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15

【輔仁媒體】無妄齋:從陳雲城邦政治角度看佔領中環 (567)

作者: 無妄齋

(公有圖片)

 

建立一套自足的本土政治論述,從來艱辛,關鍵在其中分寸難以拿捏。稍有不慎,「法西斯」的帽子就當頭扣下。不幸地,近年在香港提倡城邦政治的陳雲如今面對的諸多批評,不少均屬以上非此即彼式的論斷。

法西斯(Fascism)一辭,源於拉丁文Fasces,意謂權柄。原為古代羅馬時期執政官的權力標誌,以紅帶捆綁一束棒子,並附帶一柄斧頭,象徵暴力與權威。而法西斯主義則為壟斷中產階級,公開實行獨裁恐怖統治的政治體制。其內涵包括鼓吹反動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軍國主義及國家主義,並強調領袖的絕對權威。對內實行專制獨裁恐怖統治、保守主義色彩濃厚的經濟自主,對外則推行侵略和戰爭政策、爭取「生存空間」。

希特拉的政治意識形態,正是基於法西斯的反閃族主義,認定猶太人對德國造成嚴重威脅,故他主張捍衛德意志的「血統與土地」(Blood and Soil),祟尚優生學,宣稱雅利安民族是「統治民族」 (Master Race),理應君臨猶太「劣等民族」之上。以「民族的」(das Volk)元素為最高信條,個體必須無條件地為族群共同體奉獻,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宣傳側重於個人魅力至上的領袖信仰,藉浪漫的社會運動煽動人心,吸收不滿社會現狀的民眾。

 

但以上一切,很明顯不適用於陳雲的理論。有異於法西斯,其立足點在於現今香港的客觀現實。

自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伊始,中共不僅經由《基本法》主宰香港的外交及軍事,也不斷憑藉頻繁的民間消費掌握了經濟命脈,並且透過對主要官員及親建制派議員的耳提面命,以至公然釋法進行政治干預,將一切與中共立場相違的概念排除於外。他們維護的明明是黨自身的利益,卻聲稱保障香港的福祉。在文化層次上,他們對香港反覆強調重視市場經濟、人權、自由、平等、法治等奠定香港制度的基石,但同時放縱大國子民蒞港破壞本地的法治與社會安寧,與本土文化習慣水火不容。民間密切的交流不僅未有瞭解彼此的作用,反而令箇中矛盾加劇。上述現象,明顯與亨廷頓《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y Samuel Huntington, 1996)中主張的文化衝突不謀而合。

 

按陳雲的說法,正本清源之道,就是實踐「中港區隔,城邦自治」。政治上重申香港擁有高度自治的權力,重拾各項施政的主導權;文化與生活則貫通東西精髓,內承接傳統華夏風俗、恢宏重仁義的素養,外汲取民權與自由等普世價值,致使中西交匯圓融。由此可見,內容不能簡化歸納為純粹的族群鬬爭、仇恨式的排外,而是要外來者尊重本土文化習性,「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

 

根據他對佔領中環的闡釋,並非全盤反對此項公民運動,而是有以下重要憂慮,推論事不可成:

 

一、目標離地,未及民間,不能引發全民啟蒙。

爭取普選的主要動力,與其說是民心所向,更多源自社會上知識份子及主張改革的政黨代表結合的思潮激盪,空有宏大的信念,但並無切實考慮廣大民眾的利益。新聞時政中屢屢出現市民爭取權益之事,然而皆未有與普世價值連結。廿多年前許多民主派人士經歷過爭取八八直選的歲月,亦有接受思想啟蒙,但受眾甚寡,故啟蒙至今仍高懸天上,很容易被現實派的批判所粉碎:實行普選,如何令生活變得更好?

事有緩急輕重。以身體為喻,維護本土抗爭是止血養傷,實踐民主普選是固本培元,而推動全盤改革則屬健魄強身。若本身社會並非健康,傷患未曾養好,固本培元根本無從談起。故香港如今未有迫切需要推行民主普選,反而更需要集中解決中港兩傷其害的現況。

而欲令普選成為民心所繫,必須在地化(Localize),即由民眾的根本利益出發,使論述著墨於本土議題。例如民選特首及議會必須回應中港利益衝突的死結,透過重新掌握自主權力審視多項畸形的政策,可更有效地處理兩地矛盾,例如雙非孩童居港權衍生的問題,以至奶粉等主要物資經陸客採購造成大量流失等要項。

 

二、外國勢力的代理,由背後力量把持,容易演變為顏色革命。

李柱銘最近突然提出一項不成熟的普選方案又旋即收回,引發輿論熱議。姑勿論方案的初衷與要旨,但觀察其間泛民各政黨的回應,可見在大協商日未曾起動之先,耳語政治卻比想像中嚴重。部份宣稱支持佔領中環的政黨不僅沒有讓全民參與議政的打算,反而全然以自身利益為依歸,再度架空公眾討論,彷如一零年政改方案修訂,政團揣摩上意,以中聯辦的私議結束。

更令人擔心的是,參與的部份政黨所代表者並非本土利益,而是外國勢力的代理人。按陳雲說法,英美勢力的滲入令人擔憂。他們祇關注能夠透過「香港民主牌」為自己爭取多少議價籌碼,以利在日後就外交商貿等議題與中共談判時便宜行事。所以,結果得到普選與否未必重要,而是樂觀態勢形成,復以此作脅。

當然,真要香港人奮起革命,或者幕後是否真有外國勢力干預,大概是出於想像。但在運動並未正式開始以前政黨欲藉騎劫民意掌控大局,由於協商具體細節及誓師內容至今尚未列明,根本不能制約他們在行動前出賣普羅大眾利益的行逕。要杜絕禍患,技術上甚為艱難,而政治倫理亦未能有效約束。

 

三、即使滿足條件,以此作為手段,等同將社運刑事化。

部份社運人士對運動的理解,是藉佔領中環地段癱瘓公共秩序,及後自首並認罪,道德上付出司法懲罰的代價,喚醒公民與輿論的良知,向不公義的政府施壓,並增加中共政權漠視民意的政治成本。而這種悲壯的犧牲祇是過程中的一役而非結果,將精神廣泛散布並延續至往後的抗爭。問題在陳雲眼中,此舉無疑給予官府藉口,據此對其後的社運從嚴處分,罔顧「法不治眾」而正式刑事化。

誠然,面對中共違背《基本法》的法理承諾,參與者不惜坐牢宣示爭取普選的決心,或可令民眾感動。問題是他們不應自首,而是拒不認罪,直至審判時在陳辭中據理力爭,表達自己強烈的政治立場,而非自我矮化,將堅持實踐普選異化成法院中以戴罪之身乞望求情的理由。

 

溝通,是要在彼此理論中求同存異,並非祇問立場不問是非,然後把對方定義為非我族類而排除於外。在公民運動中爭取彼此的理解,信念未必一致,但方向可互為調節,並盡可能集合民間各界力量的支持,如此方能成就。而就上述問題,除了陳雲,相信許多市民亦抱持類近疑慮,而若要行動運作順利,組織者亟需正面回應並確實解決。無論如何,大家應該聚焦於推動務實的磋商策略,勝過以諸般攻訐的手法標奇立異,為求一快博取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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