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7

沈旭暉:解構馬里悲劇(1-5)

沈旭暉:解構馬里悲劇(一)——昔日的「非洲和諧社會」


西非國家馬里忽然成為全球焦點,先是法國高調出兵馬里「反恐」,然後阿爾及利亞激進分子聲稱為支援馬里叛軍,製造了近年最大規模的跨國人質綁架案。然而香港人還是會問:與我何干?其實卻是有關的。馬里局勢急速惡化,不過是近年的事,此前「馬里模式」代表了一個維穩樣板,一度被認為值得鄰國效法。當「非洲穩定綠洲」逐步淪為恐怖活動中心,給西方的震撼是巨大的:連馬里也可以這樣,那幾乎任何第三世界國家也有同樣可能。要明白今日亂局,我們先要了解昔日馬里緣何成為楷模。

昔日的非洲民主綠洲

冷戰時期,大多數非洲國家實行獨裁管治;直到冷戰結束,西方大國不再需要和非洲獨裁者合作抗衡蘇聯,迫使各國改革,令非洲各國出現民主化浪潮,馬里也在1991年爆發推翻獨裁者的「三月革命」,並在翌年修憲,落實全民普選、三權分立。與鄰國相比,馬里是民主化得最徹底的非洲國家之一,除了制度,也因為馬里的直選總統較能實現全國和解,軍隊干政也不嚴重。2002年,首任民選馬里總統完成10年任期,政權和平移交到下任,更成為政權輪替的典範。美國前總統布殊設立「千禧合作計劃」挑選符合人權、法治、廉潔等標準的國家援助,馬里就是第一批達標的少數非洲國家之一。

馬里社會對宗教包容

馬里境內有眾多少數族群,包括這次起事的主角圖阿雷格族(Tuareg),但總體來說,馬里社會一直以對族群寬容著名。馬里憲法規定,政黨不能單以族群劃分,避開了像東非肯尼亞那種族群主導的民主,以往分離主義也不是競選主要議題。圖阿雷格族雖不時起事,但這群聚居地橫跨西非數國的游牧民族明白,與尼日爾、阿爾及利亞等鄰國相比,馬里政府對他們已算不錯,起事只是為了向中央爭取資源。就是到今天,還有很多圖阿雷格人住在南馬里,支持中央政府,反對同胞搞獨立。

馬里對宗教議題也十分包容。雖然九成以上國民信奉伊斯蘭教,但馬里憲法規定國家是世俗國家,教士沒有參政傳統,而且馬里遠離伊斯蘭中心,國內穆斯林一般把伊斯蘭教義與本地習俗、傳統宗教糅合在一起,激進伊斯蘭一直沒市場。馬里人又以酷愛音樂、體育聞名世界,全球最著名的馬里人就是那幾位歌手、球星,更不會喜歡激進分子提倡的單調生活。

其實「馬里」這國名,本身就暗示了宗教寬容:它源自中世紀輝煌的馬里帝國,這國家出了一位著名的黃金大王穆薩王(Mansa MusaI),他去年被《名人淨值》網站評為人類史上最富有的人。馬里帝國名城廷巴克圖(Timbuktu)是當時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被稱為「333聖人之城」,不但是世界文化遺產,也在「新七大奇蹟」選舉進入最後20名。然而廷巴克圖遺蹟屬於伊斯蘭的「異端」蘇菲教派,不被主流穆斯林接受,馬里卻表明以此自豪,這已說明一切。

911的西非反恐橋頭堡

有了上述本錢,馬里也在區域安全扮演積極角色,認為自己有責任協助鄰國維持穩定,打擊激進勢力。911後,美國針對西非的激進組織,成立了「泛薩哈爾反恐計劃」(Pan-Sahel Initiatives),把馬里、尼日爾、乍得、毛利塔尼亞等西非國家拉在一起合作反恐,後來擴充到11國參與的「跨撒哈拉反恐計劃」。在這些國家中,馬里是最受信任的政府,成為美國重點合作伙伴,馬里軍人在中西非衝突中,都有派到當地維和。美國軍事教官也以馬里為落腳點,不少新一代馬里軍人獲邀到美國受訓。何馬里雖窮,但近年既得到美援,又成為中國投資對象,加上傳統法資,倒也令人憧憬。

好了,就是這個「馬里模式」,在過去1年完全破產:首都爆發政變,民選總統被軍人趕下台;政府軍不堪一擊,而搞政變的領袖,卻是美國訓練的維穩精英;圖阿雷格族攻陷北部全境建立「阿扎瓦德國」(Azawad),日常生活的族群矛盾變得尖銳;連立國象徵廷巴克圖陵墓,也被激進伊斯蘭軍破壞。究竟哪裏出了錯?

