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9-04

健吾:一日之計:小教授大學生 (567)

昨晚節目過後,有網友傳來這樣的一個訊息:




其實,兒時小事,早已忘了。我也忘了那位姜老師是鼓勵我,抑或是恐嚇我的母親。

我只記得,直至現在,我都不敢不努力。

是,是「不敢」不努力,因為不敢不努力而作出大量犧牲,所有人都看不到的犧牲。

因為,我害怕她。在我的內心深處,我永遠都害怕那一個,不知就裏,不理背景,就一頭栽的說我「懶」的那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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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幾天又看到大學生被家長陪同上學成為新聞,又見到校長為我們學生操心,說他們四年大學生活平均一年只讀一本跟課程無關的書……就令我想起這篇訪問。主角Cathy Small早年來香港出席會議的時候,有幸一見,吃了一塊提拉米蘇。真人比想像中更成熟,對學生更有關懷。訪問雖於2007年已刊出,但是,每年開學,我也會再讀一次,提醒自己:學生要修七科,他們可以讀完所有的required reading,我已覺得他們是好學生。在required reading以外要再讀閒書,已是超人的能力了。





 小教授 大學生

大學生的品格是什麼?這個課題,也真夠沒完沒了。

大學生應該是什麼?是胡燕青先生在《成報》中說的飯局故事:醫生律師建築師大爺們自己不會讀「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卻在飯局中,共鳴同聲,說今時今日大學畢業生「真係唔掂」;梁家傑先生在發表參選特首政綱的教育部分時,引述報載政治小八卦:「……對回歸後教育情況好失望。佢話數年前有個港大舊同學想請港大法律系畢業生,點知請唔落手,因為見到港生知識太窄,面試表現不堪入目。『有人話(音樂家)莫扎特係畫家,話(畫家)梵高係音樂家。講英超,又以為阿仙奴只係兵工廠,唔知係球隊,講golf又唔識邊個係Tiger
Woods,就算係一級榮譽畢業生都唔掂。』大狀梁話個老友最後請浸過鹹水港生,唔怪得佢個大女中五畢業後,就即刻被送去外國讀書……。」

大學畢業生有問題。香港七家大學也是政府的,追因問底,大學得依仗納稅人的錢,社會人士對大學生、大學的一切指指點點,理直氣也壯。可是,大學生的問題,在大學嗎?大學只讀三年,中學讀了七年,是不是中學老師校長,那些有份把手指指向大學的校長,應負多點責任?大學生可不可以看同性戀漫畫(《大學線》BL事件)、大學生可不可以講粗口(《中大學生報》普選文章〈普選,你講咩撚野?〉)、到大學生可不可以說「低俗情色」,討論總不理性,對大學生的「光環」總像劉德華「今時今日咁服務態度唔夠」一樣,一種永無止境,由上而下的要求。

52歲新鮮人

這個時候,人類學家應該出場。美國某州立大學的人類學系教授Cathy Small以筆名Rebekah Nathan之名,在2005年寫了一本書,叫My Freshman Year: What a professor learned by
becoming a student(台灣譯名:《當教授變成學生:一位大學教授重讀大一的生活紀實》)。2002年,Small教授(即「小教授」了吧?)發現自己愈來愈看不慣學生的言行,搞不懂大學文化和生態。她用了一年的sabbatical leave,用文化人類學家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本土民俗誌(ethnography),以五十二歲的高齡,用「新鮮人」(freshman)的身份,重新走入她自己任教的大學,走進學生的生活,親身經歷每一個大一學生都要經過的生活細節:交學費、選科、搬進宿舍、參加舍堂活動、跟學生用同一樣的餐單、上課、寫論文、考試……。

這個研究,尋找一個她很想知道的答案:為何學生上課可以大喇喇的睡覺?上課是學生的責任,為什麼這麼多人「走堂」?為什麼大家對教授的提問如此無動如衷?最根本的一條:為什麼學生一代不如一代?

