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24

北風:為什麼我離開香港?——維權人士北風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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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1-12-2012 

編按:2010年,內地著名媒體人,同時也是知名的維權人士北風(溫雲超)以「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港。近日,他卻突然被告知必須回老家廣東辦理港澳通行證。他擔心自己一旦回去,就會失去自由。近年,北風曾參與和報道多起公民事件,榮獲法國人權委員會2010年度人權獎。今年6月,他在香港執筆起草《關於要求嚴肅調查李旺陽死亡真相的緊急呼籲》。出於種種考慮,北風決定離開香港,遠渡重洋到美國擔任一年的訪問學者。離開前,他回顧了自己在港的這兩年多時光……



最近流行講故事,我也講講我的故事。兩年前,我依「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到香港,入境那天,是2010年的1010日。百年前的中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成立,1010日成為「國慶日」,香港成為民國開國先賢們重要的「顛覆」基地。更巧的是,我到了香港後,領到的香港身分證號碼竟然是89XX64,恰是23年前的那個紀念日。一些巧合,似乎在暗示覑命運的變化。

背負另一個「六四」身分

在此之前,我被內地政府限制出境,只是可以到香港工作,廣州方面巴不得我離開廣州,免得給他們製造麻煩──他們認為我是多起抗議事件的幕後黑手。在我寫下保證書之後,我才得以前來香港。赴港之時,恰逢劉曉波獲得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內地國保非常擔心我作為嘉賓前往奧斯陸觀摩頒獎禮,一再要我作出保證。其時我也得到了當年的法國人權獎,我想,那就等事情冷卻後再回大陸吧。沒想到,在那之後,就一直沒有回過內地。

2011
2月,中國爆發「茉莉花革命」,大批活躍人士,包括我的很多朋友,都被當局非法拘禁,失去聯絡,我多次受到廣東方面的警告,要求不得接受媒體採訪及參與活動。6月,在我去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聲援了艾未未、冉雲飛等因「茉莉花革命」受到抓捕的人士之後,我的電話、電郵和推特(twitter)同時受到海量的攻擊和干擾,所有家人的資訊也被發布到網上並遭到惡毒謾罵。在731日當天,我接到了311個騷擾電話;2012426日,我的推特受到59萬次mentions騷擾;而我的Gmail郵箱,最多的一天,在一個小時內有超過5G的郵件湧入。在2012年的6月至7月間,因為發起「關於要求嚴肅調查李旺陽死亡真相的緊急呼籲」的聯署,並與香港各界深度合作為追尋李旺陽先生的死亡真相奔走呼號,數以百計不知來源的攻擊抹黑我的文章被人發布到網上。對我的攻擊,持續到2012年秋天才結束。

我怎樣面對死亡恐嚇

2011
11月,有可靠的內地朋友傳話過來,讓我不要單獨去澳門和越南,在香港也不要單獨和陌生人見面,否則可能會有人身安全方面的威脅。壓力大得我夜不成眠,血壓不斷升高,聖誕前夕,我鼻子血流不止,不得不叫來救護車去了醫院,止血後回到家裏後再流血,不得不去醫院留院觀察兩天,平安夜我是在東區醫院過的。我的父母,原來約好聖誕假期來香港玩,卻不得不到醫院來探我。此後的一個月,幾乎每天都流幾次鼻血,在我前半生,這是最不堪回首的一個月。

2012年的全國「兩會」前,他們跟我家人說:讓北風低調些,要知道,香港也還是中國的。

我只是想做一個正常的人。

在港兩年,雖無時無刻不是生活在焦慮中,但我很慶幸,能在香港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剛到香港時,我足足花了半年時間,才對警車的聲音脫敏。在廣州時,一聽到警車聲,就會不由自主望望窗外,看警車是不是停在自己樓下。

我愛香港,因為香港有法治和自由,儘管很脆弱。但我也跟朋友們說,我不喜歡香港,因為香港也是個2B城市:too busy and too business。香港太秩序化了,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高度的秩序當中,以至於,我很難在香港找到一個酒友──朋友們往往在喝掉兩瓶啤酒後說,不好意思,明天要上班。

在香港,我的收穫是無數的感動,從維園到新舊政府總部的路,我走了好多次,為紀念「六四」、為「七一」雙普選、為「反國民教育」等等。每次走到人流裏,看覑身邊的人,都會從心底湧出一句,幸好香港有你們,幸好中國有你們。特別是在為李旺陽先生追討死亡真相那次遊行,我幾乎全程都是淚流滿面,數以萬計的香港人,為一個陌生人走上街頭。遊行結束後,我寫下了此生的處女詩作,其中一句是「你們是幸運的,你們可以自由的悲傷」。在我的理解裏,香港人有很堅實的底線,當底線受到挑戰,香港人就會激發出強烈的情緒甚至行動。例如趙連海、艾未未、李旺陽以及「反國民教育」。

陳雲掛掉了我的電話

在「蝗蟲」風波的時候,我到一個電台做嘉賓,電話連線陳雲先生。我說,如果陳先生認為不支援「蝗蟲」論是不道德的,且又認為孔慶東稱香港人為狗是侮辱話語,那說別人是更低等的昆蟲又為何能有道德的正當性?陳先生掛掉了電話。

