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12

陳日東:市場至上的迷思

十月廿八日《明報》談論沙田今昔,提及榮樂茶餐廳。記者有所不知,榮樂鎮店之寶,其實是一個滿腦銀絲,早上才坐鎮櫃䒷的老婆婆。有一趟,她和街坊閒聊,透露自己年逾九十,可謂全港最年長的收銀員。她的動作不及年輕一輩利落,但頭腦清醒依然,沒見過她出錯。有她坐鎮,幾百呎的空間,立時溫暖起來。她兩個兒子衝鋒陷陣,她這個母親慢條斯理,一剛一柔,調和得恰到好處,地道的茶餐廳漾起家的感覺。這種滲透溫情的消費經驗,不可能在集團式經營的餐廳那些穿制服的員工身上?大集團效率至上,年過五十的員工都不多見,怎容得下慢手慢腳的長者?

長者問題的隱性歧視

隨覑連鎖店集團攻陷本港大街小巷,陸續消失的不單是老字號、街坊店舖和一道道人文風景(小店的裝潢和格局充分展現庶民的品味和美學),還包括高齡人士的工作機會,他們除了退休外,理應有充足的生活選擇。事實上,只要一把年紀,即使身壯力健,即使有工作意欲,但因為吸收新事物的能力不及年輕人,反應又較慢,都被看成缺乏競爭力的一群,注定遭市場淘汰。「老人」和「問題」像連體嬰,經常一起出現,根本是一種隱性歧視,代表她/他們是社會的負累,靠有工作能力者救濟,潛台詞是經濟發展的絆腳石,經濟發展講求優勝劣敗,除了少數富豪和專業精英,大多數長者都被看成閒人,甚或有無盡需索的準苦主。在錙銖必較的香港社會,對經濟發展欠缺建樹的老友記,如何能覺得自己活下去是有益於人?其活動空間如何可以不止於公園、圖書館或老人中心,而是和普羅大眾更有機地生活在一起,與世界同步?他們又如何能發揮一己之長,將人生經驗和識見跟大眾分享,作重質不重量的貢獻,晚年在燦爛的餘暉中度過?這不是說長者必須有工作有收入才有存在價值,但一個進步而體貼的社會有必要照顧到長者各方面的需要。

手工藝品被強制沒落

瀝源鸷附近,一個領匯管轄不到的角落,有一個小販定期出現,替人家磨鉸剪剷刀。這種手工藝,跟打銅、打鐵、維修風扇、做燈籠、紙紮等行業(可見於《明報》11月4日《街知巷聞》版),一樣式微。大家不覺得有問題。一般人被經濟學者洗了腦,市場供求決定一切,工廠生產出來的日用品價廉物美,消費者不再需要這些落伍工藝,日用品有破損,甚至款式稍為過時,便買一件新的回來。手作仔被淘汰,理所當然。這是社會進步的代價,工藝師傅要面對現實,不想做寄生蟲,便努力學習轉型,自我增值。這種經濟學觀點假設人的謀生能力可輕易透過再培訓而轉變,對人的特性本身就有一種不合情理的要求。人不是電腦硬件,隨便輸入另一些軟件便可轉換功能。人對自己那門手藝的多年感情,亦不是說拋開便拋開,它甚至是一個人肯定自我身分和價值的憑證。任這些行業和手藝自生自滅,由凡事往錢看的市場力量主宰生死,只表示我們社會欠文化深度,沒有就永續發展的多元性制定長遠目標和戰略規劃,保育本來甚有價值的個人化技藝。迷信經濟學那一套,把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當成頭等大事,任何規管和調控都被視作損害市民利益的行為,結果只助長市場霸主的獨裁行為,貧富懸殊便是明證,只助長窮奢極欲的生活方式,並非真正有益於社會和大自然,讓人活得環保的同時也活得精彩。

