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16

孔誥烽:以公投及否決權體現港人意志 (247)

政改諮詢和人口政策諮詢,關係到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和未來中港融合下香港人口結構的變化,也關係到北京能否將香港納入完全掌控之中。香港的民主派與民間社會怎樣回應,將是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存亡的關鍵。

政改、人口諮詢 關係兩制自治存亡

當初香港主權移交大局已定,香港人心惶惶,大部分精英與中產階級已經準備棄港逃生。在此局面下,北京唯有許下普選承諾,將香港在殖民地後期的法治自由體制保存,才避免1997年收回一個空城死城的困境。北京風光地收回香港主權之後,立刻面對怎樣兌現香港普選承諾的難題。這個題之所以難,是因為《基本法》的普選願景在1997年之後一直為反對運動提供一個理直氣壯的抗爭焦點,北京愈拖延,反對運動便愈激進化。而西方國家,不論它們是否真的關心香港普選,亦可以繼續以香港普選議題作為他們與北京交涉的一步棋。

北京不能赤裸撕毁普選承諾,便只好退而求其次,炮製它能完全掌握結果的「普選」。而炮製這種「普選」,板斧只有兩道:一是模仿中國1980年代以來由黨委提名,再交村民投票的所謂農村基層民主,設計一個北京決定候選人、結果萬無一失的假民主選舉;二是慢慢滲沙子,改變原有香港人口構成,植入北京較有能力影響投票取向的新選民,溝淡在1997年之前發展出抗京意識的原有住民及其下一代。

若這個從提名到投票都能被北京掌握的政治、人口改革完成,北京對香港的接收工作便真的大功告成。若改革得到立法機關內民主派的授權,以後香港的反對運動便難有繼續抗爭的凝聚點,國際社會對香港民主的關心,也再無介入點。這個「普選」體制,便將固定封存,直到2047年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說現在同時由林鄭月娥負責的政改諮詢和人口政策諮詢,乃是關係香港自治與一國兩制存亡的諮詢,實不為過。因為篇幅所限,這裏只能談政改,等以後有機會再論人口政策諮詢。

佔中與公民提名論 成功施壓

反對派在年初提出佔領中環,增加民主派的談判籌碼,一開始便令北京如坐針氈,要在社會各界動員所有可以動員的輿論力量反制,證明佔中在給與北京壓力這個目標上,的確奏效。原來不少主流民主派傾向接受北京提名委員會,只想爭取民主派人士可以在提委會內獲提名,入閘參加普選,堅持公民直接提名的,絕無僅有。但後來學民思潮提出堅持公民提名,主動向各大民主派政黨挑機,堅持公民提名才成為民主派至少在表面上的共識。在公民抗命的手段和公民提名的訴求上,民主派總算沒有出現諮詢一開始便防線大崩潰的局面。佔中與學民的朋友,功不可沒。

有關佔中與公民提名,當然還有很多值得爭議的細節,例如為何當初何俊仁說願意以自己辭職發動全港各區均有票站、以全港選民為基數、衡量投票結果有客觀標準的變相公投現在消失了,改為投票結果很受街站數目與分佈影響、衡量投票結果較主觀的民間電子公投?要再商討多少次才算商討夠?繼名人飯局和Occupyccino佔中咖啡之後,還需要再整多少色水,才能算籌夠錢?佔中時要不要綁手?是用麻繩、尼龍繩,抑或手扣?公民提名,是像台灣那樣蒐集夠一定數目選民簽名便能自動成為候選人,抑或是有足夠人數簽名的候選人只能有資格參加泛民初選的間接公民提名?

在這些細節之外,這次在反對陣營內的政改討論,好像還很少聽到有關民主派關鍵否決權的討論。在歷次立會選舉,維持民主派三分之一議席關鍵否決權,一直是民主派選戰的重點目標。2005年民主派否決了政改,也迫使北京提出2017/2020普選的確切時間表。2010年民主黨在其他民主派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與北京談判,通過了政改,令民主派的否決權破功,即在2012年選舉遭到選民懲罰。但在這次政改討論中,民主派中人好像沒有多提以否決權作為跟北京討價還價的籌碼和拉倒的可能性。這是因為他們心底裏已經接受北京的最後方案無論怎樣也好過無,不能否決?抑或是上次民主黨私下談判之後,民主派已經不再相信泛民可以團結一致無人倒戈?

假普選不如拉倒

在市場議價的首要原則,在於讓對方知道你有價錢不好便轉頭離開的準備。若對方知道你不論怎樣也不想空手而回,基本已是不用談。在這次政改,若民主派能運用否決權拉倒假普選方案,讓2017特首選舉辦法原地踏步,那麼民主運動,起碼還有將抗爭升級的空間,國際社會對於香港民主進程,還有繼續關注的理由。

就算民主派這次沒有多談拉倒,我們也看到建制派心裏頗有顧忌。例如李飛訪港之後,親建制的陳弘毅教授便恐嚇,如今次政改方案未能通過,2017年未能落實普選特首,「可能2047年都冇普選,普選立法會亦遙遙無期」,呼籲泛民勿「孤注一擲」。但問題是,若通過的是假普選,那麼與繼續原地踏步,又有什麼分別?唯一的分別,便是後者將令反對運動進一步激進化、政府管治會更困難,北京要承擔沒有履行普選承諾的責任。

以往西方學界政界很多講述中共談判策略的經典著作,均一再強調,中共談判,總是原則先行,若對方接受了它提出的原則前提,目的已達。這個談判特色,在中英香港前途談判,以及民主派歷次與中共的政改議價中,不斷得到證實。這次政改展開諮詢之前,北京提出無中生有的機構提名和集體意志原則,基本上又是故技重施。

在北京的原則面前,為何民主派不能以拉倒政改、佔中真做、抗爭持續升級為後盾,以公投彰顯出來的港人意志為依歸,向北京提出自己的原則?泛民諸公諸婆,到底還有無勇氣與氣度,承諾絕不脫隊私下與北京談判,並明確宣示若原則不達,便不惜拉倒呢?

相反,若民主派一開始便抱着不願意拉倒的態度,那麼佔中、公投等,其實已不用多談。一旦假普選方案於立法會在民主派沒有運用否決權的情况下通過,則香港直至2047的大局已定。香港的民主運動,也可說氣數已盡了。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延伸閱讀

Richard H Solomon. 1995.

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RAND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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