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2-02

林行止:評《施政報告》

一、賢能扣分雙失領導 打破規囿擺明離譜

「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夫子(《論語.子路》)所指的是,當官(或管理)者為人端正,產生表率作用,不必下命令,下屬亦會跟着行動起來;相反,如果做上司的捨正路而弗由,要求屬員秉公辦事,即使三申五令、天天訓話,僚屬員工亦不會服從!以僭建打擊競選對手而結果被人發現其住宅(而且不只一處)亦有僭建遂被廣大市民標簽為不誠實(甚且被申斥因此騙取官職)、可信度低,有這類根本不適宜出任公職的人格污點,等同在「賢」方面打了個大問號;可是,於現行機制之下,梁振英仍然當上了香港特區領導人,他甫上台便揚言要「適度有為」,其志可嘉,以只要在「能」上有所表現,在「世無完人」的擋箭牌下,大部分港人只好接受這個不「賢」而「能」,亦可說是經濟學家所說的「次佳人選」當行政長官。

在法治社會,官民一體,信賴程序制度、倚重公務員編制,這套在香港行之有年並證實有效的管治習慣和傳統,回歸後仍受各方器重、奉為圭臬。香港百姓對這種有理路可尋、有進度可跟且能有效因應成敗並作出調適的行政體制,認同擁護。事實上,在法治之下,當年倫敦派來的領導人(香港總督)賢與不肖,以其受體制的規範、約束,香港人並不太在意;但如今中央與港官的口風,講求的是依法而治,與法治差之毫釐,即使人治尚未彰顯而法治根基仍在,然而,滲進了人治因素,社會能否和諧相處、有序向前,與行政長官是否賢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可惜,大家如今看到的行政長官,與「賢」固有距離,與「能」似乎亦相去甚遠。

曾蔭權主管香港,以其熟悉政府運作,安於現狀,雖然沒有積極作為,卻不算尸位素餐,亦無荒腔走板之政;不過,由於其前任董建華愚而好自用,終日碌碌、忙而無成,相比之下,曾氏辦事態度未免流於施施然、得過且過,讓人看到他不求有功因此並無全力以赴(許是為官多年在其英國教車師傅提點下深知本身辦事才具有限因此藏拙也未可知),走馬上任時吹口哨之餘尚奢言「玩鋪勁」,原來「勁」不在公務政事的推展,而在與豪客遊與權貴周旋酬酢的飲酒作樂上。反差反感交織,遂令渴望香港多方面更上層樓的港人失望。

回顧曾蔭權治下七年,香港獨旺的只有炒業—樓宇及股票—其形成的經濟泡沫,延續了港英末期把香港打造成「發達容易搵食難」的地方特色,多少港人因此厭倦腳踏實地工作和傾向不思長進的醉生夢死;而把京官當主子且因此洋洋自得的曾蔭權,因為沒有盡力而為做好他的領導工作,令港人不思進取,地產發展商只會從「發水」中賺錢!

二、

梁振英給港人帶來行事較其前任勤快、有為和積極任事的憧憬,由於與「賢」相去甚遠,筆者因此希望能夠從其「姍姍來遲」的第一份《施政報告》,看到「能」的一面。

行政長官發表以《穩中求變 務實為民》為題的《施政報告》當天,筆者正在旅途上,未能第一時間親炙「報告」全貌;回港後細閱這份文件,發覺其「未來五年的施政藍圖」,大有問題。

證諸過去數月,梁氏工作確屬勤力、行動快捷有勁力,而且毫不忌憚得罪既得利益階層,向各方面添加壓力,予人以他的確有為香港打造新局面的理念;可惜,「報告」反映了他在治事方面,竟然是不懂着力、不擅運力,以致行事無方、處事失序,如此的「實」力,恐怕會形成一股動搖香港社會平穩和諧、造成雞犬不寧局面的破壞力!

梁振英之前的《施政報告》,不論出於港督或行政長官之手,除了有提綱挈領的內容,還有附帶的綱領,一一列明任內以至一些歷時可能更久更長遠的新政策,而且訂明指標、刻劃進度、闡釋修正因應的過程、落實的速度、完成的進度等;換句話說,對未來施政的落實,有明確的時間表……。這些施政細節是否「正確」、多數港人是否「認同」,是一回事,惟港人都知道未來香港發展的方向,辦起事來,因而知所應肆。梁振英的《施政報告》,在形式上打破傳統做法,既無施政綱領作附件,只有各政策局交給立法會的政策簡要;且不再一目瞭然,亦乏承先啟後與追蹤進度微調刪修的張本。管治上一脈相承的呼息微弱,所謂「適度有為」,原來只是「擬設立」十三個新的「委員會」(如「金融發展局」不三不四,因此不能以諮詢委員會名之;加上梁氏上任後成立的,香港現在共有十八個「委員會」,難怪香港被稱為「委員會之都」和「委員會治港」),且其中二個未有正式名稱(見昨天本報「添馬周記」),等於把政策「外判」,適足以顯示原來是「適度有所不為」。

施政綱領是綜觀全局的縮影,是因應調理施政進度的譜尺,但《施政報告》避而不提,這是現政府棄而不用抑或是故意秘而不宣?不過,不管是何居心,都有公眾看不清楚無以評論且傳媒無法跟進的效果。究竟當局是否有此用心,惟梁振英才能回答!缺了這一份計算得來、可以量化的重要附件,對歷年《施政報告》有點認識的人如曾經參與政策制定的政府官員和長期觀察香港政事的新聞從業員等,都會得出如此布局,是梁氏《施政報告》踏出「離譜」的、無計(劃)可施的第一步!

