴說1990年代記者採訪車快過警察到場、拍下大批第一手新聞圖片的風光日子;但對於已厭倦煽腥色新聞的市民大眾來說,似乎引不起多大支持。任職突發記者約20年的阿達同意,以數量計,突發新聞中很大比重都是些個人的事情,例如從自殺、兇殺案發掘出來的人物故事,市民知道與不知道可能真的無所謂;突發新聞較有直接社會貢獻的應該是工傷意外死亡個案,報道可以令當事人得到社會援助和捐款、向政府施壓要求即時回應和檢討等。

從前說公眾知情權或傳媒的社會監察功能,對市民來說或許太過抽象。直到本月警方兩度瞞報重大案件,包括將軍澳連環斬人案和觀塘的連環非禮案,才最令公眾感到切身。另一位突發記者阿偉說,從前案件發生後到現場做街訪,10個路人都未必有兩個願意答理,但今次他跟進將軍澳斬人事件時,街坊紛紛主動走過來了解,「他們說早幾天見到一大班警察做嘢,但又不知何事,翌日去買報紙想看個究竟,什麼資料也找不到;街坊們都很擔心地向記者追問詳情,我只能說『差人蓋住件事,連我哋都唔知呀。』」

警察憑什麼篩選案件公布

這次連環斬人案共4人受傷,當中兩單發生在10月2日、兩單發生在10月3日,警方卻在案發後一星期才將消息告知其中一家媒體,其他傳媒要到再隔一日才能跟進報道。「你可以這樣想,如果10月2日有公布事件,街坊知道防範,留意疑人並向警方報告,10月3日那兩單說不定就能避免了。」阿偉形容,突發記者在前線工作,就像打一場資訊的戰爭,「SARS時病毒不斷擴散,大陸人都來搶醋,但政府一直好想隱瞞事件,告訴市民只要戴口罩就可以防止感染;但我們在醫院看到的是,醫護人員防疫裝備遠超於此,就知道不是這樣簡單。這是有記者在現場採訪、目擊的重要之處」。

「官員的習慣永遠是想防止消息外泄引致公眾恐慌,但其實有傳媒報道出去,公眾知道如何防範應對,疫情才能真正受到控制。」這次瞞報連環斬人和非禮案被譴責,保安局長李少光回應時反強調是「以公眾利益及安全為首要考慮」。阿偉指出,突發新聞資訊被消音,才是將市民置於不設防的危險境地。

在新聞業界猛烈聲討下,本周三起警方忽然將每天公布的案件數量,由十來宗增加至百幾二百宗,有突發記者認為,公布多一些當然比少好,但根本的原則問題並無解決,「警察憑什麼擔當篩選案件公布的角色?案件的新聞價值和社會意義,應該是由記者判斷的。」現時所謂的公布只包含案件類型和事發地點,其他如涉案人性別、年齡、簡要案發過程都欠奉,記者難以據此衡量新聞價值;到達案發地時,每每已經清場,目擊者都散去,只能接受警方提供的極簡短描述。資深記者愈來愈依賴交情向消息人士「索料」,更易衍生利益衝突和貪腐問題。

良善的人會說「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只因不希望看到天天有暴力罪案、傷亡慘重的事情發生。但當社會問題一點沒減少,媒體卻愈來愈寧靜和諧,危機與暴力只是換了一個樣子在無聲之中擴散。突發新聞消失時,我們將得到耳根清靜,在城市經濟發展中捐軀的人將悄無聲色地死去,權貴或體制內有人員犯錯將可逃避法律制裁與問責,而我們安穩地、快活地在被消音的世界裏生活着,直至成為暴徒的下一個目標。你,喜歡這一則「好新聞」嗎?

註1:暴力罪行包括兇殺、行劫、傷人/嚴重毆打、勒索、縱火、強姦、非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