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9-20

呂大樂:這麼近,那麼遠 (288)

在香港,特區政府經常提到「國家好,香港好」。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而且跟內地聯繫密切,這句說話的意思是毋須懷疑的。但問題是,這句說話通常並非只限於在一般層面上描寫內地與香港的關係,而是同時附上很多其他的意思。而當中十分重要的一面,是有關經濟快速發展的內地,能為香港及港人帶來很多機會。有不少人甚至會在這個基礎之上,認為年輕一代應該以內地的機遇為個人奮鬥的目標,於是大力宣傳「中國機會」的說法,以為這樣便可以加強年輕人對國家的認同,鞏固他們對未來的信心。可是,在客觀效果上卻似乎是剛好相反。年輕人對有關的說法、口號不為所動,有時甚至會因為論者總是喋喋不休而有點反感。面對這樣的反應,「中國機會」論者通常會嘗試改變討論的焦點,因見到自己的說法不為受落,而轉為批評年輕一代缺乏勇氣、遠見,不敢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面向未來的挑戰等等。他們總是覺得大好機會正擺在年輕人面前,哪有不充分利用的道理;他們很少會認真檢視,究竟在過去二三十年裏,所謂「中國機會」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更少會反思,為何在年輕人眼中,自己的那一套會如此缺乏說服力。

年輕人 應以內地機遇為奮鬥目標?

本文的目標不是在於否定內地經濟發展能為香港創造機會。在一般的意義上,「中國機會」肯定存在。問題是:那些機會是以哪些人為對象呢?它們的分配或者沒有什麼不平等或不合理(也就是說沒有什麼人為的障礙),但卻又不是每一類人都會覺得自己可以參與其中。如何將內地社會經濟發展所開創的機會轉化為港人於個人層面上可以把握的可能,是一個很值得了解的問題。以下的分析和討論,以政府統計處所發表有關「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調查資料為基礎,嘗試了解一下「中國機會」有何特色,並從中剖析為何年輕一代對此所抱的態度,並無期望中的樂觀。

從1988年開始,香港的政府統計處以不定期的方式,通過「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來搜集有關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社會背景及特徵資料。該調查透過科學方法抽出住戶樣本,而受訪住戶中所有年齡達15歲或以上的人士,均會被問及於進行調查之前的12個月之內,是否曾經在內地工作。按政府統計處所採用的定義,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乃指屬於居港人口而於統計前12個月內曾在內地工作(不論在該12個月期間往內地工作次數及每次逗留期間為何)的人士。但若只到內地洽談生意、巡視業務、及/或出席貿易展銷會、會議和業務應酬,則不被視作『在內地工作』。此外,來往中港兩地的從事運輸業人士及在內地海域作業的漁民或海員,亦不包括在內」。經過十多年的資料蒐集,相關的統計數據給我們呈現出一個圖案,說明於內地走向開放改革的過程中,香港及港人如何從中找到工作的機會。

當然,在過去35年裏內地與香港的經濟關係的轉變,表現在多個層面及不同方面,而香港居民在內地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面而已。不過,話雖如此,這仍是相當重要的方面——對一般市民而言,他們對「中國機會」的想像,很大程度上是指香港人在內地所能夠開拓的機會,為香港及港人帶來新增的活動空間。雖然這個角度或許有略嫌未夠全面的地方,但卻可視為一種普遍為港人所採用以衡量「中國機會」能否兌現的重要指標。

在閱讀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統計數據之時,我們需要明白,上面提到的調查方法,有其限制。關於這一點,政府統計處已有所交代:「在統計前的6個月內在香港逗留少於1個月,及在統計後的6個月內在香港逗留少於1個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不論他們在統計時是否身在香港,亦不會包括在是項專題訪問的涵蓋範圍內(因他們不屬於居港人口內的人士)。」這也就是說,該調查並未有將那些因為工作的需要而早已長期遷居到內地的香港居民包括在內。所以,假如愈來愈多香港居民會因工作上的需要而移居內地的話,則有關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統計數據的參考價值會降低。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未有見到這種情况:據政府統計處的估算,居住或長期逗留在內地的香港居民的數目,由2004年底至2005年初期間的47.2萬人,增長至2007年7至9月期間的50萬多。暫時未有資料顯示,內地為香港居民所提供的工作機會,逐漸已變得會要求港人移居,以配合公司的需要和要求。所以,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統計數據,仍可視為評估「中國機會」的指標。