(五之一)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沈旭暉:解構馬里悲劇(二)——全球化激化分離主義立國夢

究竟是什麼因素,令「非洲和諧之都」馬里變成恐怖活動天堂?微觀原因當然很多,像不少人談及的利比亞內戰令武器流入,但那些實在不是主因。反而以下四大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因素,才是「馬里模式」崩潰的關鍵,而且類似現象很可能在其他國家陸續出現。今天先談首項:全球化如何激化分離主義者的立國夢。

冷戰後的「泛柏柏爾主義」

以往一個民族要爭取更大程度的自治或獨立建國,要麼有龐大跨國資源,例如猶太復國運動;要麼投靠大國成為附庸。馬里北部圖阿雷格族2012年起事前,在過去百年已先後4次爆發騷亂,但一直未成氣候,除了軍事力量不夠,也因為沒有大國當後台,又缺乏國際網絡支援,只能孤軍作戰。但冷戰結束後,不少國家、族群重新建構身分認同,各種互相排斥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宗教主義紛紛復興,例如興起激進伊斯蘭主義之餘,也有阿拉伯民族主義針鋒相對。

馬里起事的圖阿雷格人,屬游牧民族柏柏爾人(Berber)的一支。他們主要生活在馬里、尼日爾、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布基納法索五國,被法國殖民前,原來就建立了鬆散的邦聯,而在撒哈拉沙漠,國界是不重要的,所以他們的向心力依然很強。但上述各國脫離法國殖民者獨立後,城市化過程令不少圖阿雷格人遠離根據地、走入社區,令其身分認同大為削弱。直到冷戰結束前後,泛突厥主義、泛亞美尼亞主義、泛庫爾德主義等紛紛興起,圖阿雷格人的母體柏柏爾人也通過塑造阿拉伯人為對手,興起「泛柏柏爾主義」,其起源可追溯至80年代的阿爾及利亞。受到這思潮鼓勵,圖阿雷格人之間的跨國合作愈來愈多,例如他們在19901995年起事,就是馬里、尼日爾兩國的圖阿雷格人同步進行,而富抗爭經驗的阿爾及利亞南部,也成了圖阿雷格人的訓練地之一。

「西撒哈拉問題」捲入馬里

圖阿雷格人人數不多,近年居住地分散了,原本再不容易維繫身分認同。但互聯網的興起,卻及時解決了這問題,讓居住在撒哈拉沙漠各方的族人實時溝通。最典型的例子是兩名圖阿雷格青年被馬里政府以「叛國罪」下獄,卻迅速成為當地新生代的facebook英雄,獲聲援、被「like」無數,結果令圖阿雷格青年連成一線,就像茉莉花革命那樣。

1995年,柏柏爾人成立了自己的跨國組織「Amazigh World Congress」,作為強化身分認同、互相支援的機制,圖阿雷格人開始有北非其他柏柏爾人為奧援。圖阿雷格族單方面「立國」,摩洛哥政府宣布不予承認,但民間卻普遍同情這些遠房親戚。摩洛哥評論員Hassan Masiky認為政府應協助圖阿雷格人爭取較大權益,起碼要讓他們爭得自治,因為這對摩洛哥也有好處:只要國際社會承認了「馬里主權下的圖阿雷格自治模式」,摩洛哥多年前吞併西撒哈拉造成的「西撒問題」,也可用同樣方式解決。這些發展,都讓圖阿雷格人不像1962年馬里獨立後首次起事時那樣孤立。

卡扎菲倒台與馬里:是果不是因

不少評論認為,西方支持利比亞反對派推翻卡扎菲,令效忠卡扎菲政權的圖阿雷格僱傭兵拿覑先進武器返回馬里打內戰,是馬里亂局的導火線。其實這是倒果為因。以北馬里和圖阿雷格族為主要調研對象的《獨立報》專欄作家Andy Morgan,曾在去年發表一篇詳細的時局分析,介紹了一些圖阿雷格領導人,包括他認為最有遠見的老兵Ag Bahanga。此人在多次起事失敗後,明白到必須依靠跨國網絡的力量,於是流亡利比亞靜待時機,一看到利比亞反對派示威,就預見了卡扎菲的結局,立刻以上述意識形態,說服卡扎菲軍隊內的圖阿雷格人及早叛離,返回馬里追尋建國夢。換言之,圖阿雷格雇傭兵的離開,並非在卡扎菲覆亡後才開始,反而這是卡扎菲軍力下降的原因之一。要是沒有泛柏柏爾主義的散播、激化了圖阿雷格立國夢,僱傭兵也許會留在利比亞,或走到別的地方,成為一方軍閥而已。

