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3-07

【主場新聞】張鐵志:《紐約書評》五十年 (217)

1963年初的冬夜,兩對紐約文化界的夫婦,Jason Epstein和Barbara Epstein,以及Robert Lowell 和 Elizabeth Hardwick,在上西區家中晚餐 。

他們談論著紐約市印刷工人進行了幾個月的罷工,造成紐約時報和其他報紙停刊,尤其是週日書評版的未出刊讓出版社無法廣告新書。其中一人半開玩笑地說,為何我們不自己來辦一份書評雜誌呢?

第二天,他們就去銀行借錢,並邀請「哈潑」(Harper’s)雜誌編輯席維斯(Robert Silvers)和也是編輯的Barbara Epstein一起主編這個新刊物:《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第一期出刊於1963年二月一日,並從此成為英語世界最重要的知識與思想性刊物,直到五十年後的今天,依然如此。

《紐約書評》的宣言

他們說,創辦《紐約書評》並不只是利用罷工和既有報紙的停頓而另出一份刊物,而是想要「出版他們認為美國所需要的文學刊物」,要創造一種新形式的書評。

他們早已覺得美國沒有重要的書評空間。當時最重要的報紙書評是「紐約時報書評版」,但思想的刺激性不足;而此前最重要的知識界刊物《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也影響力漸失。那頓晚餐中的作家Elizabeth Hardwick在1959年就寫過一篇文章「書評的衰落」──該篇文章登於「哈潑」雜誌,編輯正是席維斯──引起很大迴響。她批評當下的書評缺乏生氣,而她所期待的是「不尋常的、困難的、長篇的、不妥協的,更重要的是有趣的文章」。

而這幾乎就是三年後他們創辦的《紐約書評》的宣言,並成為他們最耀眼的標記,讓《紐約書評》成為英語世界的思想地標。看看第一期的作者:詩人奧登W.H. Auden、評論家Dwight MacDonald, Irving Howe, Philip Rahv, Susan Sontag、作家Mary McCarthy、Norman Mailer、Gore Vidal,社會學家Lewis A. Coser,都是當時最活躍的作者,後來的大師。
紐約客總編輯David Remnick在多年後說,「這肯定是雜誌史上最厲害的第一期。」

這些第一期的所有作者都沒有拿稿費,他們願意無償寫稿是因為雜誌提供了一種新風格的書評書寫:在這裡,書評文章不是對於一本書的報導或是評價,而是本身就是重要的散文或是對議題的評論。

新時代氣氛

而銷量也令創辦人們振奮:發行的十萬份迅速賣完。

這個雜誌之所以一開始就獲得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掌握到新時代的氣氛。

《紐約書評》既關注文學,也關心政治──而這可以說是紐約知識份子一直以來的傳統。尤其創刊的六零年代中期,適逢美國社會與文化開始猛烈燃燒起來:民權運動逐漸轉向「黑人權力運動」(the black-power movement) ,反越戰運動號角開始響起,新左翼學生運動也不斷前進。在整個六零年代,左翼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獨立媒體人I.F. Stone, 學運領袖Tom Hayden、左翼歷史學者霍布斯邦都是重要作者。而作為一份思想與文學媒體,他們也沒錯過那個時代的重要騷動:芝加哥八君子審判、五角大廈前的反戰遊行、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暴動等等。

席維斯在2012年的訪問中說,「對我們來說,權力及其濫用的經典政治問題永遠是我們關心的。」在另一處訪問則說:「我們認為你必須提供一種對美國的政治權力的本質的分析──誰擁有他以及誰受到影響。」

很快地,《紐約書評》成為美國文化和知識菁英必讀的刊物。知名作家Tom Wolfe在1970年一篇極有影響力的文章「激進潮人」(Radical chic)中說,紐約書評就是這批「激進潮人」的「主要理論機構」。此後更有無數重要的思想家和作家在這裡發表文章。

席維斯不斷強調,他們編輯的宗旨是:「尋找我們尊敬的作者並且幫他們找出適合討論的書。我崇敬好的作家,有美麗心靈和特殊思想的作家,並總是希望他們能做出特別的事情。」或者,讓「這個時代最有趣和最優秀的心靈在這裡深度討論書籍和議題。」

他們確實做到了。

五十年來,他們始終得以維持十萬左右的發行量,也一直是獲利狀態。(1984年時原來投資者把雜誌賣給一個德州商人,但仍維持編輯自主性。)

不斷轉向  反對依然

五十年的路途當然不時有些轉向。進入七零年代後,六零年代的左翼激進主義轉向比較溫和的自由主義;《國家》(The Nation)在一篇分析《紐約書評》政治立場的文章「紐約書評的重生」中說,如果六零年代是喬姆斯基式的,那麼後越戰時期則是以賽柏林對自由主義、多元主義和個人自由的強調界定了《紐約書評》的氣質,且「紐約知識分子小圈子、常春藤大學明星學者、諾貝爾獎得主取代了喬姆斯基和他們的左翼同志。」

喬姆斯基也在這篇文章中說,和六零年代和平運動有關的活躍份子後來在《紐約書評》上幾乎都消失。但另方面,《紐約書評》始終關注第三世界的異議知識份子:如刊登過索忍尼辛、沙卡洛夫、哈維爾的訪談,當然也有中國的如零八憲章的英譯版。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紐約書評》再度成為反對政治的基地。小布希的當選、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戰爭,讓他們如六零年代般站到鮮明的左翼位置。他們嚴厲批評小布希的國內政策侵蝕公民權利,也批評所謂的「自由鷹派」(liberal hawks)知識分子(亦即支持美國出兵伊拉克的自由派)。事實上,在2003年美國剛出兵伊拉克時,許多自由派媒體和知識分子都支持這場戰爭,但《紐約書評》的主要作者們,Thomas Powers, Ian Buruma、Joan Didion, Norman Mailer、Stanley Hoffmann, Ronald Dworkin, Arthur Schlesinger Jr.,都站到批判的前線。

席維斯說,這是因為他擔心「政府所製造出的愛國氣氛,恐懼氣氛,會打壓異議。」

不過,雖然《紐約書評》仍然具有強烈批判性,仍是英語世界最受尊敬的刊物,但也早已顯出某些疲態。例如他們的作者總是同一批人,文章觀點可預期性高,並排除了許多重要作者。尤其,五十年來都是同一主編席維斯(共同主編Barbara Epstein於2006年過世),而今年他已經超過八十歲了。

質問和反思這個時代

這個時代還需要《紐約書評》這樣一份沈重的雜誌嗎?

一個重大的挑戰當然是網路時代的來臨。2010年起,他們設立了網路博客,提供更即時、更短篇幅的文章。對於未來,席維斯不悲觀:「一個關於政治、文學、科學和藝術獨立而批判的聲音,在現在比五十年前我們創辦這個雜誌更為需要。電子的溝通形式在每一個領域日益發展,但是他們對於文化的影響仍然是模糊的,因此需要新形式的批判性檢視。這會是紐約書評未來的核心關懷。」
確實如此。無論在什麼樣的時代、什麼形式的新媒介,我們始終都需要最優秀和有趣的心靈與文字,去質問、去反思這個時代的政治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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