在內地工作香港居民

由高峰逐年下滑

從政府統計處的資料所見,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數字,由1988年年底的52,000人左右,發展至2010年第三季的175,100人,中間以2004年為高峰,數目達244,000人(見圖1)。近年香港居民在內地工作的數字,是由2004年的高峰逐年下滑,至今減少了差不多7萬人。跟上面所提到香港居民在內地居住或長期逗留的數目比較(增加兩萬多人),似乎未見前者的減少是因為已經轉為以後一種形式替代。這也就是說,單純在量的方面,我們不單止未見持續增長,而且反過來有下降的趨勢。

至於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社會背景和特徵,則有以下觀察:

(1)從1980年代發展至今,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行業及職業分佈,早已發生了相當明顯的變化。其中由製造業作為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主要行業(於1992年佔60.8%),到近年已改由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2009年佔43.7%)和其他第三產業所替代。與此同時,其職業結構亦經歷了轉變:由早期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工藝及有關人員佔上一定比例(例如到了1992年仍佔近三成),到了2005年則從事藍領工作的人士,只佔全部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一成而已。現在,以2010年計算,超過八成屬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和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員(見圖2)。上述轉變反映香港在內地經濟的角色的變化,但這同時也表示原來那個可以兼容不同職業的系統,逐漸變為專攻服務業,而且以較高層的職位為主。

(2)呼應上述轉變,擁有專上教育水平的在內地工作港人,由1980年代末20%左右,到2005年已超過四成。學歷成為爭取到內地工作的重要條件(見圖3)。

(3)而在年齡方面,在1980年代末的時候,有接近四分之一在內地工作港人的年齡在20至29歲之間,但該年齡群的百分比自從踏入1990年代便一直下跌,到了2009年更是不夠一成。而在2010年,近四成在內地工作港人,年齡在50歲或以上(見圖4)。若從年齡中位數來看,則由1998年的39歲上升至2010年的49歲。明顯地,港人到內地工作,多屬有一定經驗及資歷的人士。

(4)而僱用那些港人的企業或機構,絕大多數是香港公司,派遣他們到內地工作。並非由香港公司僱用者,從未超過一成(見圖5)。這也就是說,港人從來未有真正融合內地的勞動市場;他們始終主要是通過香港公司而派駐內地。

「中國機會」非人人有份

亦非特別向年輕人開放

以上數據恐怕並不會令本地年輕人感到興奮。很多人口邊經常掛着的「中國機會」,其實既非人人有份(從事體力勞動、低技術工作及低學歷人士,基本上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跟它扣上關係),同時亦非特別向年輕人開放。所謂內地經濟高速發展,到處都是機會,其實未有轉化為真實的經驗。經政府統計處蒐集「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調查資料所呈現出來的圖像,是就算年輕人有多大的決心,願意北闖找尋機會,他們仍然是要通過香港的公司來提供機會,絕大部分都不可能靠個人主觀意志,隻身投入內地的人才市場,來開拓和把握機會。當然,我聽過很多社會賢達、才俊所分享的寶貴經驗,說他們如何在1980年代,憑着一股幹勁,在內地闖出一番事業。又或者經獵頭公司接觸,毅然放棄在港的高薪厚職,以一種企業家的冒險精神,開創個人事業另一個巔峰。那都是真人真事,絕無半點誇張。問題是:今天2013年,又是另一個環境。內地對香港人才的需求,亦會隨着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轉變。究竟今時今日對香港的年輕人來說,「中國機會」是怎樣的一個機會,其實有待具體說明。同時,對只是剛開始職場生涯,缺乏資歷(因此,恐怕也不會是——至少暫不會是——大企業通過獵頭公司主動招攬的對象)的年輕人來說,內地對他們又有何需求?是需求有限?還是年輕人沒有北闖神州的勇氣呢?

特區政府經常提到「國家好,香港好」,這可以理解。但這也不應停留為口號,而是需要實實在在的將它轉化為個人所能掌握的機會。「中國機會」不應該是超宏觀的、虛的東西,而是微觀的、具體的、人人均有可能觸到的。本文嘗試通過整理有關的統計數據,只想說明一點:特區政府在實現「中國機會」這一重要課題上,其實交不出有說服力的成績來。而如果對「中國機會」、中港融合打不開一種新的整合模式來,情况相信亦不會有什麼改變。憑這樣的成果來嘗試說服年輕一代應胸懷祖國,放眼未來,效果欠佳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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