三、盤踞山頭 撩撥火頭 不是好兆頭

香港地小人稠,住屋問題從來便是港人生活的一大挑戰;歷屆政府一向在這方面「迎難而上」,不過,「而上」有時頗類唐吉珂德向風車宣戰,根本不着邊際、不能解決問題,有時還加深問題的難度!也許是為了紓解負資產戶的困境、也許是受了不顧一切為股東牟取最大利潤的物業發展商的「壓力」(據說他們中不少人能直接上京「面聖」「進言」),董建華和曾蔭權在行政長官任上,均曾停止拍賣官地(○三/○四年度及○八/○九年度特區政府的住宅土地賣地俱為零收入,意味期內未賣出一吋「官地」),結果只收治標作用,樓價短期受壓但迅速反彈,由於「零賣地」令土地供應更形短缺,樓價反彈後遂迭創新高……。

回應民間—嚴格來說,是無殼蝸牛—對難得立錐之地、難有片瓦遮頭的悲情訴求,梁振英在小圈子選舉時以至當選後,都擺出致力解決港人居住問題的架勢,吹響了「應民所需 急民所急」的法螺。以這樣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作為「重中之重」的施政要務,市民莫不寄以深切期望、翹首以待新猷。可惜,在千呼萬喚始出台的《施政報告》,和大部分論者一樣,筆者亦看不到梁氏有什麼明顯有效的辦法,其言文特技的運用,倒見波瀾,令住房問題的迫切性更形緊急,「製造緊張」,為市場添煩、為小市民增憂。

梁振英競選時和上台後均表示要「三管齊下壓樓價」,在打擊高樓價上看似胸有成竹。可是,這種提法顯示了行政長官闖進誤區,以在香港這樣的自由市場,物價高低是由市場(買賣雙方、供求關係)而非行政指令決定,政府不必為樓價「太高」和「太低」擔憂,在土地供應上作出微調才是政府的份內事;正因為如此,筆者於去年十一月七日在〈供應不足滙價偏軟 豪宅市場不乏買家〉一文,指出當局可考慮徵收樓宇甚至土地空置稅,亦是本着加速供應及市場公平原則之義,並沒有壓低樓價地價的動機。梁氏的專業與樓宇買賣有關,與物業發展關係不淺,難道就看不出在現行機制下,政府並無直接干預物價的工具和權力?不從供應上平衡需求而空叫「壓低樓價」,結果是樓價房租變本加厲地不跌反升,等於市場(不是地產商!)刮了梁氏一記耳光。由於推出的政策無法壓低樓價,當局遂手忙腳亂,「政出多門」,「禾雀亂飛」,令市場愈形混亂,人心愈趨不定,對梁之反感亦更大。

先租後買的置安心計劃,甫推出便叫停,而「綠悠雅苑」成了「安心」絕響,這個本來可讓年輕人比較踏實從容「上車」的途徑,剛啟動便被堵住,對這項「最先」結果是「最後」的「安心」樓盤,人們爭先恐後,以致申請超額九十四倍;至於留給單身人士的九十九個單位,更有三萬人「爭取」—等於三百零三人爭購一個單位,超額三百倍!這是梁班子「急」作一團亂糟糟的寫照。難道當局沒有從中吸取增加供應才是紓解難題的教訓嗎?

四、

《施政報告》展示了行政長官的言文偽術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下面二段出自第五十四、五節的話,輕描淡寫而內有乾坤:「三、四十年前,山邊木屋和頂樓加蓋有天災和衞生威脅。今天,籠屋、木板間隔房和劏房有同樣嚴重的火災和衞生威脅。當年我們的房屋問題暴露在戶外,今天雖然隱蔽在室內,嚴重性不減當年。當年,為了解決房屋問題,我們大規模開發土地,發展多個新市鎮、推行龐大的公營房屋計劃,這個成功故事我們引以為榮。今天,大學生申請公屋,輪候冊上的申請個案超過二十萬;面對今天的問題,我們是否有同樣的氣魄去解決?」

稍經世故的人,都能意識這番說話的不盡不實,誇談當前「隱藏在室內」的火災和衞生危險,把之與當年山邊木屋的無水無電無廁所和不時發生大火焚毀數百家園受害人動輒千計的慘情相提並論,輕輕一句的「嚴重性不減當年」,目的不外乎鼓動群眾,認同進而成全梁班子那套未經諮議、缺乏共識、忽視理據程序、不尊重城市規劃、不瞻前、不顧後、不願意接受層層審議批評監察、寸土必爭的土地開發機會和建屋主張!

