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29

【主場新聞】張鐵志:Pete Seeger:穿越二十世紀的抗爭民謠 (805)

圖: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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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美國現代民歌巨匠Pete Seeger 近日逝世,享壽94歲。他一生反戰反核、推崇左翼思想,至晚年仍參與社會行動,用音樂提出理想。主場特意轉載台灣作家、樂評人、《號外》主編張鐵志一篇有關Pete的文章,回顧他的熱情人生。

1964年,美國南方的密西西比州,熾熱難耐的夏天。

六月21日,三名民權工作者(兩名白人一名黑人)突然失蹤了。一個多月後,他們三人的屍體在草叢中被發現。人們在電視前流下了震驚的淚水。

在這個夏天,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從各地來到這裡,為了幫助南方黑人爭取最基本的公民權。民權組織在密西西比州設立了三千所「自由學校」,邀請北方大學生來替黑人居民上課,並協助他們註冊投票。

南方黑人面對的是長期以來巨大的種族歧視制度,以及無處不在的仇恨與暴力。在1950年代之前,有上千件的白人虐待或謀殺黑人的私刑發生;50年代中期展開的民權運動,更強化了白人種族主義者(以三K黨為主)的焦慮和憤怒,尤其是地方政府和警察用公權力攻擊黑人民權運動者。到了1963、64年,當民權運動進入高峰,白人暴徒焚燒黑人住宅、在黑人教堂放置炸彈、毆打民權運動工作者,甚至出現十數起謀殺案。但即使如此,還是有幾萬個熱情志工冒著生命的風險前來南方。

那是六零年代青年理想主義的高峰。

而1964年那個閃著淚光的夏天被稱為「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

1.

那一年八月,彼得席格(Pete Seeger)正在密西西比州。四十多歲的他不僅是抗議民謠歌手的典範,更是整個民謠運動的先驅,歌曲被不同的人翻唱、高掛排行榜。

這趟旅程是為了拜訪當地的選民註冊計畫。他的家人勸他不要去,因為實在太危險;畢竟在他出發時,三個失蹤的民權志工仍然下落不明。

但席格當然不會感到恐懼。這不是他第一次為民權運動而唱:從五零年代中期開始,他就經常去南方為民權運動演唱,並深深為金恩博士欣賞。1949年,他和黑人民權歌手Paul Robeson預定在紐約州皮克斯克爾(Peekskill)為民權組織舉辦募款演唱,卻遭到當地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威脅,但他們仍然去了。結果是,他載著家人的車子遭到石頭猛烈攻擊——這幾顆石頭後來被他保留下來蓋他的房子。

所以他還是來到密西西比州,無畏地演唱他關於人權與勞工的歌曲。演唱會進行到一半時,工作人員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那三名失蹤年輕人的屍體在一個沼澤被發現了。

彼得席格強忍著淚水跟聽眾說:「現在,我們必須要唱〈我們一定會勝利〉(We Shall Overcome)這首歌。因為這三個男孩不會希望我們在這裡哭泣,而會希望我們一直唱下去,並真正瞭解這首歌的意義」。這句話正體現了他的斑鳩琴上所刻的一句話:「這個機器包圍恨並征服恨」(This Machine surrounds hate and forces it to surrender)。

於是,他帶著觀眾一起高聲唱起:

我們一定會勝利
我們一定會勝利
有一天,我們一定會勝利
在我的內心中
我深深相信
有一天,我們一定會勝利

第二年的三月十五日,詹森總統在國會演說承諾推動投票改革法案,強調要消除一切阻止公民自由投票的障礙與暴力。然後,他引用這首著名的歌名說,「我們一定會勝利」(we shall overcome)。

新的平權投票法案不久後通過,民權運動再往前邁進一大步。

2.