吹噓放任市場變幫兇

有人會質疑,政府沒理由浪費資源,妨礙市場正常運作,拯救喪失了存在價值的夕陽行業。這意見隱含一個前提﹕市場規律和自然界一樣會自動擇優汰劣,這種趨勢不可逆轉,強加干預,只會弄巧成拙。有這種想法的人,忽略一個現實問題﹕市場不是渾然天成,而是按特定群體的利益和需要設計出來,當中不免受財雄勢大者所把持。人類社會可貴之處,在於限制強者欺凌弱者。主流經濟學的信徒崇拜市場,把政府必要的規管一律妖魔化,實際上是借效率之名替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護航,背棄文明世界的初衷。要知道,一個行業的衰落,並非單純因為追不上時代需求所致。時代背後的發展規律極受市場幕後玩家所影響,對資本雄厚的跨國集團尤其有利。大資本家在全球化年代,有壓倒性的競爭優勢,是因為他們有以本傷人的本錢,而且會用大規模生產的方式壓縮成本,發動減價戰,搶佔各地市場,打壓有本土特色的中小型商號,以廉價而劃一的產品擠走不太便宜但較有個性也較耐用的手工藝。這種模式得以成功,有兩個先決條件﹕(一)龐大的市場需求;(二)盡可能少的政府規限。為了前者,大資本家投入天文數字的廣告預算,用無孔不入的宣傳方式洗世人的腦,打造貪新棄舊的消費狂潮。為了後者,他們把生產程序移至第三世界,利用當地政府和政策的各種漏洞魚肉工人,掠奪自然生態的寶貴資源。換言之,其產品擁有價格上的絕對優勢,並非如經濟學論述所指,全因他們有與眾不同的企業家才能。經濟學者一面倒踐踏政府規管,吹噓放任市場,縱使出於良好意願,但在客觀效果上,並非以全體人類的福祉為先,而是替不公義的市場行為鳴鑼開道,變相助紂為虐。心水清的讀者,不妨多加留意,看看本地經濟學者和地產霸權的立場,觀點是否經常保持一致,便知梗概。

有錢賺盡的運作原則

說到底,時代需求不是自然現象,而是重量不重質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在市場效率壓倒一切的社會氛圍下,加諸在普羅大眾身上所得出的一種集體反應。理想生活的「質」,例如地道茶餐廳(不是連鎖快餐店)的消費經驗、戶外逛街(不是室內商場)的生活情趣、物盡其用(不是用完即丟)的良好感覺——不受人重視,根本是市場至上的商業文化和制度使然。所以我們要改變思維,拋棄主流經濟學的偏見,經濟學者喜歡把問題簡化做政府和市場的二元對立,完全毋視第三部門在政治經濟領域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對症下藥,例如提倡聯合國這類世界性組織,向跨國企業的生產線抽取環保稅和社區重建費,以懲罰這些貪得無厭的商業怪物虧空和糟蹋地球資源,彌補其經濟掠奪行為對世人所造成的巨大傷害。以量取勝的生產方式一旦受制約,用完即棄的生活態度便會隨覑成本增加而收斂,人們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消費模式,將舊物循環再用的誘因得以加強。像磨刀、打鐵、維修電器這些手作仔的需求有望止跌回升,富人情味的生活和消費方式重新有發展空間。換言之,時代需求並非一成不變,視乎我們有沒有足夠智慧因勢利導。

事實上,備受經濟學吹捧的市場力量,只懂按有錢賺到盡的原則運作。所謂高效率,是犧牲個人和社會的立體多元性而換回來的,背後有一套價值觀,把人當成生產機器和消費動物的混合體。這嚴重扭曲了人的本性及其生存意義。物慾滿足根本要適可而止,無止境的消費不單無法讓人獲得持久快樂,更帶來本可避免的生態災難。我們不是要全盤否定經濟學,但必須重新反思以消費為發展之本的指導思想,對地球上所有生物造成的重大危害。這方面,李偉才先生九月份在《信報》一系列名為〈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的文章,有深入淺出的探討,值得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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