《施政報告》標榜「穩中求變 務實為民」。對於衝破制度規範、改動行政部門的行事準則和治事習慣,梁班子看來是有不惜地動山搖亦要突破的姿態、似乎攻陷重重關卡才足以顯示新班子的朝氣、勇氣和魄力。梁氏經常自誇上任半年多已做了不少「實事」,而京官自上而下對此亦似乎是深信不疑並且公開予以誇讚,可是,港人卻見到這些日子來「好像很忙」的梁班子,不過如老廣所說「見身郁不見米白」,即搞作多多而成效未見,「成熟一項推一項」那些繞過區議會、立法會討論諮議的「政策」,莫不讓人感覺不切實際、難言務實(又缺乏務虛的理論)並且因而賠上了素來有條有理的行政主導的特色。

梁氏只知前人開發土地、發展新市鎮、推行龐大的公營房屋計劃,但不明那是經過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多番諮詢後一步一步走出來的。當年安置流離失所的災民、清拆山邊木屋寮屋都是先安置(臨時房屋)後「上樓」,縝密的設想與實惠的安排,雖不能說絕對公道、全無錯失,卻因為有修補機制且在貫徹步驟上一絲不茍而獲社會大多數認同;從徙置大廈的H型、Y型到廉租屋、公屋和居屋,是不同時期因應現實需求及財政條件的適時產物,那等於說是在不同階段、一路改良、長期改進的推動和設計。在上引的段落中,梁振英擺明是要成就「成功故事」的翻版!「同樣氣魄」的弦外之音,是他已做好準備,只怕有人拉後腿—乏人附和,兼有區議會、立法會和群眾的阻撓,令他無法順利推動政策。換句話說,在行政長官的單向思維中,如果沒有這類「倒梁」活動,梁氏便能「急民所急」,大有所成。行政長官真的把這些影響深遠的龐大工程視作等閒!

五、

整份《施政報告》的「房屋及土地供應」(第三部分第四十九至九十一段),算是「精華」所在,因為撇開辦法優劣,這裏總算有些具體想法,不像其他範疇的工作,俱是泛泛而談、空洞無物,往往是問題的重複而沒有提出解決的後着—這些可說關心港事者人人知道的問題,大都以交由不同專家小組進行研究作結,真是籌謀無計、草草了事。梁班子似乎擅長羅列問題(看到前任的缺失),並強調其嚴重性和迫切性,由於不知如何解決,因而這樣做等同撩撥起一個個的火頭,接着便交給一個個剛成立的小山頭—有友人說是政治僭建物—進行研究。如此這般,任你細心捧讀,亦看不出施政的大方向。

在「房屋及土地供應」這個命題上,梁班子最起勁最花時間和最動腦筋,亦可算是整份《施政報告》最有看頭的「獨腳戲」,可是,雖然如此受重視,公告的內容卻反映寫報告的人思維單向,無創見、乏新意,筆者反覆讀之,實在找不到切實紓緩或解決問題的任何頭緒(遑論方案)。如果「務實為民」不是口號,而是出自真心誠意的良好願意,那麼,其內容便反映了梁振英和他的智囊是心有餘而才具不足了!

開發土地、增建房屋,是救不了近火的遠水。針對迫切的住房問題,怎會沒有大興土木以外的其他考慮和補救?樓房分租和劏房問題,是否會有較嚴謹的安全規例和規格?能否提供一些短期應急的臨時房舍供不時之需:妖魔化劏房的安全及衞生條件而不把之取締或有可行的改善辦法,那不過是不負責任的耍嘴皮!對無法可想不得不爾的劏房住客,半點德政的好處亦沾不上邊,這樣的政府又怎能喊出「急民所急」的口號。

提及「大學生也申請公屋」,以大學教育日益普及,明理的人不會為此煩憂,只要公屋的面積和設計能夠迎合需求、可以負擔,像新加坡的組屋,不僅有一、二、三、四、五、六房式,還有複式、公寓式,可買可租,適合符合資格而條件不同的人民,如果香港有這樣的多元供應,自由選擇,大學生入住公屋,怎會不是大好事。可惜香港的公屋,政府一直囿於安老扶貧,未及厚生濟世的全面性,連行政長官對這問題那麼隆而重之、大張旗鼓,也沒多方考慮,大學生入住公屋變成被迫的不得已和不體面,那才真是可悲!

六、急民所急無心計?深謀遠慮看畫皮!

以「務實為民」為主軸的《施政報告》,何以只集中火力於「房屋及土地供應」?務求開闢土地、多建住房的倡議,不惜搞亂了本港規劃多年的教育及環保布局,反映了行政長官認為大建民房才是至高無上的不二要務,因此不但要提高地積比率、改變土地用途,而且不在乎議會諮議和有關居民的反對,所有方方面面與這種構思相左的聲音和活動,均被視為妨礙施政的「負能量」,當局相應少理、例不回應。事實上,過去數十年,物業發展當旺,該業吸納了不少本地出色的人才,若只談開發土地、興建樓宇,由地產商出謀獻策,蓋房子的數量和質量,肯定比十個梁班子之力強;換句話說,《施政報告》「獨沽一味」土地房屋供應(其餘俱為泛泛空談),還不知能否落實,倒不如索性放手,讓地產商去選區開發、挑地建樓,其快、省、好的效果,必遠勝如今的紙上規劃。何用特區政府幾乎是總動員地人人瀝血嘔心、個個疲於奔命而「成事在天」?