暴力依然如南方的陽光不斷灼燒著。1965年二月,阿拉巴馬州塞爾瑪(Selma)鎮,警方用皮鞭及木棍驅趕黑人註冊投票的隊伍,並開槍打死一個幫助選民註冊的牧師。憤怒的金恩博士組織了一場遊行抗議,準備從沙瑪鎮步行到十年前民權運動開始的起點:蒙哥馬力(Montgomery)(1) 。但是,幾百人隊伍在走出塞爾瑪鎮的橋上,就被警察的棍棒和催淚瓦斯猛烈襲擊,現場一片哀嚎,上百人受重傷。這天被稱為血腥的星期天(Bloody Sunday)。

三月二十一日,金恩博士決定重新展開這場為期五天的遊行,並召喚了許多好萊塢名人和歌手一起加入遊行。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否會遭遇到警察或種族主義者的攻擊,詹森總統甚至派兵保護遊行隊伍。席格和他的日裔太太當然沒有缺席,並且當然也唱了「我們一定會勝利」(We shall Overcome)。

是的,〈我們一定會勝利〉,這首歌無疑是民權運動的象徵歌曲。原本這是首美國南方黑人教會傳唱的歌曲,歌名是〈我一定會勝利〉 (“I Will Overcome”)。1946年,一群黑人女工在南方北卡羅來納州的一家煙草工廠進行罷工,天上下起滂陀大雨,不少人離開了罷工線。一名罷工中的女工突然唱起了這首歌,並且把原歌曲中的「我」,改成「我們」:〈我們一定會勝利〉,並加上了一句歌詞”We will win our rights”(我們會贏得我們的權利)。當這名女工把原來歌中的「我」改成「我們」時,她創造了這首歌最關鍵的改變:個人的自我鼓勵被轉化為集體的團結與凝聚。

這首歌在次年傳到南方田納西州一所工運和民權運動的組訓中心「高地民謠學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彼得席格在參訪此處時學到這首歌,開始在各個工會場合演唱它,並把歌詞中的We will改成為We shall,且加上幾段歌詞。五零年代末,高地民謠學校開始廣泛教唱席格版本的這首歌,讓這歌逐漸成為南方民權運動的歌曲。但真正讓它成為六零年代民權運動的國歌,是由年輕黑人四重唱「自由歌手合唱團」(Freedom Singers)(2) 和席格在美國各地社區和校園巡迴演唱,並協助民權運動組訓。

今日,這首歌幾乎已經和席格劃上等號,並且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抗爭場合被高唱,成為二十世紀全世界最著名的抗議歌曲。

3.

彼得席格並不是只是屬於六零年代。他既不是從這裡開始,也沒有在這裡停下他的腳步。

沒有人像他一樣,可以成為一部活生生的美國反抗史。從四、五零年代的工運,到六零年代的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到之後的環保運動,以及二十一世紀初的反戰,他不僅是上個世紀最偉大的抗議歌手、民歌手,也是今日美國社會理想主義的精神象徵。

席格於1919年出生於紐約市一個音樂家庭,媽媽是茱利亞學院的小提琴老師;父親查爾斯席格(Charles Seeger)是音樂學者,甚至被稱為音樂社會學之父,曾任教於柏克萊大學,並且是共產黨支持者。

三零年代是美國左翼政治力量的高峰,尤其因為1929年爆發的經濟大蕭條。美國共產黨在三零年代成立了「作曲家集體協會」(Composer’s Collective),這個組織隸屬於迪蓋特俱樂部(Degeyter Club):迪蓋特就是國際歌的作者。他們的任務是要創造一種新的無產階級音樂來影響工人意識,查爾斯席格就是成員之一 。(3)

查爾斯席格和其友艾倫洛馬克斯(Alan Loamax)逐漸發現美國社會的民歌傳統就是最具階級意識的音樂,因為這些歌就是反映勞動階級的生活,因而開始採集民歌。他們兩人成為美國二十世紀早期最重要的民歌採集學者。彼得席格也深受父親影響,從青年時期就把左翼理念、愛國主義和民歌傳統結合在一起。

