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04

林行止:從最低時薪說起

【信報】一、最低工資不可廢 自我增值增入息

去周「最低工資委員會」經過「艱苦」談判後,終於達成最低時薪從二十八元提升至三十元的決議,預料將獲行政長官批准並於明年三月落實。據去周四本報「香港脈搏」的透露,有資深委員慨嘆今次談判毫不順利,以勞、資、學三方各自表述,唇槍舌劍,「爭拗令人厭倦」。其實,二十八元加至三十元,加幅百分之七強,與期間消費者物價指數(通脹率)升幅相近(在去年五月實施最低工資以還通脹率在百分之三點七至六點七之間),但勞方擔憂通脹加劇,明年貫徹三十元時薪時,也許工人的收入追不上通脹……。

二、三十年前,筆者反對在自由市場實行政治(非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的最低工資,這些年來,財經新聞工作者第一手的經驗,令筆者深刻看到資本家貪婪無懨,加上有美國經濟學者的實證研究顯示適度的「最低工資」不會造成市場失序、失業率上升,筆者因此認同這是保障非技術勞工的「次佳方法」。事實上,資本主義要不斷改善、改進加添人性成分,亦可說長期為「醜陋資本家」塗脂抹粉,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持之久遠。眾所周知,資本主義有千般不是,卻是所有經濟制度中最可取最能誘發工作潛能的一種(這與迄今未見比終日吵吵鬧鬧效率甚低的多黨議會制更優勝的政治制度一樣),因此大家—不同政見的人—要小心呵護它設法維謢它。

認同應實行最低時薪後,筆者以為最低工資必須指數順應(Indexation),即根據通脹率高低調整最低時薪,這樣做可省下不少開會「研討」(勞資雙方討價還價,相信滿腹經綸的學者難起決定性作用)的時間。當然,通脹是「落(滯)後」指標,惟身為委員的學者可發揮所長,運用高深的計量經濟學原理,釐訂一套追加追補(可加可減﹝通縮時用﹞)的機制。不過,一如筆者今年五月三日在這裏指出,經過有心人的「微調」,和大多數西方國家一樣,本港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已不能準確反映實際物價(任何曾去街市「買餸」的人都應該同意這種說法),這即是說,一般民生日用消費品的價格遠比通脹率凌厲!在這種情形下,最低時薪指數順應,對資方較為有利。也許有人因此說筆者不公平,對此筆者坦然承認,因為在香港這樣典型的資本主義城市,不給資方一點甜頭,行嗎?可惜資方顯然並不「領情」,兩年加薪百分之七還惹來「加重經營成本更難經營」的抱怨。

另一方面,勞方亦不滿足於三十元,要求把之加至三十五元,遠遠高於通脹增幅。對此筆者並不同意,筆者認為,以目前陰晴未定的環球經濟環境,三十元水平應稱「合理」,受薪者欲得更高收入以提升物質生活質素,應從提高生產力亦即工作技能上入手(勞工團體應力促政府增設勞工訓練課程),以如此才能在工作崗位上「升級」,在時薪的階梯向上移動,收入自然會超越「最低」而增至新水平!

香港工人的收入,與其他地區比較又如何?由於牽涉太多外部因素,籠統的比較不易且不準確,這種困境舉世皆然,經濟學家退而求其次,根據麥當勞漢堡包的薪金作比較。準此,香港(麥當勞店)工人的收入不算差,最新統計顯示,其最低時薪港元四十四元二角六仙,可購四點一四個漢堡包—遠遠及不上北歐但遠遠拋離中國的只能買約半個漢堡包。

二、

比較各地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一直是政治家和經濟學家致力研究的命題(由以迫害基督徒出名的羅馬皇帝狄奧克里汀〔Diocletian〕於公元三○一年頒布的價格法令〔Price Edicts〕啟其端),惟約二千年來仍無公認有效的結論。最初提出類似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以比較各地物價概念的,是十六世紀位於馬德里西郊沙林孟加市同名大學(Salamanca,成立於十二世紀,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學)的神學家,但只有意念而未有理論架構;直至一九一八年瑞典經濟學大家卡舍爾(Gustav Cassel)提出「一價定律」(Law of one Price;一九二三年凱恩斯在《貨幣改革短論》﹝Tract of Monetary Reform﹞推介後才廣為人知),作為衡量不同地區物價的標準,方為學界接受。樹仁大學經濟學系的「樹仁本部」網站(www.sy-econ.org)〈購買力平價學說〉條,對此的解說簡潔易明:「以薯條為例。薯條在A國賣五元一包,如果A國二元可以換B國一元,那麼,一包薯條在B國應該是賣二元五角。」何以會這樣:「先假設二地開始時的滙率是一A元等於一B元。如果薯條在A國賣五元一包,在B國是賣三元,會有人在B國購入薯條,然後拿去A國出售,每包可以賺取二元。」這種所謂「套利」行為,會令B國薯條價格由於需求殷切而上升,B國薯條在A國出售則因供應增加而使A國薯條價格下挫,這種活動,直至兩者之間沒有差價商人無利可圖才終止。

