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31

莫坤菱專訪梁啟智:大學是應該有氣質的

博群漂書節序幕剛下,中大山頭洋溢着書卷人文氣息,同學對所獲的戰利品愛不釋手。打開書第一頁,一行「1974年新亞歷史系校友捐贈」充滿着千言萬語,書本為知識的傳承、為大學的歷史重新賦予意義,為舊事與新人添上不用言喻的連結。

我在博群漂書節中遇見梁啟智,他不是中大畢業生,他告訴我,對中大「肉麻」的話語他不懂說,不過他將校友對中大寄望的人文關懷實踐出來:博群大講堂、博群漂書節、博群社會市集、博群社會調查計劃,一系列活動讓學生對大學有多於吃喝玩樂的想像,讓學生建立一種社會關懷的情感。梁啟智是計劃協調者,有份讓空想變成現實;也是做夢者,他說「在這裏,就有人和你做夢」;更是「追夢者」,你從他眼中看到他所追逐建構的夢和不斷滋長的養分,他為博群栽了幼苗,博群亦為他澆水;他坦言,這是他選擇讀完博士沒有去當助理教授的原因。

博群是一個承傳和做夢的地方

梁啟智現擔任中大通識教育部的課程副主任和博群計劃的高級項目經理,工作亦顯然與博士專業南轅北轍。知識分子的榮譽他說他不敢當,不過憑他那對知識的偏執與說理的堅持,就聽他說說這些不一樣的選擇,如何締造對知識分子另類的構想。

博群計劃今年走進第二個年頭,計劃透過一連串活動喚起同學關心社會的情懷,梁啟智為可以開拓這個平台感到很雀躍:「這就是大學應該做的事,因為大學是社會的一盞明燈,當社會出現問題,我們責罵政府後,還有更多事可以做,就是照亮前面的路,扶正社會氣氛。」其中,博群社會調查計劃資助同學鑽研關心的社會議題,去年有內地同學探討新移民婦女面對的處境,有同學拍紀錄片關注劏房問題,議題形式百花齊放,二萬四千元的資助不再花在辦舞會和迎新營上,而是成為了同學走進社會、走入人群的引子。計劃為學界和社會帶來迴響,一問之下才知原來博群是沈祖堯校長的意思,「沈校長很支持這件事,他曾經在我們去年博群花節中說過,如果做大學校長可以天天都如此,做大學校長都蠻『過癮』」。校長去年在博群花節中說過「大學是應該浪漫的」,成為一時佳話,今年他又再創高潮,在分享會中說「大學是應該有氣質的」。漂書節開始前有二百多名同學在場外守候,小思老師分享會座無虛席,流露着大學應有的氣質和風骨,最重要的,還有承傳。在小思老師的分享會前有個同學表演,當中的一段獨白是這樣的:「小思老師是唐君毅先生的學生,周保松老師是小思老師的學生,我是周保松的學生。」知識與價值可以一代傳一代,博群就是演繹和述說着這樣的樣式,梁啟智作為推動者,覺得很感動:「有新加入的同事都問我為什麼這裏可以如此浪漫但又實現得到?大概這裏是個做夢的地方,重要的是有人和你一起發夢。」承載這麼宏大的夢,必定需要不少資源,博群靠基金運行,受校友和捐款者大力支持,不用動用大學的金錢。看來這只是一個開始,梁啟智說還有很多計劃在構思中,只怕「活動停不了」,聽得非中大的學生也想來浪漫一下。