梁振英政府行事偏執,令《施政報告》予人以「不成體統」的印象。如果梁班子真的有通盤大計,那麼,《報告》的寫手與審稿者,便當為誤導市民以為決策層顢頇庸劣而公開謝罪!
《施政報告》盡顯「寸土必爭」之不遺餘力,行政長官在傳媒面前再加補充,表明關注發展商有否囤積居奇的問題,他不排除開徵「一手樓空置稅」。梁營中堅分子張震遠公開附和、支持這項主張;張氏曾主市區重建局多年,多次表示重建目標在改善舊區生活環境,並非為個別發展商創造建樓賣樓發財的機會,不過,有這種認知,不等於他不曾尋求與發展商合作興建樓宇,而這種形式的發展物業,的確較有效率;不過,其在重建局任內與華人置業合作於灣仔重建的「壹環」,自前年底開售至今超逾一年,空置率仍有兩成多,據說此樓盤前後開出超過五十款報價表,部分只列出一個單位的價目,被形容為「唧牙膏」式賣樓。如此惜售,難道「玉成」其事的張震遠毫不知情?

據本報「云爾錄」的報道,梁營在地產界的頭號「擁躉」陳啟宗名下恒隆集團在尖沙咀君臨天下(落成十年以上)及大角咀浪澄灣(二○○四年入伙)二個樓盤的「未賣伙數」,加起來便有一千三百五十個(二百多加一千一百多個),佔「最新空置樓宇四千個單位」的三成四,陳氏因而榮膺「囤盤王」的綽號。在自由市場,發展商確有賣與不賣的自由,只是「不賣」抵銷、扭曲了政府拍賣土地增加樓宇供應的原意,有損公益,私利因而得靠邊站;有說在市道呆滯時為了不囤積而賣樓,價錢不僅可能「不達標」(公司定下的利潤目標)而且有虧損之虞,賣與不賣因此應由公司決定,不容政府干預;可是,在薄利甚至虧損情況下「賣樓」或「被賣樓」,完全正常、合理,以做生意須冒風險,誰說一定賺錢是常規,西人云:「資本主義沒有破產,便如基督教世界沒有地獄」(Capitalism without bankruptcy is like Christianity without hell),這即是說,只賺不蝕,在資本主義世界是不合「邏輯」不可能的事。享受了數十年「麵包一定比麵粉貴」即因為可以「合法發水」而令投資物業一定賺錢的發展商,是時候醒醒面對資本主義的現實了!

問題是,正如「云爾錄」所記,剛剛在《施政報告》第五十九段指出「去年中,私人住宅單位空置率是百分之四,為十五年以來的新低!」何以在數日之間行政長官突然要對「十五年新低」的空置物業課稅?!此中也許沒有什麼玄機,看來是一時要強化物業供應不足(連空置率亦創新低)的緊張形勢,一時則要平息民怨因而急出拳亂出招引起市場人心惶惶而已!

如果切實為民,體貼大學生亦申請公屋,政府何不「摩入」大量空置物業,讓土生土長、工作了五年十年尚未第一次置業的港人,按照他們的負擔能力作選擇,申請以先租後買也好、分期付款也罷的方式「買樓」(落實「港人港地」,此「計」最妙);而在劏房合理化的前提下,「大」單位改為「小」單位以迎合市場需求,自有必要。如果需求大於供應,便讓申請者進行抽籤,反正是由政府「大手圈貨」,議個接近市價的樓價,加上安排合理融資,也許還送上一些補貼,令眾多年輕無殼蝸牛能有個「安樂窩」(雖然這樣做對香港長遠發展有重大消極影響,以這類青年會因此喪失奮發向上靠實幹在社會梯階上爬的志氣;所有的「免費午餐」都有這種效應)……。政府大興土木的決定,固然少了遠水救不了近火的非議,囤積惜售的業主亦可立即擺脫居奇倒把的惡名。這樣的計劃,當然還有許多有待推敲完善的細節,卻是解決「屋荒」立竿見影的次佳辦法。

七、

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面對國際炒家洶洶來犯,港府動用外滙基金入市,大量吸購投資者手上的股票,穩定市場、消弭恐慌,最後在俄羅斯爆發債務危機盧布大貶值的「協助」下,國際大鱷終於知難而退、蝕本(?)離場;當年港府購進的港股,約佔總市值百分之七,動用資金達一千一百多億港元,這批股票在一九九九年底轉為盈富基金,是「滙率保衞戰」的副產品。盈富基金其後在港交所上市,編號二八○○,深受不發一夜致富白日夢的保守投資者歡迎。

有此先例,誰會相信「急民所急」的梁班子沒想到可以充分利用現成空置物業單位以紓緩「無地起樓」之困?答案是否定的。可是,特區政府於開闢邊區土地、釋放隱藏於鬧市角落的其他用途土地再蓋房屋捆綁住民(這樣做須時甚久,因此起碼有好幾年供應無法明顯增加),當中自有不欲人知亦即所謂「隱蔽議題」的底蘊……。正如廣府人所說「兩條心不嫌多」,任內經手「熟地」愈多、建屋數量龐大,那不單是一番建樹,同時亦是支配資源權力大幅膨脹的「武器」。政府可以選擇與既得利益的地產財團合作,藉利益輸送達致重修舊好的目的;亦可以扶植另外一批未見經傳最好有中資背景的發展商,讓他們大富大貴,以取代或與那班在英國殖民者卵翼下坐大的財團平分「有土斯有財」的港地港財;更妙不可言的是,在大興土木過程中,資源扯緊、人手不足,既可名正言順向內地招商、請內地工友幫忙,不愧是愛國愛港愛自己的治港良方!