(五之二)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沈旭暉: 解構馬里悲劇(三)--- 南蘇丹與南美毒梟

在馬里亂局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圖阿雷格人原來只要擴大自治,現在卻上升到立國,這也是受新的國際形式感召,因為與非洲分離主義相關的潛規則,近年已被改變。

厄立特里亞、南蘇丹、庫爾德人的鼓舞

在冷戰時代,非洲團結組織堅守一大原則,就是尊重殖民時代疆界、不容許新國家輕易獨立,以免族群問題極複雜的非洲大陸天天內戰。但冷戰結束後,這潛規則卻備受調整,有兩個新國家成功在非洲獨立,並得到國際社會認同。其中一個是由埃塞俄比亞分裂的厄立特里亞,那勉強還可以算是沒有違背「尊重殖民邊界」原則,因為厄國曾獨自成為意大利殖民地,後來被埃塞強行兼併。但2011年獨立的南蘇丹就完全不同,從來沒有作為一個整體被單獨殖民。既然如此,圖阿雷格族分割北馬里,成立「阿扎瓦德國」,也不是沒有先例。起碼他們也能舉出馬里獨立前,圖阿雷格諸酋長寫給法國總統戴高樂要求獨立建國的信,作為歷史佐證,相信「南蘇丹人做到的,我們也做得到」;去年圖阿雷格人單方面宣佈立國時,正是馬里發生政變廢除憲法的一刻,其「分列領土」行為以馬里失去有效管治為背景,並非毫無理據。

長年爭取獨立的庫爾德人在冷戰結束後的際遇,也鼓舞了圖阿雷格人。庫爾德人同樣散居在多個國家,立國無期,更一度被伊拉克的薩達姆殘酷鎮壓。但薩達姆倒台後,伊拉克被分為三大勢力範圍,北伊拉克成了庫爾德人「高度自治」的地方,除了名義上不是獨立,基本上和獨立國無異,也成了其他各國庫爾德人的大本營。讓北馬里變成圖阿雷格人的北伊拉克,支援鄰國同胞,正是他們的夢想。



南美毒梟「可卡因專機」改變馬里天然生態


另一個全球化改變了的潛規則,就是本身資源的局限,可以被極短時間內出現的非法貿易改變,再顛覆當地原來的社會倫理和制度。馬里是全球最窮困的二十五個國家之一,但貧窮不一定滋生分離主義或恐怖主義,原因很簡單:獨立了,也不一定富得起來。圖阿雷格人聚居的北馬里,卻忽然在過去數年找到新財源:自從美國嚴打墨西哥販毒集團,南美毒梟就要開闢新線路,把毒品輸送到歐洲。此時金磚國家崛起,巴西大舉開闢和非洲國家的貿易航線,結果也變成新興毒品航線,各國毒梟紛紛使用。

 其中巴西毒梟的最愛中介是同屬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安哥拉,但地處撒哈拉沙漠、能溝通非洲南北兩部的北馬里地廣人稀,比政府大本營所在的南部更容易和歐洲交易,也成了新興毒品中轉站。年前有南美毒梟租了一架波音客機,載滿十噸可卡因,直接從委內瑞拉飛到馬里運貨而意外墜機,總算讓這條航線曝光,比電影能想象的規模更誇張。這樣一來,圖阿雷格人有了新「業務」,而這業務往往要靠恐怖份子掩護,令倒向激進勢力的族人越來越多。另一方面,由於從事這門「業務」的人需要本地身份掩護,一些原來沒有強烈意識形態傾向的人,也紛紛加入圖阿雷格叛軍。昔日族人起事只為向中央要資源的簡單局面,就徹底複雜化了。

(五之三)



沈旭暉:解構馬里悲劇(四)——蓋達的「新加盟店政策」

馬里變成恐怖活動中心的另一個關鍵,自然和激進伊斯蘭組織、特別是「伊斯蘭馬格勒布蓋達」(AQIM)有關。但正如我們曾介紹,激進思想在講求包容、喜愛音樂的馬里沒有市場,為什麼這次能成為氣候?