在上例中,貨物因為套利行為,令貨幣的購買力在二地相等。然而,局限於種種客觀條件,如交易成本、關稅以至貿易限制等,「一價定律」實際上並不可行。到了一九五八年,曾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愛爾蘭統計學家基阿利,利用PPP和國際商品期貨平均價的概念,假設一個購物力等同美元的貨幣單位,稱為「國際元」(International dollar或以Int$符號出之),以之作為衡量各國國民生產毛值(GDP)的貨幣單位,令這類比較不致受秒秒鐘不同的貨幣滙價所影響,進而可以接近現實地比較不同地區的生活水平;這一構想至一九七二年才由巴勒斯坦統計學家甘美斯完善化,因此實際上此一優化PPP的「國際元」亦稱基阿利—甘美斯元(Geary-Khamis dollar)。這種真正「紙上貨幣」被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採用,以二○一一年為例,各國的人均GDP均俱以代表在國際市場上的實際購買力即PPP的國際元(Int$)標示,如中國為八千四百、香港四萬九千三百、台灣三萬七千九百及澳門三萬三千……。

可是,不同貨幣購買力的計算不但複雜,而且由於各國人民的消費偏好不同及相關消費品(物品及服務)質量差異甚大,因此,以千辛萬苦計算出來的「購買力平價」(PPP)比較各地生活水準,難免有蘋果與橙相比的缺失,仍不能反映不同地區人民的真正購買力。為了紓解此困局,普林斯敦大學經濟學教授阿仙費爾特(評論紅酒的「酒國通訊」《Liquid Assets》的創辦人)今年三月七日在該系網站發表題為《實際工資比較》的論文(O. Ashenfelter:《Comparing Real Wage Rates》,Princeton U Industrial Relations Section,Working Paper No.570),從衡量不同國家的麥當勞巨無霸漢堡包售價及該店店員每小時工資(Big Mac Per Hour, BMPH)可購多少巨無霸,藉之比較各國工人的實際收入。


三、比較工資麥薪為準 香港工資比下有餘

麥當勞時薪雖然同樣無法百分之百反映受薪階級實際購買力(麥當勞員工的收入有代表性但絕不等同平均工資),卻不僅比PPP易於計算且更接近現實,看來會被學界和國際性經濟組織普遍採用。

人人知道麥當勞是賣「三文治」的食店,惟功能實際卻如工廠,其員工「按手冊工作」,這本手冊的頁數年年增加,至去年底已達六百餘頁,它對「製成」一個漢堡包的每項工序(現在還加上每項食材的熱量單位),作了巨細無遺的嚴格規定,舉其犖犖大者,如真空包裝、醃製、防腐、冷藏、解凍、調味以至高速微波爐的操作(度數及時間),均具體而微地清楚列明,員工只要按章工作、「照辦煮碗」便行;這種有如上世紀初期福特車廠東主福特發明的流水作業方式,工作重複做單一工序,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不過,速度雖快,成品一模一樣、一成不變(便如汽車製造),因此令工人對社會有疏離感,以麥當勞漢堡包而言,可說百國一包,消費者能於不同地區如繁盛的上海或窮困的埃塞俄比亞,購買同體積同熱量(營養價值)同口味但價錢差別可以很大(如瑞士六點八一美元、香港二點二一美元)的漢堡包!