八、港人治港失宗旨 受到奚落要靠人

香港「政壇」近日發生的一切,來得非常難看,就像一面被砸得稀巴爛的鏡子,碎片遍地,讓人感到香港精神分崩離析,剩下的僅是一個光脫脫的幌子—騙人。

一九九七年特區成立以來十多年,雖然北京欽點的當政者,各有令人失望的缺失,但筆者從未看過比當前這份更鬆散拙劣的《施政報告》,歪曲事實的空話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多,而實事求是的見地比以往明顯減少,反映治港者的質素明顯倒退,當政者根本看不清楚現實,找不到新方向,說不明道理。這印證了過往一位京官慨歎香港環境複雜、讀不通香港這本書;令港人「慨歎」的是,這些年下來,京官仍摸不清香港的底細,因此屢屢不能起用幹才治港,結果港事日衰,香港之不濟事,已經墮落至令外人瞧不起的地步。

《施政報告》公布後不幾天的一月二十四日,廣東省政協會議的小組討論中,有政協委員對香港內務指指點點,疾言厲色地叫罵,說港人自發性上街反對「水貨客」以至特區政府煞有介事地打擊「水貨客」,是港人眼紅內地人「富起來」,這位政客認為,要是沒有內地有錢同胞闔興乎來如豪客般的消費,真不知香港還有什麼別的經濟來源?他們批評把小孩來港上學、父母留在內地的人口政策「窩囊」,而更嘹亮的叫罵是,如果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你們香港人連水都冇(無)得食!」

上述的指斥「疑點重重」。甲、內地「水客」來港搶購,證明香港有內地所缺「貨真價實」的公道交易環境;乙、內地家長千辛萬苦送子女來港就學,反映本港的教育制度尚未徹底敗壞,仍有一些對小孩成長有益而內地教育系統所缺乏的「剩餘價值」;丙、港人為東江水付出了數倍於國際平均水價的代價,這雖然是獨家供應的必然現象,卻亦看出向香港供水並非內地對香港施恩而是兩廂情願具有互補性的商業交易,絕非香港單方受惠的行為!中國與亞洲「諸小」外交關係難稱「親善」,根本原因在中國人有天朝心態,對人處世沒有彼此尊重的禮貌,往往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紆尊降貴的姿態……。廣東省這幾位尊貴的政協委員,墮進此封建窠臼而不自知。

事實上,他們在這個以統戰為標的平台上如此表演之後,只會令港人覺得他們的嘴臉太難看,令看表演的人更難受,反「水貨客」的群眾自發活動因此會趨劇烈,便是那種感受的投射。非常清楚,「水貨客」搶購、學童跨境求學等等,僅足以彰顯香港仍有一些「優越性」,並非顯示中港兩地有什麼解決不了的深層矛盾,只是有欠禮教的人品淺薄,加上毫無尊重他人意識的社會涼薄,由是交織出這醜陋的一幕。

九、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港台節目《給香港的信》(一月二十七日)中表示,讓內地富裕城市居民毋須參加旅行團便可來港旅遊的「自由行」政策,是他「過去一直」與中央探討的成果;雖然有論者對此政策的成效抱懷疑態度,但梁氏認為,「自由行」如今已是旅遊業的最大收入來源,足證人們過去的懷疑是錯誤的,言下頗有沾沾自喜向市民邀功之意。顯而易見,旅遊業的最大收入來源,是值得珍惜的好成果,可是,「自由行」給港人生活帶來的負面影響,不該因為有經濟利益而不予面對和應付。在《施政報告》發表前,限制雙非來港產子,算是梁氏掌政半年多來毅然決斷的良好範例,可是,接着的《施政報告》,便再無任何較為深入的研究和建議,對迫近眉睫的許多問題避而不談(或根本被忽略),長遠的「相處之道」更無任何表述。港人繼續忍受孩子奶粉難買、學位難求、交通及治安紊亂,種種不是這樣便是那樣的「小問題」,看來沒完沒了,只會愈來愈多而不會終止;看在收入來源份上,類似廣東政協小組討論中出現的罵聲和藐視,港人不必太認真;更可能的發展是,在「大國崛起」的陰影下,港人將慢慢學會逆來順受並漸次適應,直至有一天變為自慚形穢……。

如果港人不滿意曾蔭權掌權時不是務實為港,而是忙於周旋富豪、逢迎京官、矮化香港,那麼,梁振英的《施政報告》給筆者的觀感是更為不堪,因為他赤裸裸地引導港人再為「殖民地子民」,當然,指的不是英國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子公司」順民。因為梁氏的思維與施為,是要港人懂得「靠」祖國、「靠」同胞,否則便有斷水斷糧之虞。

十、

過去居屋停建(曾蔭權有他不為大多數港人利益着想的考慮和理由),在人口不斷增加的情形下,形成日益嚴重的住屋壓力,確是個必要檢討並加改善的環節;可是,《施政報告》把已經有三分之一人口住進公屋的事實,當作《施政報告》的新亮點,並且把之無限量放大,若非居心叵測,便屬過甚其詞、不分輕重,大體有失。

梁氏把年輕一代的收入下降、置業能力與樓價脫節的情況,全部歸咎為住房供應不足;視徵收外人買樓額外印花稅為偃息熾熱物業炒風的「絕招」,卻不談本地物業發展商看中政府消極賣地的弱點而囤積居奇。如此「斷症」,似乎在轉移視線、迴避現實,目的在炮製「緊張」,並非認真探索情由。政府「寸土必爭」的代價是地積比可以改(交通問題不管了)、規劃用途可以改(環境及教育問題擱置不理了)甚至程序可以變動……。市場的反應是樓價不跌反升,令所有賣樓、買樓、業主、租客都聽到住屋出了大問題而忐忑不安、不知所措。這樣的施政藍圖,豈不令人愈看愈糊塗?!

