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8-18

【蘋果日報】冼麗婷:品味蘋果: 梁朝偉背影裏的報人 劉以鬯:他不了解我 (5006)

十多年前,梁朝偉在王家衛銅鑼灣的工作室,第一次跟劉以鬯碰面,說話恭恭敬敬、斯斯文文,總是這樣的稱呼老作家:「劉老師。」

香港出生成長的魅力男演員,想化身抗戰時期就開始在重慶《掃蕩報》工作的上海文人。然而電影是電影,生活是生活,梁朝偉還沒有看懂劉以鬯,就要扮演穿西裝上班的寫稿人,努力在老作家提供一格一格的報館稿紙上演戲。
因為看了《酒徒》,王家衛想開拍《花樣年華》,當年親自上《香港文學》雜誌社找劉以鬯。作家給導演一本《對倒》,導演回去看了,又愛上了《對倒》。之後,王家衛拍好了一段梁朝偉在報館的戲份,特意找劉以鬯「睇片」給意見。
「他們拍戲時候,曾經叫我去看情況,其實是想讓梁朝偉看看他飾演的劉以鬯本人是怎樣的。」劉以鬯今年九十五歲,訪問兩次,都在太古城咖啡室。他聽力轉弱,每一條問題,先由劉太羅佩雲在耳邊重複。夫婦都有淨白臉孔,精神伶俐,而且喜愛跟我們分享小小藍莓雪糕鮮奶油夾餅。
記者跟劉以鬯第一次見面剛好是六月四日那天。在二○一三年的現代商場,還未走到二○四六。寫過《一九九七》的老作家,不喜歡講政治。咖啡室外,是冷冷滲着霧氣的溜冰場,年輕人像飛舞。受過芭蕾舞訓練的劉太,至今還帶着纖瘦舞者形體。丈夫在《香港時報》、《快報》及《星島晚報》等做過副刊編輯。回看超過半世紀以前的夏夜,她說五十、六十年代沒有冷氣的報館,做編務的人,都穿背心短褲,不會穿西裝結領帶。

對一個作家的幻想,有時可能會比對一個作家的了解有更多的快樂。大銀幕裏,王家衛把他對報紙人的想像力放在梁朝偉的背脊,花樣年華,in the mood for love,不過是他心中美麗時空的美麗人物。結果,觀眾跟着導演從一個人的後面去幻想他半世紀的寫稿經歷,從一個美男子的背影去看歷史,賞心悅目就夠了,電影不管真與不真。
「與我做報館情況好大分別,我做過幾間報館,王家衛好想用我的形象,這方面我不方便批評,只可以說,都有他的好處。但他把劉以鬯正式變成電影人物,這個好大問題,因為他對我了解不是很深。」要在小說裏找電影人物很儍,要在真實世界找電影人物更難言之成理。但梁朝偉跟劉以鬯背脊的比較,劉太最權威。「劉先生後生時寫稿,背脊挺得直直,梁朝偉可能也不及他精神。」書房裏劉以鬯寫稿的背影看得太多,除了直,劉太怎也說不出一點感覺來。最真實的是,這兩三年,丈夫各方面開始退化了。