高中時,席格開始學習斑鳩琴。進入哈佛大學一年後,他加入「共產主義青年聯盟」並開始閱讀列寧。但也正是這一年,1937年,他父親因為不滿莫斯科大審判而退出共產黨。席格在大二時放棄唸書,轉去協助民歌學者艾倫洛馬克斯(約翰洛馬克斯之子)在美國國會圖書館進行收集民歌的工作。

1940年三月,在一個為移工而唱的慈善演唱會——「憤怒的葡萄」演唱會,彼得席格認識了一個剛從加州來到紐約、並能真正代表移工聲音的民歌手: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美國的音樂反抗史將從這晚開始展開新的一頁,因為兩人將一起用民歌來為廣大弱勢人民發聲。

席格在伍迪身上看到他自己身上最欠缺的真實生活體驗,因此開始跟著伍迪去美國南方各地巡迴演唱。他們不是去表演廳,而是去教會、去罷工現場、去移工社區演唱,並且也聆聽、蒐集人民傳唱的歌。

1941年,他們和朋友們正式組成一個團體「年曆歌手」(Almanac Singers),以歌聲宣揚反戰和支持工會的理念。在第一張專輯《給約翰道的歌》(Songs for John Doe)中,他們嚴厲批評羅斯福總統的戰爭政策,認為那只是讓國防相關產業獲得巨大利益。但專輯發表不久後,納粹德國入侵蘇聯,共產國際改變和平反戰立場。

年曆歌手發表第二張專輯《談論工會》 (Talking Union),以勞工歌曲為主,並積極參與工會運動。美國三四零年代是美國勞工運動的黃金時期,新的工會不斷成立,所以年曆歌手希望成為整個工人運動的一環,雖然到了42年底他們就解散。

戰爭結束後的1946年,席格想要延續年曆歌手的精神,去集結一批同樣關心工人的音樂人來共同寫歌,並且把這些歌傳遞給各個進步組織。於是,他們重新回到當年成立年曆歌手的格林威治村地下室,號召大家一起來唱歌,並且固定發行通訊刊載歌曲和音樂討論,甚至想過發行一種「音樂報紙」,亦即每月發行唱片來用音樂報導、評論該月重要事件。

這個組合稱為「人民之歌」(People's Song)。正如彼得席格所說:

「群眾在往前邁進,他們一定要有歌可以唱,一定要有一個組織來寫關於勞動者和人民的歌,並且把這些歌傳送到美國各地。這個組織將以美國民歌的民主傳統為根基……因為我感到,整個美國的民歌傳統就是一個進步人民的傳統。所以我們的意見,我們的歌曲,我們的活動,都必須根植在美國民謠音樂的豐饒土壤上。」

1948年,美國總統大選,曾擔任羅斯福時代副總的華勒斯(Henry A. Wallace)沒有獲得民主黨提名,改代表小黨「進步黨」競選。華勒斯的立場比民主黨候選人杜魯門更左傾,支持工會並強調維持與蘇聯的關係,因此「人民之歌」的成員和美國共產黨都全力幫他助選。結果選舉慘敗,人民之歌也元氣大傷,因為財務困難而結束。

不服輸的彼得席格和幾名老戰友又在1949年組成四人民謠合唱團「紡織工」(The Weavers)。這個團體和之前不同的是,雖然歌曲仍有政治意涵,但不再是一個為政治服務的音樂團體。「紡織工」是一個真正的流行民歌團體,他們更重視音樂和合聲的編排,甚至穿上正式服裝。

這個改變主要是二次戰後的保守氣氛上升。左翼勢力的整體衰退使得工會對他們的興趣開始減低,1949年的皮克斯克爾事件也讓進步組織擔心找席格來唱歌會引起衝突。另方面,皮克斯克爾事件也讓席格思考如何去和丟石頭的人對話。尤其,本來有人建議美國勞工黨找席格去演唱一場募款活動,但勞工黨卻打算邀請能更有聽眾號召力的歌手。席格聽到此事大受刺激。過去這些年,他都不願意去商業場合演唱,只去參加工會或進步團體的場合。但現在,他知道如果要發揮影響力,他不能再拒絕商業。