原以為梁班子是「急民所急」才「寸土必爭」,而「必爭」亂了步伐、忽略章法。在自由市場,要紓緩住屋問題,只有從增加供應上着手,可是,應急的話,便不能只靠「遠水」了。當局一方面空喊樓價太高,一方面只謀闢地,再無其他辦法。對此,筆者起先百思不得其解,及後以為這不過是仿效《厚黑學》中的「補鍋法」而已—匠人把鍋上裂痕鑿大,然後「坐地起價」;這情況與梁班子不斷誇大問題,如出一轍。梁班子強調問題嚴重性製造緊張氣氛,未來若能解決,便能彰顯其治績!至於掌握熟地運用支配權而「為所欲為」的情形,已見前文,不贅。

十一、前海金風未吹送 梁營起舞已翩翩

看「務實為民」的其他範疇,自視、自稱不受地產霸權左右施政的梁振英,對中資企業相當照顧,要不然,怎會在充分使用過海隧道的流通量上,不考慮回購東、西隧或直接資助隧道使用者,讓他們獲得以紅隧收費作準的差額,而是考慮由公帑補貼兩隧公司的保障利潤?

一向以來,筆者認同英國人設立的諮詢委員會制度,是收集各階層精英意見,亦是培養公職人才走上「政」途的上佳設計;梁振英的《施政報告》,一口氣催生了十三個或稱委員會、督導委員會甚至與政策局出現混淆的諮詢組織,委任了近四百名委員(看中央政策組一早「擴充業務」、特聘「專才」,誰說梁班子沒有「長遠大計」),在這上面,當局顯然絞盡心血,可是得不到市民半點好評(甚且引出一個自以為被排擠出局得不到任何政治酬庸的全國政協委員一度是「頭號梁粉」劉夢熊的「大爆內幕」),由於其推出倉卒(拖延發表時間不等於做好充足準備)、設計粗疏、名實未確,批評其架床疊屋,已屬客氣。

眾多新成立的委員會中,金融發展局最受注目亦最受非議,該局以擔保公司形式註冊,據說那是參考了其他地區的輔助金融發展機構,它們的營運經費既有政府撥款,亦有民間捐助;金發局顯然選擇後者,如此可免去非圍內代議士的掣肘,等於立法會無從監察其運作;加上有太子黨色彩的重量級人物置身其中,憂慮該局成為利益輸送機構的港人,數不在少。

在筆者看來,羅致具官二代或中資集團顯要人物入金融發展局,雖然未必能幹出什麼大好事,卻亦非壞事。可惜金發局連具體運作、實際權限及所擔當的角色,還未敲定便草草登場,連當主席的三朝行政會議元老成員、香港政壇不倒「翁」查史美倫女士亦有點惘惘然,說不出其中的所以然,外界怎能不莫名其妙?如此行事,好事變壞事是意料中事。當年英國人的諮詢委員會制度,如今應了過淮為枳的說法,在梁班子擺布下變得不倫不類,只能給人以酬庸、維護中資利益和扶植「內地新移民」成為新貴的蹩腳湊合……。不過,看得深遠一點,該局應該負有為前海金融管理部門培訓人才的重任。如果筆者的推想不致遠離事實,則金發局真是任重道「近」了!

梁班子匆匆把未經細研和組織的金發局推出前台,看似未經深思熟慮的倉卒決定,其實含有深意和作用,在筆者看來,它與十多個什麼督導諮詢委員會一樣,都有可能是為了替前海培訓技術層面的管理人才,換句話說,這些組織(以委員會和局之名出之)的成員中,必有相當部分負有研究香港方方面面成功之道的任務,他們去劣存優的心得,可為籌建前海借鏡,不言而喻。

肩負為前海儲才的重任,梁振英疏於港事、不怕泛民及前同路人的抨擊、連廉署立案調查亦從容以對,對民望創新低當然更有泰然處之的本錢了!

十二、

循着這種思路,表面上畫虎不成的諮詢機構,只是小菜一碟,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裏說得堂而皇之,下決心全速推展的房屋、經濟、社保和醫療四大政策,小心玩味起來,梁氏似乎還有把香港重新抹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殖民地色彩!當年港府用人施計,倫敦很少直接介入,而如何巧妙不着痕迹地維護英資在港利益,成為港府行事的重大考慮,滙豐、怡和(包括置地)、和黃與馬會是維持香港安定繁榮的四大支柱,對此許多老香港都耳聞目睹。梁振英看來亦有造就當年那種局面的架勢,以中資集團特別有近水樓台之利的廣東幫和福建幫(和英國是私營企業不同,中資集團代表的是國家和地方勢力的利益)為核心,布置「中字」背景的人事安排,他對早已大發其財的「地產霸主」不假辭色,以其有更重大目標要達致,自然毫無忌憚!