捱過辛勞沒捱過窮

「找過幾次喇,都找不着!」訪問途中劉老師找洗手間,結果無功而回。說話本來就不大聲,竧𣉢時帶着外省口音的廣東話,在太太面前,劉老像個發脾氣的小孩。天佑,老作家行動自如,最後與攝影記者同行,他並不會迷失太古城。
在香港寫稿為生而成為電影裏美男子的模型,現實裏的劉以鬯,從小就是上海英租界裏的翩翩少爺。父親是國民黨黃埔軍校第一批英文繙譯官,哥哥則是宋美齡的英文機要秘書。他小學二年級八歲時候已經喜歡作文,因為中文寫作好,由老師推薦跳升至五年級。也因為經常走去法租界流連,看見白俄女人迫於生活當妓女,十七歲便創作了第一篇小說《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為他出版的編輯是鍾楚紅家翁(朱家鼎父親朱旭華)。作家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厚度,一頁一頁,一年一年。所以他很明白,要培養作家,靠的都是作家自己。「這個不需要鼓勵的,最重要是他自己對文學有沒有興趣,如果有充份興趣,他自己會跟着文學方向去調整。」
讀者看他的人生有電影感,寫的小說有電影感,總有原因。「我年紀很小已喜愛看電影,上海大光明戲院第一天播新片我就去看。大光明、南京大戲院播的都是英文電影,我未必了解,但我就是喜歡看。」
父親在抗戰中死去,留下遺產。抗戰勝利以後,劉以鬯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創立懷正文化社出版文學書籍。在聖約翰大學主修哲學及政治,上海高級文化人,日間在國際飯店拿一張枱下午茶,要出書的文人,就來這裏找他。晚上麗都夜總會吃飯跳舞,為《不了情》作詞的導演陶秦,也是聖約翰大學畢業,當時是夜總會經理,因為借了劉以鬯一筆錢,最終以免費款待還債。日間是文化,夜裏也是文化,由始至終都喜愛文學與郵票,劉以鬯一生能駕馭的,只有一支筆。
因為內戰,一九四八年他來香港希望為國內出版書籍開拓海外巿場。起初,因為堂姐在灣仔居住,他也租住了一個酒店房間。後來在廟街佐敦附近頂手舖位建立出版社,不善管生意的文人,最終床頭金盡,放在精裝書裏帶來的美金都花光了。
「沒有錢生活怎辦呢?」記者問。
「就寫稿囉。」真正有天份的作家,寫稿是天生本能。「我當時只有一支筆和幾張稿紙,寫了一篇一千字的稿,寄去《星島晚報》。」第一篇就成功了,可以拿到十元八塊的稿費,用一半,已經三餐溫飽。那時候,三毫子一碗雲吞麵,寫一千字稿子,就寫出三十碗雲吞麵。六十至七十年代最高𥧌時候,一天為十三間報館另加定期與不定期的雜誌稿約寫稿。報紙每稿約一千字計,每天一萬三千字,一年總超過三百六十萬字了。當時每間報館每月稿費在三百元上下,月入三千多元至四千元,一年下來,怕已經能賺到五十年代一層樓的價值。夫婦最終於七十年代尾,以十多萬元一次過付款方式購入太古城樓花,六百呎實用面積單位,居住至今。
一張報紙寫一個故事,順利的話,寫一千字的連載小說,最快半小時可以完成。有時想古仔的時間都沒有,夫妻一邊度橋,一邊吃飯。「晚上他回報館做副刊編務,我在家裏擬好故事大綱,兩個人才能安心一起在外面吃晚飯,回家後,又再寫稿。」寫了半世紀的稿,右手食指起了厚厚的繭,要戴一隻手指套保護。他捱過辛勞,但從來沒有捱過窮。天天寫快稿,辛勞像農夫,香港曾經有這樣一塊文化土壤,讓兩口子天天合力在家「耕作」,可謂奇景。
寫稿人寫盡人生,太知道世事無常,所以,有稿約邀請,不敢不寫。《銀燈日報》約稿,《明燈日報》也約,於是《新燈日報》不可獨無,所以最終就有趕寫十多間報館文章的情況。喜歡的寫,不喜歡的也寫,痛苦嗎?
「我覺得應該做,我住在五洲大廈(六十年代在那裏寫下《酒徒》),每朝起身寫至英女皇出現。所有事她(劉太)做,稿我一個人寫,假如寫得順利,寫得快,十三間報館寫完,就租白牌車去送稿,然後到海運大廈食飯,這已經是我最開心的生活。」海運大廈時尚了數十年,至今還有Pacific Club一類私人會所雄霸超過一百八十度的無敵海景。報館作家夫婦一直過着中產的生活,半島下午茶、中環希爾頓酒店開幕後吃十多元一份自助餐,都是普通事情。寫稿與吃飯,就是兩口子最快樂的花樣年華。