「紡織工」唱流行歌曲,也唱具有社會意識的傳統民歌,他們並走入一般的演唱場所,第一站是如今成為紐約傳奇演唱場所的「前衛村」(Village Vanguard)。他們越唱越紅,並在大廠牌發行唱片。1950年的音樂市場可以說是屬於「紡織工」的,單曲「晚安愛琳」("Goodnight Irene")連續十四周都在排行榜上。「紡織工」成為音樂史上最早的暢銷民歌團體,並讓民歌從少數人的音樂轉化成廣大的流行音樂文化。

但就在他們剛開始大紅時,黑暗的手逐漸伸向他們。

4.

五零年代中期開始,是民歌的復興時代。而六零年代初的紐約格林威治村是民歌復興的新革命基地;年輕的狄倫、瓊拜雅(Joan Baez)、菲爾歐克斯(Phil Ochs)都在村裡的咖啡店唱歌、尋找青春的夢想。持續推動民歌的彼得席格和友人也在這裡創辦了民歌雜誌「小字報」( Broadside Magazine)和「歌唱」(Sing Out)。

但在這一波的民歌復興之中,彼得席格卻無法出現在電視或電台上,只能偶爾在小場地表演。因為正當紡織工獲得商業成功時,他們卻遭遇到五零年代麥卡錫主義的冷血風暴。

那是冷戰初期、意識型態極端對立的年代。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宣稱共產黨嚴重滲透入美國社會各層面,因此在國會推動成立「國會反美委員會」(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來調查、肅清左翼人士。這個「獵巫」行動甚至牽連許多與共產黨完全無關的人。1947年,十個好萊塢的導演和劇作家因為拒絕回答該委員會提出「是否是共產黨員」的問題,被控藐視國會,並因此被美國電影協會和各大片廠開除,被稱為「好萊塢十大黑名單」(Hollywood Ten) (4)。幾年後,一本小冊子更公佈151個人是「紅色法西斯」主義的同情者。這些被召喚去做聽證的人後來幾乎都無法找到工作。

紡織工的四名團員都和共產黨關係緊密,自然成為被調查對象,這讓他們成為美國史上第一個因為叛亂罪被調查的音樂團體。唱片公司和他們解約,許多演出也被取消。

1955年,「反美委員會」以共產黨對娛樂業的影響要求彼得席格出庭作證,席格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也拒絕供出任何和共產黨有關人士 (5)。他引述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強調,「我拒絕回答任何關於我的關係、宗教和哲學信仰、政治理念,或我如何投票,或任何私人問題。我認為,任何一個美國人被質問這些問題,都是很不恰當的,尤其是在這種強迫情況下。」

席格和知名劇作家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等數人因此以藐視國會之罪名被起訴,並於1961年被判刑十年。後來因為有法官認為此案有瑕疵而駁回,才讓彼得席格免於牢獄之災。

在這段黑名單期間,席格和妻子展開他們所謂的「文化游擊戰」。他們印介紹信寄給學校、教會、夏令營等,去唱歌給任何願意聽他們唱歌的群眾。當然,他去唱歌的地方,總會有保守派杯葛,指控他和紅色蘇聯有關係。另一方面,他也開始和唱片公司「Folkways」錄製一系列傳統民歌,並打算去更多地方採集民歌。

做為民歌運動最關鍵的推手,彼得席格卻在從五零年代中期到六零年代中這個民謠復興的年代,無法出現在大眾媒體上。直到1967年,他終於被邀請上CBS電視台的當紅綜藝節目「史慕德兄弟秀」 (The Smothers Brothers Comedy Hour),並在節目上演唱了反戰歌曲〈身陷泥淖〉(Waist deep in the Big Muddy),結果這段演出卻被刪除。憤怒的史慕德兄弟向媒體抱怨CBS禁播席格的歌,席格終於又被邀請上節目,並再次演唱了曾被禁唱的〈身陷泥淖〉。