加盟店騎劫本土主義

這答案源自911後,美國令拉登的蓋達被迫轉型。由於上層指示再難下達,蓋達總部不能再直接建立各地支部,只能接受信奉同樣「理念」的地區組織加盟。例如「伊拉克蓋達」,原來就是扎卡維的嫡系組織;現在聲名大噪的AQIM,原來也是阿爾及利亞人自己成立的組織,由名到實都與蓋達無關,後來獲得總部確認,才使用統一「集團品牌」。

這類「加盟店」雖能擴大蓋達的聲勢,但往往過分強調宗教、忽略單純的本土議題,而單憑對伊斯蘭教法的堅持,並不容易爭取一般人民支持。問題是蓋達基本教義並不支持任何伊斯蘭國家、包括分離主義的建國訴求,因為他們要建立的是伊斯蘭國度,若變成為獨立而戰,就「腐敗」了。為解決以上兩難,蓋達的「地方加盟店」,就發展了另一批不以蓋達命名的子組織,有些直接從母體分裂,有些和當地組織結盟,目的就是以本土主義的面貌魚目混珠。例如在利比亞,包括蓋達成員在內的伊斯蘭激進分子和反對派一起作戰,一面推翻卡扎菲,一面拓展勢力;在敘利亞,他們也和西方支持的反對派一起推翻阿薩德。尼日利亞北部的激進伊斯蘭軍「博科聖地」(Boko Haram)近來成了AQIM盟友,正是這類組織的典型:既強調宗教,又策略性地利用分離主義,其活躍地區正是昔日北尼日利亞的「博科帝國」故地。

馬里叛軍Ansar Dine的雙重性格

馬里叛軍的情也是這樣。圖阿雷格人爭取自治或獨立的最大組織,原來是「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MNLA),他們只希望立國,反對伊斯蘭教法一類主張。但在內戰期間,逐漸冒起的卻是另一個圖阿雷格人組織「信仰捍衛者」(Ansar Dine)。初時當地人搞不清楚兩者的分別,以為都是爭取自治的組織,而Ansar Dine作戰能力更高、資源更豐富,得到不少支持。後來Ansar Dine的真面目逐漸出現,一來和AQIM關係千絲萬縷,二來本身就主張使用伊斯蘭教法,但那時候他們已佔據名城,羽翼已豐。最後兩個組織反目,反而是較單純的MNLA被逐出勢力範圍,可說是蓋達成功騎劫了圖阿雷格人的民族感情。

但事到如今,Ansar Dine客觀上還是圖阿雷格人的代表,就是當地人對禁止西方音樂一類激進作風如何不滿,也未必願意挺身而出。這是因為他們的自身利益也被綑綁在一起,犯了共孽,例如不少沒落的圖阿雷格貴族利用亂局,把那些已被釋放的昔日奴隸重新捉回來,擔心一旦AnsarDine崩潰,新政府會對全體圖阿雷格人秋後算帳。這情就像阿富汗的塔利班,基本上以普什圖族人為主體,激進主義和要獨立建國的「大普什圖主義」糾纏在一起,否則塔利班單靠宗教熱情,是不可能保住元氣的。

蓋達支部不斷分拆的目的

AQIM還在同一地區分拆了另一支部:「西非統一及聖戰運動」(MOJWA)。相對於AQIM總部由阿爾及利亞人主導、Ansar Dine的主要組成是圖阿雷格人,MOJWA也有其特色,就是由黑人、特別是馬里黑人領導。換句話說,那些不屬於圖阿雷格人的馬里人,要是有意加入「聖戰」,就毋須被迫融合到其他族群,還有一個度身訂做的黑人框架可以使用,這可算是AQIM變相放棄「聖戰凌駕一切種族」這理念的隨機應變。其實,參加這些子組織的都是些什麼人?我們不能排除有個別基於純「理念」加入的成員,但觀乎馬里缺乏激進主義傳統,似乎他們更可能是通過綁架、販毒維生的邊緣人。

當法國高調介入馬里,以取締「阿扎瓦德國」、重建統一馬里為目標,更容易激起當地民族主義,主要處理不善,反而可能將本來各有矛盾的組織,又重新聚在一起。假如馬里政府未能推出德高望重的圖阿雷格人打對台,讓蓋達繼續騎劫分離主義運動,法軍更必須主動拉攏MNLA,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五之四)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沈旭暉:解構馬里悲劇(五)——中美法大國博弈連鎖效應