在方格裏與眾不同

劉以鬯日間寫的稿與晚間寫的稿,有所不同。「日間,我寫具趣味性的東西,不會寫他們不喜歡的;夜晚,我寫自己喜歡的,自己滿意的,讀者滿意不滿意我並不在乎。」賣文為生,若果有一半時間靈魂歸位,已算幸運。他曾經承認自己寫過很多「垃圾」,《酒徒》裏調侃幽默的筆觸下,為了生活,海明威來到香港也要寫武俠小說,林黛玉也要當包租婆。
劉太說,當年只有《星島》能接受《酒徒》與《對倒》一類創新文學。「《成報》講明要寫職業女性,《吧女》現在變成歷史小說。」結集在《打錯了》的短篇,都是一段一段香港風情,七二年出版的《對倒》裏也描述樓價問題,歷史,是不斷的重複。
四個上海女人在口沫橫飛地談論樓價。乙女說:「我的姨媽,去年在灣仔買了五層樓,每層兩三萬,現在每層漲到十幾萬,不知不覺賺了幾十萬。」……丁女說:「九龍有一個地方出售樓花,有人連面積與方向都沒有弄清楚,就一下子買了十幾層。」……「樓價漲得越高,買樓的人越多!」
寫《酒徒》成名,被喻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但劉以鬯比較喜歡《對倒》。「那是別人說的。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是外國人的,但中國人也有自己的意識流,我是用這idea寫《酒徒》。你不需走別人走過的路,你走你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不是容易,千千萬萬的小說,好看的難有一本,所以你要與眾不同。一個人寫好的小說,總得要有個好的idea,idea做不到,無所謂,萬一你做到,你就成功了。」

「《酒徒》是寫於《對倒》之前的,兩本書比較,我比較喜歡《對倒》,覺得idea比酒徒還要新,無人用相似的手法來寫。我喜歡集郵,郵票有一種好特別的叫做對倒(tête-bêche),兩個郵票對着(如書上封面郵票,是他從英國拍賣會買回來的),用這個idea來寫一篇小說」。劉以鬯有一種上層美學訓練,來港編副刊,版式天天不同,跟當時一年如一日的本地做法,一眼就見到功夫。報館原稿紙格子裏是另一個世界。種種生活,花樣故事,都在方格裏組成,猶如他喜愛砌的模型,結構與顏色,思想與說話,總在一個原則裏──與眾不同。
學術界評價劉以鬯小說地位極高,他一直在商業壓力下走一條香港文學道路,絕大部份小說是從以往報刊連載中增刪結集。徐訏居港三十年,很少寫香港。翻劉以鬯的小說,處處是香港,而且是摩登的香港。一九八五年一月《香港文學》月刊創立,他出任總編輯,退下報壇,全心全意搞文學出版。據劉太說,月刊資金來自中新社,目的是辦一本不分派別的香港文學雜誌。他月前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傑出藝術貢獻獎,領受獎項時,全體與會者起立致意。
劉以鬯現在不再執筆寫稿了。每天逍遙跟妻子或友好在外用餐,閒遊商場,看見漂亮明信片心意卡便高興。他與上海明星前妻有一個女兒,去年六十二歲時去世了。女兒在生時一直跟母親生活,於加拿大做電腦專業,沒看過父親的文章,父女溝通不多,以往來電問候,都是跟劉太談得比較多。
最輕的筆、最重的擔子,卸下了。少女時候就看劉以鬯報章小說的劉太,仍然守在身旁。她比丈夫年輕十七歲,一九五六年到新加坡表演舞蹈時認識大作家,「彼此都有感覺。」結婚前,作家給她寫下十封八封情書,保存至今,她情願做唯一的讀者。
「出名的作家,自然得人歡喜。」劉太說的是自己,那段花樣年華的飄然感覺。
攝影:羅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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