麥當勞開遍全球一百一十八國(迄去年底止),在這些國家,一共數以萬計漢堡包店的員工每秒鐘重複同樣的工序,用相同的材料「煎焗」漢堡包;對於工作人員來說,這是無比單調煩悶的工作,對經濟學家而言,這卻提供了一個是蘋果與蘋果比較的機會,可以相對準確地衡量各地的工資和物價。阿仙費爾特的調查顯示,在二○○七年之前,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的平均工資升勢甚速,以至購買力追上先進國家;二○○八年「金融海嘯」後,全球工資普遍下降,惟中國和俄羅斯尚有寸進,這顯示了中、俄經濟活力在世界經濟呆滯不前之下仍充滿生機!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匈裔美籍經濟學家巴拉沙和經濟學「萬能泰斗」森穆遜合作擬成的「巴拉沙—森穆遜假說(效應)」(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effect),指出國富與國窮最終取決於工人和工作成果能否出口。一國若能製造市場歡迎的汽車,意味這種商品「世界通行」,便可靠出口汽車購外滙,這等於受薪階層的入息與外資注入數量(投資汽車及相關行業)同步增加,工人的收入與物價亦相應上漲。以具體事例看,這種情況等於消費者有財力「大吃」漢堡包,其價因需求增加而不得不升,「準備」漢堡包工人的工資亦水漲船高。外表與內涵完全一致的漢堡包所以在各地的售價互異且差距甚大,原因在此。

四、

九十年代中期,阿仙費爾特赴印度攷察(參與一項麥肯錫顧問公司的市場調查),他的唯一一位印度學生老帶他去麥當勞進食,以這裏出售的食物及飲料最合國際人士口味且無「中毒」之虞。印度禁殺牛、印度人不食牛肉,因此當時麥當勞賣的是稱為Maharaja Mac羊肉(今已改為雞肉)及素菜包,售價四十至四十五盧比,約合一美元之譜,在賺美元的作者來說,十分廉宜,阿仙費爾特遂「甘之如飴」。而於飽食之際,他想出一個以各國互異的「麥當勞薪金」(McWages,「麥薪」),作為衡量不同地區的生活水準的「妙計」。此「計」頗為簡單,以美國的「麥當勞時薪」七點三三美元為基數,巨無霸售價為三點四美元,這意味麥當勞員工每小時工資(BMPH)可以買二點四一個巨無霸;日本薪金最高(起碼McWage是如此),每小時的工作可賺三點○九個巨無霸……;顯而易見,在低薪國家,「麥店」員工的漢堡包購買力極低,在中國、阿富汗、海地、孟加拉等國,一天的工作買不到一個巨無霸,在印度亦要三個多小時的工作才能購一巨無霸,中國的McWage為零點八一美元,巨無霸售價一點四二美元,即一小時「麥店」的工作只能購半個多一點點的巨無霸(按 據維基百科資料,東京「麥店」員工十分鐘的薪金便可購一巨無霸)。

阿仙費爾特以「麥薪」比較各國受薪者的實際購買力的意念始於九十年代中期,至一九九八年,已在十三個「先進國家」收集資料,二○○七年「麥薪」收集範圍增至六十餘國。由於麥當勞基於市場競爭不肯公開成本及津薪,在無法從官方渠道獲得有關資訊之下,阿仙費爾特想出一個收集數據的「好」辦法—他要求學生、同行以及對此計劃感興趣的人,光顧麥當勞時順問店員的時薪,然後寫在發票後面寄給他(誘因為他收到後按「單價」付款請客);每個城市起碼要有兩家「麥店」的資料,以免出現偏差或誤導。從有關資訊「如雪片般飛來」,證明此法甚為成功。

麥當勞售價及工資有比較各地工人實際收入的功能,與其有節省主婦入廚時間衍生的經濟價值,俱為麥當勞創辦人「非預期的結果」。以後者來說,它大規模地、有世界普遍性地改變了千百年來人們把大部分非生產性工作時間用於準備食物上的習慣。在工業革命以前世人過的生活大都耕作糊口,據克拉克在《走出窮愁》(G. Clark:《A Farewell to Alms》)的紀述,直至一七○○年,英國普羅大眾每天十多小時的工作換得的「每日食物」只有白麥包和啤酒……;如今主婦不但不必終日困於廚房,在發達國家甚且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便賺得足以維持健康生活熱量的工資(以香港為例,在麥當勞店工作一小時可賺取四個每個有五百四十熱量單位的巨無霸,而一個六呎高八十公斤重的五十歲男性每日只須一千七百三十六個熱量單位),以此比較,似可看出各地人民生活水準的高下。以時薪最高的丹麥看,購買一個巨無霸只須在麥當勞店工作七分鐘,香港大約二十三分鐘,而中國則要一百零六分鐘……。以此觀之,內地薪金仍有一段很長的「升勢」才能趕上香港;目前香港麥當勞僱員的收入,以巨無霸衡量,似乎相當不錯。推而廣之,香港的最低時薪應該不會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