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9-26

陳景輝:被遺漏的思索——反國教的廣場、孩子、陰謀論和成敗

日月報香港人從來沒有自己的「廣場」。康文署轄下的廣場叫「休憩公園」,功能為休息和觀賞;銅鑼灣雖有個時代廣場,但不過是消費場所。佔領政府總部的十天,我們終於有了個廣場,市民把政總中間的一大塊空地易名作「公民廣場」。

廣場的實現

有趣的是,新政總開擧時受多番批評,予人遙不可及之感,宛如孤島,「門常開」之名更像個反諷。但在那十天,卻成了公共生活的中心,若然有天「XX大革命」會在香港發生,政總背脊的公園草地,也挺適合長期紮營佔領。尤其是,政總正中心那個從地面升高的圓台,本來只有兩根掛了區旗和國旗的柱。然而,這個平日空蕩蕩的東西,卻成了熱烘烘的舞台。每天黃昏,市民開始聚集,自由發言。圓台不高,台上台下十分接近。許多普通的中學生和白領,拿起咪高風時,既無怯場也無冷場,言辭像炮彈,彷彿成了大演說家。到了夜間,市民聚會,自發舉行讀書會、小型音樂會和討論會等,成就了公民之間全天候的談話空間。

修讀政治學和城市史的人,一定知道古希臘的廣場(agora),它是雅典民主生活的中心。在那裏,古希臘人就著政治和哲學問題自由交談,也定期召開正式的市民大會。這原本印在書頁中的場景,終在佔領行動中出現。這種廣場空間不同於書店聚會、城市論壇和網絡討論區,沒有偶像、粉絲、常客和嘉賓,沒有定時定候。出席者互不相識,但以平等的公民身分相視。

守護孩子的弔詭

廣場最奪目的一幅橫額叫:「守護孩子」。然而,這也是最叫人困惑的一句口號。首先是緣起問題,整場運動是由中學生發起的,一開始是這些孩子守護香港「在先」,而人們守護孩子「在後」。其次,學民思潮的先鋒色彩總是和溫室保護的港孩形象格格不入。因此,反國教運動糅合了兩種孩子形象:一種是宛如白紙一張、無抵抗之力,且易受傷害的被動小人兒,另一則是破繭而出、站在人前和主動抵抗的早熟少年。前者召喚出成年人的保護精神,後者則動搖成人世界的既存秩序,為覑根本變革而吶喊。這份夾纏不清也反映在罷課的爭議上。有人質疑罷課會助長怠惰和放肆,叫中學生不安守本份,導致社會失序,然而,青年運動的使命之一,難道不就是把保守社會弄個天翻地覆嗎?又或許,換個角度想想,這正是這場運動最有趣之處,它複雜地結合了孩子觸發出的保守情結和激進精神,從而使反國教運動既不流於溫和膽怯與安份守己,也不會頭腦發熱得將世界拋諸腦後,而是處於當中的互補和張力之中。這不是和稀泥,我甚至認為,學民、家長和老師的團結,或這份溫和與激進的動態糅合,是運動能夠同時贏取力量和認同的重要依據。

陰謀論是場瘟疫

佔領完結以後,網絡一度流傳陰謀論,說有無間道「分化」和「滲透」大聯盟,因而作了撤出的決定。由於受多方抨擊,迫得造謠者道歉了事。近年在網絡界,在政治問題上,陰謀論總是大有市場,為什麼?因為它可以簡化現實。例如,在撤出與否的爭議上,陰謀論者毋須理會「反國教聯盟」提出的理由(包括10天佔領已超出了中學生和家長的能力負荷、階段性成果的理解和運動轉入下一階段的在地組織工作等),並將失望轉化為怨恨,直接把意見不同者抹黑成共產黨派來的臥底。

誠然,無論你贊同「撤出」與否,也需要從策略、形勢、內部組織狀況和外在條件等多方面考慮和評估,但廉價的陰謀論則完全是反智。近年,網絡教主也樂於鼓吹各種陰謀論。一時間,國共鬥爭時期的舊中華政治語彙得到復興,什麼勿通匪類、共匪的說法在網絡上有一定市場。這無疑是時代的倒退和錯置,人們彷彿回到了那個神經兮兮疑神疑鬼的舊日時光,動不動說人懷有不可告人之利益,新近的矛頭更直指社運、文化人和左翼,大扣「賣港賊」的帽子(例如陳雲經常說社運支持弱勢社群是為了在社福界撈取利益)。弔詭的是,香港在這方面的思想退化,真的頗似大陸的五毛和憤青,一開口就說別人是收受了美帝利益的「賣國賊」。往往,網絡激進派攻擊公民社會的力氣,要比攻擊建制派還落力得多。

網民誤會了什麼?