對於大部分港人所急的民主進程和邁向雙普選的政制改革,看遍《施政報告》,梁振英沒有表示半點興趣,更無任何提示;當被議員問及時,僅以還有充裕時間進行探討而推搪之。從港人觀點出發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梁氏的理解、詮釋,與香港輿情、民情,顯然有極大落差,那究竟是中央或尚未浮出水面的港共組織定下的任務,筆者不得而知,但是,《施政報告》帶給港人的訊息,首先是口口聲聲「務實為民 急民所急」,只是空的口號,並不真誠;過度誇大一個人人關切的老問題,將住房短缺與年輕人置業能力下降混為一談,一方面把不擇手段的增闢建屋用地說成理所當然,一方面轉移市民視線,把若干近年在現實生活中湧現的、更具迫切性的新問題,如怎樣得體地與國內增加交往的同時,盡量減少對港人生活秩序、市場供應及公共設施的負面影響,竟然淡然處之,隻字不提;而回復殖民地色彩的社會秩序和價值,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祖國化身為「宗主國」,把「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質變成如內地的「少數民族自治區」,而港人便是少數民族,在有意識地南來的港人日多一日的情形下,回歸後的內地移民佔香港居民的比率,將隨二○四七年的迫近而逐年上升……,這種情況與今日的新疆和西藏不相伯仲,時日的推移將令香港人成為真正的「少數民族」。寫到此處,接中大出版社寄贈彭麗君教授主編的《邊城對話—香港、中國、邊緣、邊界》,內收多位學者的短論,第一篇為羅貴祥(早年曾任職本報文化版、現為浸會大學人文學教授)的〈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論—「邊緣」的視覺〉,未及詳讀全文,但第二段有這樣的論述:

「置身『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被中央政府給予種種特惠優待,某程度上,其實是帝國歷史上邊陲政策的延續。北京政府逐漸加深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亦未有履行諾言實現香港特別行政區本應享有的「高度自治」、讓香港開展民主化過程。所謂「自治」變為空言,骨子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的「少數民族自治區」沒有結構性的分別。換言之,即使撇開中國歷史裏恒常的地方主義和族群政治不談,香港在中央眼裏,也可能是「另一種邊疆少數民族」。中央的考量不僅是其與地方的對弈,還有邊患與外部勢力的干預等問題。而經歷過西方管治的香港,亦熟知自己的「外部」、「邊緣」的身份地位,並不斷利用這個特性,為自己謀求最大福祉。當然,所謂邊緣,也常常妄想要成為中心,香港的過去與現在的發展,正好在不同層次上印證了這種奇詭的意圖。」

羅文以大量事實說明「邊緣」對「建制」(在這個例子中,是香港與中國)的積極作用,「但建制總不願意公然承認邊緣對它的貢獻,反而故意的大力壓制與排擠。由邊緣往中心看,或許並不能立刻就改變既有體系的什麼,只不過是要討回認知上小小的公道,重覓一丁點的平等……。」

作為中國的「邊緣」,香港現在的處境正是如此,但願香港能憑藉過去的融資、技術引進到如今的管理金融中心的經驗傳授,當為對中國經濟改革和建立前海的貢獻,並希望能換回一點公道,令北京准許港人建立一個有普選機制的公民社會!

十三、看政策無足觀 潛台詞堪玩味

要從《施政報告》看梁振英政府制定政策的多寡好壞,不是失望,而是詫異,因為這是前所未見的空疏、全不實在。把每年量化政策、刻劃啟動、推進、檢討和完成時序的施政綱領抽掉,那是明顯的行政倒退;以向公眾交代而言,絕對是今不如昔的「混帳」做法,難道一直強調「用人唯才」因此理應人才濟濟的梁班子真的不知道、不明白?

也許什麼都得過且過的「混帳」,正好把一些前人開了頭的政策、若干現任政府的新猷,「拉上補下」,效果好的一件、邀功一件;效果壞的那些,便諉過前人。如此這般,港澳辦、中聯辦這些督導、指揮特區政府的中央機構,滿目盈耳盡是吹捧吹擂之聲,對了解香港實際情況便隔了好幾層。

在政策方面,梁振英要是為港人着想的話,《施政報告》將不會那麼不着邊際、不得要領,以至可說不務「正」業,令向來關心港事的人,看了無名火起。然而,也許梁氏負有於維持香港「高度自治」以外的任務,那麼,《報告》雖不足以用作按圖索驥的參考,卻可找到不少蛛絲馬迹。舉其犖犖大者,便有如下六項—

甲、特區政府的施政向內地政商團體的利益傾斜,以趨炎附勢的角度看,仍然高舉香港核心價值和堅持兩制的差異,當屬不識時務,是落後於形勢的政治不正確。

行政長官梁振英反覆向港人傳達的訊息是,內地大國崛起,到處都有機會—有很多供港人發揮才能發展事業的機會;而國人來港,亦有廣泛的空間供其施展抱負。香港的確仍是嚮往自由者特別是內地同胞的「天堂」,這從回歸後內地來港的新移民(不管是每天一百五十名的配額、優才、投資及以公務員身份來港),人數很快趕上土生土長的老香港,那不僅會大大分薄老香港享有的一切公民權利(如教育、醫療、交通以至福利等),這些新移民還極有可能成為在二○一六年啟動的雙普選中按照北大人指示投票的生力軍。不過,這只是筆者順藤摸瓜的推想,事實的發展未必如此順利,以新移民中必有人認同非共管治遠較優勝的現實,他們的投票動向便不易駕馭;另一方面,內地人移居香港,他們一樣得享此間諸種內地所無的人權法治自由以至諸般福利及低稅率少稅項等的好處,比較起來,中共治下的內地便不免相形見絀,進而引起人心思變,後果可大可小……。湧進太多移民確有利於對投票意向的操控(但非絕對有效);然而,當香港的生活方式向內地投射時,其對中共政權的消極副作用,不容小覷。在把香港「打造」為「少數民族自治區」的前提下,「內地新移民」只會不斷增加,香港人慣享的種種有形無形權利和福利,必會漸次受規限、被削減,哪會拉近香港與內地人民生活條件的距離,是縮窄兩地差異進而紓緩內地人民對當政者不滿情緒的一種出路。