當她是教授的時候,深知學生的不是。她又可以當模範學生嗎?當了新鮮人,她才知道,原來學生不可以用教職員的停車場,要走的距離是多麼的遙遠。她蹺過課,而周圍的人,年紀雖比她少一半,都跟她說:「阿女,你要休息下……。」

她終於知道,學期要結束時,死線一個接一個的日子,那星期的工作量是何等繁重。上一門課,她以前會問學生為什麼可以忘了上一次說過什麼;原來,對學生而言,第一節課和第二節課之間,已經上了四、五節課。一個學期,學生平均上五門課,則要面對五個教授、五個助教,教授助教各有各事忙,有自己的辦公時間,有不同的溝通方式。最重要的,是她發覺學生入了大學,真正投入學術的時間,其實不多;為了生活,幾乎所有學生都需要兼職;為了將來,參與的課外活動,大多要跟履歷表有關。

  小教授提出的觀點,不只是美國大學,香港的大學也有點類似氣味。小教授發現少數族裔在大學校園,不太肯在公眾地方吃飯,才感受到原來「白色主義」在校園其實很濃烈。透過跟留學生的對話,發覺「美國學生也不是太有國際視野」—有美國人問日本學生,日本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有美國學生見到黑人就問她是不是非洲人;雖然跟伊拉克開戰了,可是大學中,知道伊拉克是什麼地方的人,少之又少。大學生一般都對「美國以外地方一無所知」。

當然,小教授說:「其實,大學的目標,是要學生學會不去『雜學』(develop knowledge about others without judgment)這是一件很難的事。國際視野也是一樣。」

另外,美國學生跟香港學生,都愛低調,不要起眼,不要有特色。教授問問題,用沉默回應,可能是隱瞞自己「沒有時間」準備課程內容,也可能是不想教授認識他。小教授問學生,你會跟什麼人做朋友,意即所謂「朋友的條件」:可能是外型不錯,生活態度很「酷」;或是,他跟我一樣,都幾lay back(平凡)。小教授說:「我想,選擇不被看見,是一種妥協。這是一種在社會上普遍的壓力。只是,這種沉默的壓力,滲透到大學校園,才令學生覺得平凡是好事,不想加入、牽涉到任何事。」

小教授說,大學生今時今日愈來愈個人化,愈來愈犬儒。小教授問同學為什麼不回應教授問題,學生回應:「其實教授都係想要我答佢心入面個答案之嘛,我做咩要應佢?」問他們做功課的要旨,有回應說:「work for the professor!」即是香港學生最喜歡叫指導自己的教授做「老細」。明知某些東西,不是自己心想的,不過為了取悅老師,明知口不對心,也寫下去。學生需要更面對現實,需要寫履歷、為免自己負債太多,選科時更需要知道「學科」跟將來的工作的關係。

由下而上 平起平坐

可是,社會人士(或一種說法)卻對大學生的要求愈來愈多,而且雙方的需要,卻各走兩極。小教授又有什麼意見?「好問題。我相信大學校方跟教授,都要令課程更加貼近學生的文化。這不代表我要認同學生的文化,而是像佛家所言,我需要一點『skillful
means』去教。對我而言,我需要知道我的學生在哪兒,而去他們的地方,去教他們。我沒有改變我的message的,只是我說的方法不同了。」小教授說。

做完這個臥底調查,小教授本來是教研究院的,後來也轉教了一年級生的「人類學入門」。「做完這個研究,我才知道原來一年生,被要求那麼多。所以,我也增加了我的辦公時間,盡量令學生省去一點可省的工夫(如找教科書時,只需去一次書店,而不是去四次)。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沒有改變我所表達的訊息;如果我的學生是比較實際的,我就要用較實際的說法去表達我想說的東西。如果學生覺得從同學身上會學到更多,我就會分組學習;而學生覺得實際做會比口述更好,我就會用角色扮演、案件分析、實習等方法。」

那麼,你想說的「訊息」是什麼?

「我不知道香港大學的狀況是怎樣,不知道合不合用。對美國學生,我會這樣說:一個學位,不是教育。」小教授說。

讀過大學不等如那個人受過教育。「不要因為要得到一個學位,而浪費你接受教育的機會。教育,不是一個學位。所謂education,有兩點;一、不要害怕跟別人不同;人妥協,就不會參與事情;二、去找機會,去增加自己可以學習的機會。如果你不是在學習,而只是跳過你教育路上的欄柵,那麼,你就應該想想你究竟在做什麼,甚至是,不如轉一轉學校。選擇,還是有的。」

一走了之?我雖然不太認同,老外才子David Brooks在他被評為「pop sociology」的《On Paradise Drive》中說他回到普林斯頓,也人面事皆全非。連長春藤都失守了,香港人還得到哪兒去?

她可貴的地方,是她真真正正主動走入學生群,選擇不由上而下去鞭打,而是平起平坐的了解學生。只是,要親自做到這件事,似乎仍有一段很長很長的距離。

(原文刊於 信報財經新聞 2007-05-14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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