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30

【主場新聞】張鐵志:台灣的世代戰爭 (2949)


「台灣的青年世代有越來越多人屬於「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t) 價值觀,他們更在乎自由、民主、多元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經濟利益。 因此不論台灣立院對服貿的簽訂過程,或者執政黨宣稱可能的經濟利益, 都表示他們不了解台灣青年世代的價值。」

3月30日下午,數十萬黑衣人擠滿了台灣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從3月18日晚上開始,成千上萬名台灣青年佔領了立法院議場和周圍街道,其中兩三千人甚至在3月23日晚上衝進行政院,直到午夜後被警方強力清場。這個運動在青年世代中引起廣大的震撼,這場抗議甚至可以說是台灣史上最大的學生運動。

抗議者的主要訴求是「反黑箱服貿」,亦即反對執政黨以所謂的「黑箱程序」與北京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定,他們反對立法院對協定進行包裹審查,呼籲逐條審查該協定,甚至「退回服貿」,要求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和召開公民憲政會議。

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年輕人走上街頭,甚至願意採取非法的佔領行動。他們到底在反對什麼?或者他們到底要什麼?或許,這次運動可以說是一場台灣的世代戰爭。

首先,對於在2000年後成長的這一代青年對台灣的新興民主體制感到失望,對兩個主要政黨充滿不信任。陳水扁和馬英九這兩個上一代藍綠支持者的偶像,在他們眼中是腐敗和無能的代表,而不論民進黨和國民黨都是老舊僵化,只是既得利益集團的聯盟,而不能回應年輕人關心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這一代青年的價值觀出現了重要轉變。在最近幾年,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人,幾乎都有一種越來越流行的「共識」:台灣是個適合生活的地方,台灣青年很「小清新」,喜歡追求「小日子」、但是台灣年輕人可能沒有大陸年輕人這麼積極、那麼有「競爭力」。台灣著名企業鴻海的老闆郭台銘甚至曾經公開批評,台灣年輕人只想開咖啡店是沒有志氣。這正顯示世代價值的落差。

如果這個價值的差異是正確的描述,那麼該如何理解深層原因呢?這點幾乎很少人分析過。可以說,台灣的青年世代有越來越多人屬於美國政治學者RonaldInglehart於1970年代所提出的「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t)價值觀。所謂物質主義(materialism)是個人追求物質上的滿足為最高優先,而後物質主義則個人更重視自主性、自我表達和非物質的價值滿足;Inglehart進一步指出,物質主義者強調秩序的維持,而後物質主義則更重視政治參與,甚至會參加「非傳統的政治抗爭」,譬如示威、罷課、佔領建築物,來表達自己的理念,並對執政者施壓。在西方,這個世代戰爭表現在1960年代波濤洶湧的學生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

這個理論很能解釋台灣過去十幾年新世代的新價值。的確,台灣越來越多年輕人喜歡開咖啡店、開小店、當文藝青年、回鄉當小農,願意經營好自己的「小日子」(這是台灣流行的說法),而不在乎更強的「競爭力」。如本期專題「三低世代」所引述台灣《遠見》雜誌連同台灣104人力銀行、OracleAddedValue北京艾德惠研市場調查,於2009年7月,發布一項有關兩岸年輕人價值觀調查報告,台灣年輕人的人生目標第一名是「自由自在」(42.2%),其次是「家庭美滿」和「工作穩定」。最多台灣年輕受訪者認為「成功」的定義,是「實踐自己的興趣」,達36.2%,其次方為「擁有專業技能」及「高薪」。

這個「後物質主義」的轉型主要的原因之一當然是當經濟體成熟,更多的人願意追求其他非物質的滿足。所以台灣相對於中國大陸,固然是鮮明的對比,但做為一個相對成熟的經濟體,台灣新一代的價值和生活方式和其他歐洲國家其實並沒有差別太大。

問題是,香港經濟比台灣更發達,但香港相比於台灣,似乎仍是一個非常物質主義的社會,為什麼?關鍵或許在於,從物質主義到後物質主義的過度,除了經濟成長的規律之外,還有賴其他方面的社會衝擊。

回到台灣歷史來看,台灣在1980年代經歷了政治與社會的巨大轉型─民主化和各種社會運動(勞工、環境、性別、教育改革等等),這些社會運動不只衝擊了威權體制,也帶來許多新價值,並改變了傳統將發展主義作為最高價值的主流思維。可以說,成長於2000年後的世代就是這種巨大轉型的結晶:他們視民主為當然,他們具有更多元的價值,包括揚棄以往主流的成功價值。

而在香港,其實可以看到過去十年開始了類似的轉型:社區保育運動、土地正義,農村運動,以及各種對發展主義的反思正在出現,民主運動更是熾烈,以致於年輕世代也開始展現和上一代的「中環價值」─這個概念正是「物質主義」的香港版─不一樣的價值。這也是為何香港人在近幾年對台灣大感興趣,因為在台灣所逐漸落地生根的新價值是香港年輕世代所想要追求的。

當然,如同全世界,另一個世代差異的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是網絡世代、社交媒體世代。新世代早已不仰賴台灣惡質的傳統主流媒體,而有自己的資訊和新聞管道,並在網路上形成了自己的公共領域。這次佔領立院行動的第一天晚上,所有訊息已經在網路上燃燒,但傳統主流媒體從報紙到電視幾乎都反應遲緩與僵硬。這個資訊渠道的差異也導致了嚴重世代價值差異。

於是,馬英九政府上台後所積極推動的兩岸經濟整合衝撞了這個新世代的價值。關於服貿協定對台灣經濟後果,學者有不同評估,但對抗議的學生來說,即使服貿會帶來正面經濟成長,或者中國大陸開放產業其實比台灣更多,但他們擔心的是來自中國的大型資金會併購台灣中小企業,壓抑未來創業的可能性,更擔心這些投資會影響台灣的政治自由和表達自由(最常被舉的例子是中資可以投資台灣廣告業)。

發起運動的組織黑色島國青年在318佔領行動當天所發表的宣言所說:「我們相信,台灣是個可以讓青年實現創業夢想,開咖啡廳、開個人公司,可以靠自己打拼就能變『頭家』(老闆)的創業天堂。」

中國著名評論人賈葭就一針見血的指出:「發展是硬道理,在台灣遭遇了小清新的反對。一些台灣朋友認為台灣的服務業具有文化上的不可複製、不可代替的特徵。比如濃郁的人情味、獨具特色的巷弄小店、精致的創意產業,其背後有轉型以來二十多年的多元文化的價值支撐,如果被簡單的叢林法則和實用主義所代替,傷害的是多年以來的文化價值成果─這恰恰是台灣人轉型後最引以為豪的東西。」

是的,台灣青年可能更在乎表達自由、政治參與和多元的生活方式。即使這些對服貿協定的經濟和政治後果的擔憂未必都真的會出現,但當政府只是不斷強調協定給台灣帶來的經濟利益時,正凸顯了他們不了解年輕人真正在乎的價值。並且,當掌握政治權力的人仍然仰賴傳統精英的秘密政治,將抗爭學生描述為「暴力」,並以「秩序」做為主要修辭時,那麼他們只會和更重視公共參與、且具有更好的獲取資訊和社會動員能力的後物質主義青年們,產生更嚴重的世代戰爭。

 

原刊於〈彭博商業周刊 / 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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