於是,當越南的戰火正在地球另一端、在美國人民的電視新聞前猛烈燃燒時,美國觀眾卻在主流電視的黃金時段,聽到一首堅定無比地對越戰的批判之歌:「我們身陷泥淖之中,但傻子還是繼續叫我們前進。」 一個月後,詹森總統因為反戰政策不受歡迎而宣佈不連任競選,並宣佈從越南撤回部份軍隊。當前活躍的抗議歌手湯姆馬雷洛(Tom Morrello) (6)說,「如果有一場四分鐘的表演可以被視為終結越戰的重要時刻,那無疑就是彼得席格在史慕德兄弟秀上,不在乎審查、不懼怕黑名單、而大聲唱出〈身陷泥淖〉這首歌時。我認為那是反戰行列中的偉大時刻。」

是的,名列黑名單並不能阻礙彼得席格繼續歌唱,一如1961年他被法院判刑後發表的聲明:

「二十年來,我在美國各地演唱美國的民謠……我為各種政治、宗教、和種族的美國人而唱。今日眾議院委員會,因為不喜歡我唱過的某些地方,而要侮辱我……我希望我可以一直唱下去,只要有人願意聽,不論是共和黨、民主黨或獨立者。難道我沒有權利唱這些歌嗎?」

所以他繼續歌唱,即使時代已經轉變:在六零年代後半,黑人民權運動開始更激進化,更多年輕人轉變為嬉皮,在藥物和搖滾中狂歡,而席格的斑鳩琴似乎更顯得不合時宜。

5.

七零年代初,彼得席格前往幾個共產國家如古巴、中國和越南。之後,年過五十的彼得席格身體狀況漸漸不佳。同時他感到對民歌的責任已經告一段落——做為伍迪蓋瑟瑞和另一個早期民謠歌手鉛肚皮(Leadbelly)的好友,他已經把這些上一代的民歌傳遞給新一代的年輕人,讓這些火炬延燒下去。

另一方面,雖然席格成為美國抗議歌手以及民謠歌手的代表人物,但他卻無法被自己居住的小鎮接受。保守的小鎮居民們認為席格是左派,並且不夠愛國,甚至有地方人士成立「阻止彼得席格委員會」(Stop Pete Seeger Committee),杯葛他在家鄉開演唱會。

1968年,他在給朋友的信上寫道:「我自己的一個缺點,可能也是許多知識份子的缺點,是也許我在全世界都有朋友,但在我自己的社區中,我的地位卻很單薄。」於是,他決定好好地耕耘自己的社區,並選擇以環境作為出發點。

六零年代初讀了環境運動的經典著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後,席格認識到他過去所不斷追求和平和正義的世界,其實面臨一個更巨大的威脅:環境污染。在「全球思考,在地歌唱」的理念上,他開始全力關注「在地」的哈德遜河——因為他從五零年代就在紐約哈德遜河畔上游的鄉間和妻子蓋房子住,直到如今。六零年代後期他和當地社區成立「清水計畫」(Clearwater project)來保護哈德遜河的環境。

席格的環保行動一方面受到老戰友的質疑,認為他變得保守而不再關心左翼鬥爭。另方面,他還是受到地方保守人士質疑,當他在地方募款演唱會上演唱反戰歌曲時,他們總是叫他不要唱這些反戰歌。

當然,席格自己有一致的理念,並嘗試說服左右兩派。面對左派,他會說:「清水計畫和教人如何彈奏班鳩琴具有一樣的精神:都是要持續對抗資本主義下科技所隱含對人性的支配。資本主義告訴你:不要做任何創造性的東西,只要好好完成你的工作,其他的都交給機器。但當你開始玩起音樂,當你開始自己寫歌,然後你就會發覺,你開始具有自我思考的能力。」

面對保守派,他會說:你們知道為何我們沒有足夠的經費來清理河流?你們以為政府的錢都到哪裡去了?都是投入戰爭了!!

