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09

何雪瑩:Who are we?的身分政治

Who Are We

香港雖以國際都會自詡,但700萬人口中97%為華人,同質性一向甚高。自陳雲拋出城邦論後,加上一連串的中港矛盾和衝突,族群政治才在香港正式落地開花。這種迅速冒起的本土身分認同源於日常生活以至政治經濟衝突,小至買奶粉大至政制發展,排他性甚高。然而身份這個概念本身多元又複雜,而且從不確定,「變幻才是永恆」。在這全球化時代理應向地球村的烏托邦愈來愈近,但民族主義和本土運動在全球方興未艾。Gary Younge 的小書問:「我是誰,在這全球化的21世紀,我是誰還重要嗎?」,問得非常及時。了解我是誰,為何重要,才能說族群政治。

Gary Younge 是英國《衛報》和美國雜誌《The Nation》的專欄作家。他本身的個人經歷最好說明身份和族裔的複雜性。他的父母來自加勒比海島國巴巴多斯,在英國單親基層家庭土生土長,少年時代加入共產青年組織,黑皮膚的他從未真正意識到膚色和階級的分野。直至大學前的gap year 到蘇丹當義工,同行朋友都是入讀英國私校的富家子弟。一位白人富家女說:「如果我不跟一位相同階級、膚色和語言的男生結婚,對母親而言非常殘忍,這樣對她很不公平。」Gary Younge就坐在她眼前,說這話時毫無尷尬表情。Gary Younge於愛丁堡和巴黎讀大學,在英國任職記者多年後以美國為基地,撰寫美國觀察。

Bliss Broyard 生於美國康乃狄格州,她跟她的同輩朋友一樣,來自中上家庭,入讀私校,市鎮以白人市民為主。她知道世界上有非白人,但她沒有想過他們跟她有關,甚至連黑人也是不禮貌的禁忌話題。直到她的父親過身前,才在病榻上向她說出驚天大秘密:原來他們一家是美國內戰前的黑人後代,雖然他們一家的膚色早已白得看不出任何顏色,但名義上來說他們是白皮膚的黑人(white-skinned black people),說到底還是黑人。這個秘密為小女孩的人生帶來翻天覆地改變,她首次感到她和從未認識的基層黑人血脈相連。這就是身分認同的威力。

這個「白皮膚黑人」女孩故事正好說明了種族認同的複雜性:明明膚色跟其他「白人」一樣,為何女孩自覺是黑人?奧巴馬被認為是首任美國黑人總統,但他明明由白人母親養大,黑人父親早已離他而去,為何奧巴馬自認和被認為是「黑人」?身份認同從來不是客觀而不證自明,反而深受社會觀念影響。如果連外表一眼看得出的膚色和種族也是如此混雜的概念,當我們說起都是黑眼睛黃皮膚的「強國人」和「香港人」之辨時,那就更應小心翼翼。

這不是說因為說不清而否認身份和種族的重要性,正好相反,我們應該了解自己的身份如何構成,認清身份的複雜性,再思考如何令身份轉化成積極的進步力量。

「我是誰」這個問題聽起來有點笨拙而又那麼理所當然,但在不同場合每人的身份也不同。你同時是男性、父親、丈夫、教師、香港人、以廣東話為母語的人、住在中國境內的人、承傳中華文化的人,身份認同從不穩定,在不同情景其中一個身份會特別突出,其他的暫時退後。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會時時以香港人自居,但旅途上遇到一名港人,你可能會因為「同聲同氣」而上前攀談,在香港同一個人跟你擦身而過,你準不會無端端跟他搭訕。人在異地,香港人這個身份突然變得突出,我們「成為」香港人。

Gary Younge指出很有趣一點:當一個身分愈強大,我們愈感覺不到它存在。當你的身份在一個群體被視為「正統」而從來未被詰問,你就以為自己不受身份影響。Gary Younge提到他在紐約街頭被一名黑人少年問到:「英國人說話都有口音,不是很奇怪嗎?」當Younge回答英國人都跟他一樣如此說英文,少年睜大眼睛才第一次明白,原來自己也有口音。

2001年,時任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的Sonia Sotomayor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演講。在紐約一個波多黎各家庭中成長的Sotomayor在演講中說﹕「身為一個充滿人生歷練、聰明的拉丁女性,我希望我會較沒有這些經歷的白人男性法官作更好的判決。」8年後奧巴馬提名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保守派就拿這番話大做文章。Sotomayor的提名在參議院以68票對31票通過,一名共和黨白人男參議員說,他不能投票支持一個任由種族、性別、政治取向影響判決的法官。這番話有趣在於他以為白人男法官可以不受任何種族、性別、政治取向影響,似乎白人男法官就是by default公正客觀,無視白皮膚和男性也是種族和性別的其中一種,也無視不論種族性別,每個人都不是橫空出世,其價值觀和行為都是受社會、歷史和人生經驗等影響,白人男性當然不是例外。