里局勢惡化後,國際社會貌似行動一致,但其實利益並不一致。觀乎近年大國爭奪非洲的佈局,無論哪國出現動亂,差不多的結果幾可預料,因為他們的利益差異,必然發生結構性衝突。

法國與「三杜爾精英階層」

馬里作為法國前殖民地,自然和法國關係密切,雖然在立國初年倒向蘇聯陣營,但不久就重回巴黎懷抱,傳統精英階層幾乎都有留法經驗,而法國與當地大家族、酋長等,依然有特殊感情。像馬里民主化後的第一任總統M杜爾(Moussa Traore),就曾在法國軍事學院讀書,被巴黎視為可靠的伙伴。他的繼任人、也就是去年被政變推翻的A杜爾(Amadou Traore),也在法國接受軍事訓練,他在1991年推翻獨裁者,被視為得到法國首肯。到了現在那位馬里元首,即政變後各方妥協下產生的代總統D杜爾(Dioncounda Traore),就學單位也是法國尼斯大學,就是他寫信向法國求援,令法國出兵。他接任後不久,軍人又企圖發動政變,衝入總統府把他脫光衣服圍毆,此後他出國避難數月,地點自然還是法國。法國這時候出兵除了有資源利益計算,也是回應了「三杜爾」代表的精英階層,希望鞏固對西非各國傳統精英的向心力。

美國姑息中層軍人政變

美國近年以非洲為反恐戰爭基地,美軍又在非洲設立司令部,自然也需要籠絡當地領導層。但美國的統戰重點並非傳統精英,而是有潛力成為未來領袖的中層新星,也較重視和中央政府鞭長莫及的地方勢力合作。去年發動馬里政變的中級軍官Amadou Sanogo,曾獲邀到美國培訓,統率美國訓練的新軍,就是美國軍事計劃培養出來的典型例子。有趣的是這位「美國產品」發動政變後,華府卻一反常態,沒有像其他西方國家那樣、也沒有像回應其他政變那樣,立刻凍結對馬里的援助,而是強調美國和馬里的反恐合作必須延續下去。

在美國大學任教的西非政治學者Okey Iheduru認為,這反映美國對馬里親美政變集團的「戰略性含糊」,並相信華府有人認為這些軍人比起不能「做實事」的民選政府,更能提供反恐支援。要是政變失敗,原政府得以運作,叛軍是否還是勢如破竹,尚未可知。而Sanogo控制大局時,法國是沒有任何出兵打算的。

中國投資非洲與反華思潮

至於近年已成為馬里最大貿易伙伴的中國,角色也不容忽視。法國出兵後,西方有媒體批評中國沒有盡應有責任、「搭便車」,若這指中國沒有出兵維和,並不公平,畢竟中國要在非洲培植法國、美國那樣的軍事實力,在可見將來都是不可能的。中國進入非洲的重點工作對象,從來只是國企、民企,與及能影響相關投資的官員。但宏觀而言,這又確實不代表中國作為最大貿易伙伴,在馬里盡了應盡的責任。

中國在非洲各國的投資,往往被批評為只顧做生意,漠視支援當地社會福利、不願培訓本土人員、參與西方國家不從事的基層買賣「與民爭利」、不尊重當地人民生活文化等,令不少非洲國家存在民粹的反華傾向,包括在發生人質危機的馬里鄰國阿爾及利亞。結果每次出現亂局,中國要保護的經濟利益,往往不是當地人民的保護重點,而一旦亂局延長、變成經濟危機,象徵暴發戶的華商,就容易變成替罪羊。也許是基於這分憂慮,中國沒有發揮最大貿易伙伴的身價,沒有想過牽頭調停各方。

換句話說,這些國際互動令法國不願第一時間出兵、美國不願第一時間打壓政變、中國不願第一時間以貿易優勢施壓調停,而他們之間在「全力合作」門面工夫下的互不信任,只會隨着馬里局勢膠着而白熱化。只要局面不能在短期內解決,中國就會懷疑是法國串同美國故意拖延,以影響中國在馬里的利益;法國會質疑美國不協助直接出兵,是陰謀拖垮法國、乃至歐洲經濟;美國會擔心一旦北馬里分離成為既成事實,當地會和中國建立經貿關係。馬里昔日的模範狀態,可能就一去不返了。

(五之五)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原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