陰謀論不是好東西。歷史上,最災難性的例子是納粹時期的「猶太人陰謀」。話說一戰戰敗後,德國右翼民族主義者發明了「刀刺在背傳說」:德國戰敗是源於左派、非民族主義者和猶太人的不愛國行為,他們形同往德軍背後捅了一刀。矢志為德國的復興而奮鬥的納粹黨延續了這個傳說,把政治對手妖魔化為「叛國賊」。然而,20世紀30年代德國的困難本來涉及許多原因,需要從政治、社會和歷史等多方面分析,但最終都被約化,歸咎為「猶太人」問題。歷史告訴我們,「猶太人陰謀」是一種推諉責任的借口,作用是轉移視線,使人們不能認真反思自己,迴避自己意識形態的限制,而樂此不疲於狩獵「替罪羊」(參見Zizek《意識型態的崇高客體》)。在陰謀論的世界,沒有公平可言,公共的言說也失去重量(例如:不用認真對待真實的政治分歧,也無需顧慮運動的難題和策略),因為,陰謀論的信仰核心是:所有表面公開的決定背後,其實蘊藏覑另一個更為巨大且不為人知的決定。最後,政治剩下的只有懷疑、怨恨和陰謀,淪為尋找「內奸」的玩意。

梁振英輕微讓步,使局面更詭異,一方說是階段性小勝(但革命尚未完成),另一方則說成是大敗,判斷南轅北轍。有人冷嘲熱諷,說前者是「精神勝利法」,將失敗當作成功。然而,這是混淆視聽。當下,並沒有人誇大,說「運動大獲全勝」。人們只是並列一小塊「贏取的空間」和更多「未完成的部分」。反過來看,無視現實中辛苦鬥爭而來的微小成果,而高談「大敗」的朋友,難道不是一種顛倒的阿Q精神:不是將失敗的當勝利,而是相反,將僅存的成果(哪怕是小勝)統統都看成是失敗,可謂「精神失敗法」。與精神勝利法相反,這是一種徹底失敗的錯覺。

「倒梁和抗共」?

有趣的是,「小勝論者」被看作是在「自我陶醉」,但細心一想,「大敗論者」又何嘗不是?如果前者被嘲為安於現狀的精神勝利法,後者則可視為「未來的阿Q」。經常有一種無限樂觀的說法,說只要留下去,「革命」就會來臨,我稱之為「廣場解決一切」的神話。指點江山的大師也曾發牢騷的說過:不撤的話,運動可發展成倒梁和抗共,普選明天來臨也不定。天啊,不是說「倒梁抗共」不對,但這是反國教運動中行動主體的意願麼(聯盟、家長和孩子)?!不管喜歡與否,由學民思潮和大聯盟所領軍的反國教運動,一直是個單一議題運動(單純反洗腦科,這使運動的焦點集中和簡單);但若純粹為了提升戰意,就一下子跳躍到全民「倒梁抗共」的景地,難道說話者不會心虛嗎?!我甚至急不及待革命今天來臨,但問題是:如何可能?該做些甚麼準備?尤其在形勢有變和主事人力有不逮的前提下,運動怎樣才能再度突破和提升?有人說可佔領多兩三天,OK,但之後呢?基於種種理由,如果佔領不可能是無了期(死守則可能被梁振英拖延至消耗殆盡),或現階段根本難以竟其功於一役,那我們終要思考如何在「廣場」以外叫運動遍地開花。

何故在冷氣房叫人革命?

最後一點更荒謬,指點江山的批評家愛說:運動是全民的,你所說的困難是你自家的事是,你無權不佔領,包辦運動。甚麼包辦,主辦方有阻止過他人繼續佔領嗎?!更奇怪是,因為「運動是全民」,所以家長和孩子不容力有不逮、不能改變戰略?這又是什麼虐待邏輯?最可笑是,一味說革命近在咫尺,又不斷把全民和佔領掛在嘴邊的大師,卻從不親自落手組織群眾、再次號召佔領或立刻策動革命,而只在冷氣房內罵人不夠革命。或許,甚麼全民和革命,並不包括他自己吧。

未來沒法計算。不少主事人也承認,當日撤出的決定和安排,是有不足之處(例如挫了民間剛剛形成的新生力量的銳氣)。甚或誰也不知道:假若當日人們不撤,可能政府已全撤(雖則可能性極低)。但我只想說,不滿歸不滿,批判也不應脫離組織和現實條件。畢竟,毫無代價唱最革命的歌,不過也是一種快慰到死的「自我陶醉」罷了。

作者簡介:社運人、文化人和時評員。作品散見報章雜誌;曾任編輯、香港數碼廣播電台節目《八十後,今晚起義》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