身份政治不離權力脈絡

Gary Younge說了解身份政治不能脫離權力脈絡,這番話在現時香港非常適用。身份認同的滋長,跟群體之間的經濟情況和引申出來的權力和特權關係密不可分。當英國殖民者來度印度劃分階級,所有的信奉印度宗教的人才成為Hindu階級的其中一員。Gary Younge此書重梳理英美世界自911以來與伊斯蘭的矛盾關係。他說英國的回教徒非常執著自己先是回教徒,才是英國人,這現象在英國的第二代回教徒之間更明顯,但美國回教徒則較認同自己的美國人身分。明明在英國土生土長,為何第二代回教徒比長大後才移民到英國的父母更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英國身分?原來調查發現,美國回教徒收入較高,不會自覺被邊緣化而擁抱宗教,作為對抗歧視和政策不公的武器。

有朋友說,現時香港人正被大陸人和權力迫害,生存空間愈來愈受威脅。到底這個實際上威脅有多大是個實證問題,但現時不少港人的確在生活上受影響,報紙每天報導奶粉荒、產婦床位荒,北區小學學位不足,一些新移民來港不願工作領除綜援等,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資源分配問題。在龐大財政儲備支援下,資源分配可以用行政手段解決,如限奶令、徵收關稅、北區增加小學學位(而非呼籲本港家長安排子女跨區上學),可是原來連推印花稅梁振英都要先請示王光亞,原來本地的權力其實很有限。700萬香港人對抗13億中國人還有崛起中的極權政府淪為如猶太人之於納粹德國的弱勢社群。這種經濟整合下產生的政治無力感正是族群政治的養份。

明明大家都在說全球化、地球村,可是民族主義和本土運動卻未見消減。布魯塞爾是歐盟首都,可是就在布魯塞爾附近的小鎮,一場本土運動愈演愈烈。只有4000人的小鎮84%人口說法語,但問題它位於荷蘭語為主的法蘭德斯區(Flanders╱Flemish region)。為方便計當然說法文最方便溝通,可是當市長講一個法文字,法蘭德斯政客就會解散市政會議甚至彈劾他。歐洲整合的中心正是本土文化和政府運動的舞台。哈佛大學一項研究發現,雖然傳訊科技發達,但大部分人還是以本土或區域作為他們最有歸屬感的身份認同:只有2%人說自己是世界主義者、15%以州為身分認同、38%以民族國家為主要身份、47%選擇國家內的區域和本土認同。

Gary Younge認為是新自由主義背後作祟。當大家都吃麥當勞飲可樂穿Nike,一方面大家都在一片趨同中突出自己的獨特之處;另一方面大財團的勢力正侵蝕主權國家的權力,人民把票投給政客,以為授權政治根據自己的意願管治,可是我們不能投票給大財團,連政府也要對跨國財團卑躬屈膝,跨國集團無視國界,擺脫時間和空間的界限,影響我們生活每一個角落。 當地球愈來愈平,我們卻愈來愈控制不了自身的生活,於是就希望向本土撤退,一塊我們還有話語權的安全地帶。

美國一些州份不時出現針對拉丁勞工的暴力攻擊。一位在移民和勞工組織工作的律師說,人們將勞工視為偷渡客,當人們因為全球化外判工作而擔心失業,他們視拉丁勞工為所有問題的源頭。美國政府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讓貨品和勞工進出更自由,美國人無法以選票反映他們的不滿(兩黨均支持協定)於是訴諸「美國人」身份。負責外判的大財團遙不可及,但勞工就在他們眼前每天上班下班,勞工就成了方便不過的出氣袋。

這個故事跟香港聽來相差不遠,只消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換上CEPA或自由行。當自由行遊客數目過盛,影響日常生活,香港政府卻無意限制旅客數目時,街上的自由行遊客自然成為出氣袋。香港目前還未出現在街上隨意攻擊內地遊客的現象,但拍下他們的醜態在Facebook上集體恥笑早已不是新鮮事,而「光復上水」更是擺明對水貨╱走私客出言不遜(縱使水貨客中不乏香港人)。Gary Younge指西方國家應更確實實行民主,不只是程度上的民主,而且要建立對話、討論的空間,可憐的香港則連民主也沒有。當香港沒有單程證審批權,沒有也不能制定人口政策、開徵印花稅也要先看北京臉色,同時生活每個細節被大財團控制,這種政治和經濟的無力感正是本土主義的溫床。他們不能控制政治和經濟權力,唯有抓住他們認為控制得了的文化,是以反國民教育、不准商店以簡體字取代正體字這些事件能觸動群眾神經,屢見不鮮;至於回溯歷史,建立港人為跟中國人與別不同的民族這些論述,剛往往是因為本土主義興起才建立起來的。正如一貫社會科學理解一樣,先有確定大家是一起的主觀意識(民族主義),民族這個共同體才被想像出來。

當香港和中央政府以經濟融合的既定事實,希望促成中國和香港的文化和政治融合時,Gary Younge的書卻說只會令香港的本土身份認同愈演愈烈。Gary Younge不迴避族群政治,承認人之間的差異可是身為「左膠」的他跟陳雲不同,不以族群仇恨這種權宜之計作為社會運動力量。Gary Younge在結語中說,我們面對選擇:屈服於恐懼、仇恨和隔閡之下,還是利用族群的力量尋求共同點和團結。後者說易行難,「左膠」有必要正視瀰漫的恐懼和仇恨,深入暸解理性思考的局限,這是對文明社會的一場考驗。

原文短版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此為作者首肯刊出之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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