進入八零年代,席格開始和伍迪的兒子阿若蓋瑟瑞(Arlo Guthrie)舉辦一系列巡迴演唱,並還時參加各種社會議題的演唱。到了九零年代中期,這個七十多歲的老人終於獲得體制的肯定;先是柯林頓頒國家藝術勳章給他,96年他又入選搖滾名人堂。

跨進二十一世紀,邁入八十歲的彼得席格,還是沒有停止歌唱。

6.   
2003年春天,美國出兵伊拉克。那年冬天,席格的朋友約翰在一個寒冷雨夜開車回家,看到一個高瘦的老人穿著厚重大衣站在路邊,手上高舉著一個牌子,許多車子從他身邊快速開過。他認出那是八十四歲的老人彼得席格,但看不清楚上面寫著什麼。等到開的更近一些,他終於看清楚了這個孤單、沉默但堅定的老者手上牌子寫著:「和平(Peace)」。

他不能想像,以彼得席格如此知名的人,只要打電話給媒體就可以表達他的意見,卻在這裡默默地舉著抗議牌。事實上,從伊拉克戰爭開始,席格每個月都會站在這裡,靜默地抗議。

當然,席格還是會唱歌。2003年三月,就在美國攻打伊拉克前夕,白髮蒼蒼的彼得席格硬朗地站在紐約公共劇場(Public Theater)舞台上,唱起約翰藍儂的經典反戰歌曲〈給和平一個機會〉(Give Peace A Chance)。和他一起演出的有出身七零年代的叛客樂手藍尼凱(Lenny Kaye)、出身八零年代的噪音樂隊「音速青春」(Sonic Youth)主唱摩爾(Thurston Moore)等等。然後,他會回到他的社區,在每年舉辦的「清水音樂節」,繼續用音樂來批判布殊政府。

這一年,他八十四歲。距離他開始為各種抗爭而唱,和第一次用音樂反戰(二次大戰),已經超過六十年了。

過去六十年,他永遠站在那裡唱歌,永遠站在正義與和平的一邊。

六十年來,他採集失落的民間歌謠、創作新的民歌,推動了美國民歌的復興運動。他幾乎是一個美國民歌的資料庫,而這些民歌,就是一篇篇美國勞動人民的歷史。作為堅定的左翼份子(他至今仍認為自己是共產主義者(7) )與真誠的愛國者(他喜歡如此自稱),他用他的斑鳩琴彈動著這些歌曲,走過一頁頁的反抗歷史。

全世界所有聽民歌的人,不論在美國還是在更封閉高壓的七零年代台灣,沒有人沒聽過他的名曲〈花兒到哪裡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或〈轉,轉,轉〉("Turn, Turn, Turn");甚至許多年輕人剛拿起吉他學的就是這些歌:在這些旋律動聽、歌詞簡單的民歌中,他們認識這個世界的不義與反抗之必要。

彼得席格的力量也來自於他的生活真正體現民歌的素樸。雖然他已經是個傳奇人物,但他依然過著簡樸的生活,開著簡單小車,住在五十年來一樣的地方,他自己雙手蓋的屋子。

彼得席格的現場演唱會的特色是,他永遠可以讓全場觀眾跟著他一起唱;紐約時報曾評論說,他的現場感染力可能比芭芭拉史翠珊和滾石樂隊加起來還強。因為,彼得席格的音樂本來就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為了要人們和他一起歌唱,並在歌聲中和他一起無畏地攜手、為了改變這個世界而前進。就像1964年那年夏天,他在演唱會上聽到三個男孩的死訊後和台下聽眾所說的:他要他們跟著一起歌唱〈我們一定會勝利〉(“We Shall Overcome”)。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奧巴馬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黑人總統。四十年前走過民權運動現場,並和金恩博士並肩作戰的席格,當然無限感動。在09年一月奧巴馬總統就職典禮前的演唱會,席格和搖滾天王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一起演出 (8)。他們決定唱席格老友伍迪蓋瑟瑞的經典民粹主義歌曲〈這是你的土地〉(This Land Is Your Land)。