我想我作為一個媒體人,或可以說算是一個知識分子,我自然會對我認為不合適的一些香港朋友的言行提出批評,這無疑會挑動一些人的神經,因此,我在臉書上也經常會受到一些香港網友的謾罵。香港有能力提出批評的人大多都把自己寫的字換稿費去了,或是不願意得罪公泷而不願作出公開的批評,如果我所受的謾罵,能給香港帶來一些思考,這是的我榮幸,甚至可以說是我的責任。

2012
324日晚,特首選舉前夜,香港人在中環廣場前舉行集會反對小圈子選舉。我做了個牌子,上面寫覑「蝗蟲支援你們」。我知道,反對「蝗蟲」的人,同時也是為李旺陽先生走上街頭的人,因為珍惜香港,所以憤怒,不會憤怒的社會,只會更快地走向沉淪。

他們要我返回危險地

2011
12月,我依正常途徑,通過中國旅行社提出申請更換我的港澳通行證,幾天之後,旅行社的人打電話給我,說廣東公安方面退回了我的換證申請,要求我回到廣東戶籍所在地更換。

我清楚,我可能再也無法繼續在香港居留了。我還有一年的時間,可以尋找安身之處考慮我的去向。

如果留在香港,無疑能及時捕獲香港及內地的脈動,對我介入推動內地的社會轉型都有莫大的好處。一直到20129月,我都在盤算覑,「十八大」召開之後,中國的社會氣氛能否有所鬆動,我回去受到限制或剝奪自由的可能性會不會小些。但事情沒有按我預想的方向發展。

在「十八大」召開之前,廣州國保幾次找到我的家人及朋友,問題不外乎是:北風有什麼打算?北風得回來才能辦證,回來辦證可以,他要低調些,回來把問題說清楚。

怎麼樣才能算是把問題說清楚,以我對他們的了解,這是一個不容易處理的事情,他們問我的事情,如果我說不知道,他們不會相信,如果我說知道,就得牽扯出我自己或是我朋友們所做的事情。甚至,他們會直接問有些事是不是我做的,我說不是他們不會相信,我說是,就不如直接自首去坐牢。

如果這個國家有所敬畏,或是有公正透明的司法,我相信我堅守良知所做的事情經得起任何標準的檢驗,但在當下的環境中,我不能把檢驗的標準交給魔鬼。如果我生活在自由的地方,我可以利用我積累的人脈和媒體資源,讓外界更準確地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更何,他們有可能只是希望平安度過「十八大」,不想我給他們製造麻煩而安撫我,目的並不是為了解決我的證件更換問題。

誰能阻止我離開香港

有時他們也會把姿態放軟:北風說的那些東西,可以理解,要注意方式、方法。北風在香港做的那些事情,也是合乎香港法律的,但要注意國內的影響。

「十八大」後,當他們確定我可以去美國做訪問學者時,他們跟我的家人說:我們知道北風不會回來辦證件了,他要去什麼地方,那是他的自由。但不管北風去哪裏,我們都希望他低調,他不回來,但你們老人還在廣東。北風不要以為人在香港我們就拿他沒有辦法,我們想讓他不能離開香港,我們也是有辦法的。

其實我很好奇他們有什麼辦法阻止我離開香港。有意思的是,國保不願意把他們的名字告訴我家人,也再三要求我家人不要把他們的電話告訴我。或許他們害怕我把他們的名字放上網,或許他們知道所作所為無法經受時間的檢驗。

11
月中旬,在「十八大」閉幕之後,一個朋友給我帶來消息,廣東方面仍然限制我出境,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情──「關門打狗」。其時,我已經想明白了,如果不能回家,100公里和1萬公里有什麼區別呢?如果有互聯網,1萬公里跟100公里又有什麼區別呢?

我常常跟朋友們講,我按三條線來處理自己的言行:一個是法律,我希望我所有做的事情都能符合所在國家及地方的法律;二是常識,有些事情按法律規定不可為,但常識告訴我們應該這麼做,我們就得遵從常識的判斷。三是良知,亦或是上蒼,有信仰的人可以稱之為神,我們最終將要遵從內心的價值。參與抗爭,不僅僅是為了某些抗爭的訴求,更多的時候,是對自己的救贖。

我看見了香港的未來

未來香港,會受到更多挑戰,上次選舉,泛民在立法會的制衡作用受到嚴重削弱,權力的傲慢無處不在,權貴資本不斷侵蝕港人的生存空間。香港能否不再往下沉淪,香港的朋友們可能需要更多的走上街頭。街頭,未來幾年將會是香港民泷唯一的戰場。

未來幾年,將會是香港民主進程的關鍵時期,「雙普選」能否得以真正落實,將直接決定香港的未來。一些看法,應該可以成為共識:香港沒有民主,香港的法治和自由便沒有保證;中國沒有民主,香港的民主也不可能真正落實。香港的最高權力背靠的是一個專制政權,不需要向選民問責的權力,終將蛻變成民泷的敵人。因此,香港與內地民泷,需要反抗的物件是一致的。

「蝗蟲支援你們」。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與香港朋友們話別」)

北風,原名溫雲超,曾在內地任電視台記者、報館編輯,曾獲《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選為「領銜2008中國人物」,是內地維權中堅。2010年來港,在陽光衛視任職,並在港發起徹查李旺陽死因的聯署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