乙、為了擺脫政務官系統的覊絆,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相信「三流師爺」的擺布,引入所謂「政治委任制」,讓委任的官員騎在公務員系統之上,把「行政主導」改為「行政『長官』主導」。自此,代表有效率管治的前朝舊貌已支離破碎;到了現屆政府,英國人百餘年來經營建立的那套比較開誠布公的制度化管治,可謂壽終正寢。人治抬頭,正式登場!

丙、從制度化管治走向人治,其實是「去英化」的重要一步,而梁振英頭也不回地邁出這一大步;不過,即使「去英化」彰彰明甚,四五十年前英治時期那些打造殖民地建構的部署和布局,卻如幽靈徘徊在亞厘畢道。避談民主化、權益向今日的祖家(國)傾斜,以至當年的總督代表英女皇(英國利益)而如今行政長官代表授權來源(中央),在體制上雖隱而不揚,但在實際上則表露無遺,那從給籌建中的前海以種種支援與人才培訓、開發新界西北以利九龍與深圳灣北連成一片,清楚窺見;這種「進化」,把以對香港精神、法治、兩制和高度自治有所堅持並引以為傲的「香港中堅分子」,逐漸邊緣化—在五星旗下香港將成為近似少數民族自治港!昨天引述羅貴祥教授在〈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論〉中的那段話,「邊緣視覺」是港人考慮未來不可或缺的「自知之明」。時光不能倒流、時勢難以逆轉。香港發展到今日,要回到從前的「王道(仁慈)專制」,已不大可能。徒具形式的雙普選,權位始終落在不以「一國兩制」為施政核心而是以投北京所好為主旋律者之手,香港社會必有一次民意與權威的攤牌甚至對決,那是一個很難避免的局面,牽連有多深多廣,尚難估計。不過,一旦出現「血濺街頭」(肇端可能是有心人的布局),那意味與當權者對着幹的人將要付出或大或小的「機會成本」。

丁、從把民望超高的唐英年拉下馬把民望超低的梁振英送上行政長官寶座的競選流程看,老於世故的港人對港共動員、西環插手(不好意思不承認吧)、港澳辦「協理」和領導人「調停」的連串動作,一一看進眼裏,當然亦深切明白了香港政壇「誰主浮沉」的現實!而梁振英成為行政長官後的不成體統,其核心成員相繼「中箭而不落馬」,好官我自為之,以至把上街「倒梁」視作等閒。看梁振英的行事作風,其對「有效管治」的詮釋,顯然是把社會大眾(遑論可能早被定性為「敵」的泛民派)的反對聲音,放在無關宏旨不能影響其管治的次要位置。

戊、行政倒退對於支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老香港而言,明顯是實力減了一大截。向以「梁粉」中堅甚至是「造王者」姿態出現的政協委員(見報時可能已是前政協委員)劉夢熊周前倒戈相向、高調「反梁」,抖出港澳辦、政協中人甚至當權領導人在行政長官選舉過程中諸多大小動作,予人以蛇鼠一窩黑幕重重的觀感;而梁振英從競選到當選至今,短短七八個月內,已三番四次受到廉署立案調查,但當事人從容自適、若無其事,讓人感到廉署正直不阿的形象,正不斷受到懷疑和衝擊。其實,香港核心價值已經七癆八傷,廉署近日被泛民充分利用為打擊政敵的擂台,日後港共會否「有樣學樣」對之加以利用,使其淪為「整人」工具,已非過慮,而是相當實際的顧慮!

己、金融風暴以來,金融業發展本已困阻重重,香港作為地區性(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因新加坡和上海的蓬勃發展、急起直追而露出頹疲之態,雖然她們要取代香港的地位,尚須「假以時日」,但客觀環境對香港日趨不利,是不爭的事實。在這種環境下,《施政報告》拋出的金發局,目標是以本港金融業發展為本位還是另有所圖?比如為前海培訓人才或為抽調儲備變為圍內友好主理的「主權」基金的部署……,諸如此類的變化,究竟會把香港帶上更廣闊的康莊大道還是面對危險重重的蛻變?筆者並無答案。筆者知道的僅是,令港人不安並對前景滋生疑懼的政策都是劣政!

一句話,如果特區政府的施政不是朝港人自求多福盤算,而是謀求一國治下二制變一的融合,香港人以之自豪的核心價值,必然日漸衰落,而在這過程中,港人會在不同階段爆發出不同規模的群眾活動,社會不和諧不安定是難以遏制的趨勢;曾為人權、法治、自由、管治和廉政感到驕傲的人,未來幾年是難過的,那難過,不只於心情上,而會反映在實際生活層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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