這首歌原本有段比較激進的歌詞批評私有財產制度,後來在一般流傳版本中被刪除。但席格和史普林斯丁說,這次,我們要唱出那個被刪掉的段落:

「一個高牆阻止了我/有一個牌子說這是私人財產/但在牆的那一邊什麼都沒寫/而那一邊是屬於你和我的/這是你的土地,這是我的土地」。

是的,席格從來都是完整地唱出整首歌,不論是猛烈的石塊暴力、白人種族主義的威脅、還是麥卡錫主義的打壓,從來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他歌唱自己的信念。

正如他的一首歌為他的生命所下的註腳:「我如何能停止歌唱?」(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注:

1)1955年,在蒙哥馬力,一位黑人女性Rosa Parks不願從巴士前段只有白人能坐的座位移到後段,遭到司機驅逐,因而引爆了黑人社區長久的憤怒。他們發動杯葛巴士運動,選擇走路而拒絕坐巴士。這個運動被視為是後來十年民權運動的關鍵起點。這個運動中,也使得一位年輕牧師成為新的運動領導人:金恩博士。

2)自由歌手也是在席格建議下成立的。那時,他已經組過兩個樂團(見後文),所以跟他們強調組織合唱團、四處為運動演唱的重要。

3)這個團體起初深信為了配合政治革命,音樂也應該是革命性的、前衛的音樂,而看不起傳統民歌。直到1935年,共產第三國際決議推動「人民陣線」(People’ Front,在美國稱之為Popular Front),和羅斯福總統合作,這些作曲家才轉而把過去那種前衛的音樂觀轉向去挖掘民間的歌謠傳統。

1935年,小羅斯福總統聘請席格來主持新政計畫中的一個「移民安置局」(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來安置流離失所的民眾。席格的工作就是要透過民歌來這些民眾產生對美國的集體認同,所以他在各個移民安置區舉辦民歌音樂節,讓人們自己唱著熟悉的歌,來開始新生活。(袁越,「來自民間的聲音」,p84)。

4)原本是有十一人拒絕回答,後來則有一人回答,說他從未參加過共產黨。這個人就是知名的德國左翼劇作家布萊希特。他不久後就飛回德國。

5)許多人包括著名導演依力卡山則供出其他左翼份子。

6)馬雷洛是激進政治樂隊「討伐體制」(Rage Against the Machine)和Audioslave的吉他手,這兩年以民謠抗議歌手分身四處支持社會運動。

7)席格在四零年代是堅定的共產黨員,1950年退出共產黨。1995年在訪問中,他說要為過去盲目跟隨黨的政策懺悔,並遺憾當年沒有看出來史達林的殘暴,也懊悔六零年代去蘇聯時沒有要求參訪古拉格群島。2007年,他寫了一首歌〈老喬的藍調〉(“Big Joe Blues”)批判史達林:「我正在唱一首關於老喬的歌,殘忍的喬/他用鐵腕統治/讓許多人的夢想破碎/他可以有一個機會開啟一個新的人類歷史/但是他卻回到從前/回到那個一樣厭惡的地方」。現在,他仍自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只是不是共產黨宣揚的共產主義,而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是一如美國原住民般彼此共享資源、彼此互相照顧。

8)2006年,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發行一張向彼得席格致敬的專輯,專輯名稱就叫「我們一定會勝利:席格之歌」(We Shall Overcome: The Seeger Sessions)。2009五月,包括史普林斯丁等數十個音樂人在麥迪遜花園廣場舉辦席格九十歲生日紀念演唱會。

 

文章出自作者著作《時代的噪音:從Bob Dylan到U2》;原題為〈彼得席格(Pete Seeger):穿越二十世紀的抗爭民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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