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25

沈旭暉:大陸劣評之謎--《賽德克巴萊》與比較政治學(上)

明報-咫尺地球】以1930年「霧社事件」為背景的台灣電影《賽德克巴萊》在台好評如潮,筆者認為很值得推薦,然而有官方背景的大陸影評卻反應負面,雖說電影有望在內地上映,但似乎難逃被大幅刪減的命運。霧社事件是台灣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重要歷史,理論上十分符合愛國電影的主旋律,為甚麼會在兩岸產生兩極效應?這可是比較政治的好題目。

對台灣原住民屬於哪個文化體系這學術問題,不同學者有不同意見,但台灣的主流觀點多認為他們屬於南島民族,和太平洋諸島的傳承接近--這也成了陳水扁把台灣標籤為「海洋國家」的重要理論基礎。雖然北京把台灣原住民列為「高山族」,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55個少數民族之一,但在台灣,原住民的地位更為特殊:在日治時代早期,台灣島與大陸對望的西部被列為漢區、靠近海洋的東部被列為蕃區,儼然「一殖民地兩制」;電影的賽德克族人從頭到尾都在說自己的語言,有些會說日語,但沒有一個族人說過一個漢字,自然也沒有身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意識。近年台灣原住民自治運動興起,主張根據民族自決原則,爭取應有的自治地位,陳水扁加以籠絡,於2002年代表台北政府簽訂了《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條約》,第一條赫然是「承認台灣原住民之自然主權」。無論這個「自然主權」是如何演繹,都肯定超出了北京賦予任何少數民族的權限。既然北京視高山族為藏族、維吾爾族那樣的少數民族,他們在台同胞的「自然主權」卻被當地政府承認,那北京一旦統一對岸,會否繼續承認這條約?若說承認,如何向其他少數民族交待?若說不承認,又豈非給綠營製造台灣本土文化被打壓的藉口?

更敏感的是《賽德克巴萊》的日本殖民政府雖然對原住民歧視,但也頗有政績,而近年不少日本學者喜歡比較二戰前的日本政權與崛起後的中國,容易令人想入非非。根據正史,日本在穩固台灣局勢後,對原住民的政策由高壓的「始政」改為傾向懷柔的「同化」,希望通過改善原住民生活,來合理化對當地天然資源的掠奪,並證明自己有能力和西方列強一樣,對殖民地的「落後民族」施以「文明教化」。這是日本「大國崛起」後的重要一頁,只是我們不常在教科書讀到而已。霧社事件引起日本舉國震驚,除了因為日本婦孺死傷慘重,更因為霧社原來是他們樹立的樣板:正如電影所說,日本在深山野嶺的當地興建鐵路、醫院、學校、宿舍,「希望把文明帶給土著」,也刻意同化原住民精英為日本人。這些待遇不但優於台灣境內漢人,甚至比日本國內好些地方還要好,到頭來,原住民卻不領情,電影還反問「難道就要接受那些對我們好的日本人來永遠管理」,反映日本少數民族政策出現嚴重失誤。這樣的背景,基本上就是日本學者對今日中國的批評:以為對少數民族地區興建鐵路、進行現代化工程、吸納上層精英進入建制,就足以和諧局面,其實忽視了最根本問題,危機依然四伏。特別是那些同情西藏的評論員,會從電影產生不少聯想。

不過從憤青角度,電影最大的「政治問題」還不是這些,而是對霧社事件的定性:根據蔣介石時代的國民政府,霧社事件自然是「山胞」反抗日本暴政的愛國起義,電影主角莫那魯道死後還被他表揚,甚至被改名為「張老」,以淡化「賽德克Vs日本」的色彩。但《賽德克巴萊》明顯不認同這傳統史觀,點名曾獲邀參觀日本的莫那魯道深明起事必敗、而且可能滅族,還是一往無前,完全不是為了愛(中)國,也不是為了改善族人生活,只是為了「血祭祖靈」。這說法似乎抽象,但其實有具體的意涵:日本人以「文明教化」為由,禁止原住民紋面等習俗,卻無視根據賽德克信仰,只有建功立業才有資格紋面成為「真正的人」,那些英勇的靈魂才能經過「彩虹橋」進入祖先的獵場。因此,他們不能紋面、被逼放棄傳統,無疑於基督教徒被剝奪死後到天堂的資格。既然電影把霧社事件重構為一場「宗教戰爭」,性質就和近年西藏、新疆騷亂策劃者的說法相近,不用說,在內地自然又是死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