成為博士之後

梁啟智的博士是修讀地理學,但是他卻毅然踏上了一條不一樣的路,他認為自己讀了博士卻放棄做助理教授的機會,授課但正職是課程統籌,確實是比較古怪:「我相信社會對知識分子和學者有他們的期望,但我們是否只能夠作一式一樣的選擇:在國際期刊寫論文、研究同一件事、成為那個範疇的專家?這只是其中一項選擇。得到博士使我最獲益良多的不只是專業知識,而是論證過程和當中的專業訓練,我希望將這些訓練用於其他地方。」他的選擇固然有他的原因,不過有人會聯想,是否意味着香港的年輕知識分子不能上位呢?「我覺得這樣的現象充其量只是病徵,大概是大學的教授分為兩類,一班是在國際期刊出文章做研究的,一班是專注教學的,大家在每個崗位上做事;如果你問我香港知識分子是否上不到位,我問的是,制度如何對待後者的一群,他們的貢獻如何可以被制度肯定。機會是要自己爭取的,不過體制都要提供機會。」那梁啟智你呢,上到位嗎?他笑了笑說:「你當然可以將我演繹為『無料到』,不過就算今天你讓我做助理教授,我都不會做。我認為我在做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做到想做的事又看見學生有改變,又有糧出,這樣的工作何處找?」

兜兜轉轉梁啟智的話題還是離不開博群,走進中大校園,他說這是源自「好彩」與選擇,他的經歷令我想起黃子華在《娛樂圈血肉史2》尾場站的一番話:「就算甄子丹做我的動作替身,梁朝偉做我的文戲替身,可以有機會做一部出色的電影,我都不會與你交換今天(站在紅館)的位置。」梁啟智未必與黃子華有共通之處,不過大概這種氣魄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吧。年輕知識分子能否攀上學界所定義的權力階梯,對梁啟智來說是偽命題;怎樣看知識分子的內涵與定位,他一直有自己的一套。

嚴謹謙卑說真話

在這個撕裂分化的社會,梁啟智認為知識分子要在大家傾向極端時提出質疑,哪怕這些質疑會令大家掃興:「知識分子需要的特質包括嚴謹、謙卑、說真話,缺一不可。」嚴謹是因為論證需要基於事實,謙卑是因為知道自己不是絕對正確,那說真話呢?「在香港說話變得愈來愈困難,很容易被人對號入座或歸邊,愛國、反共、左膠的標籤到處可見,但對討論事件卻不見幫助,中港矛盾所引發的情緒便是經典例子。」不過無論如何,對梁啟智來說,真話還是要說的,看他寫文章或在網上對「大陸人蝗蟲論」作猛烈批評就知道。梁啟智深呼吸一下說:「我由2007年開始在香港報章寫文章,七年間我們這班人說的話都沒有變,但社會對我們的評價卻變得很厲害。」當年守護天星皇后碼頭,他與陳景輝、梁文道在報紙曾經有一個討論:「我告訴陳景輝守護天星皇后很值得,不過要顧及社會形象,今天陳景輝卻被指不夠激,但他其實沒有變過;我又告訴梁文道講本土是值得不過要小心處理,否則會變質,梁文道認為講本土無傷大雅,今天他卻被自稱本土的人說他投共,但他其實一直說同一番話。這不是很『有趣』嗎?」聽出梁啟智弦外的自嘲,他期盼社會討論可以細緻和公平一點,可以求同存異,因為製造矛盾不是什麼值得高興的事。面對與己見不盡相同的人,梁啟智期望被說服,就像當年希望政府說服他為什麼高鐵走線是原方案一樣。一直以來,其實政府有否採納和重視知識分子的意見,還是他們的建議只淪為襯托的花瓶?「政府不用採納我梁啟智的意見,政府尊重知識已經很好,而政府不尊重知識的例子實在是多不勝數。」梁啟智看來有很多苦水要吐,不過他已經度過了灰心的階段,激動和自嘲都來自情感的流動,而情感就正正是驅動追夢不可或缺的養分。

離開中大時,和梁啟智同路,問他十年後會在哪,他說:「黃子華說的,祝你前途無可估計。」十年後,不知道博群計劃會否存在,不知道香港會變成怎樣子,但願曾經埋下的種子能夠茁壯成長,那追夢的養分陪伴着追夢者,編織更多的理想和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