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06

【評台】何雪瑩、袁瑋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從中港矛盾走向普選

星期三晚,我們跟一班活躍於各大媒體寫社會評論的年輕朋友在日本居酒屋消夜。幾杯清酒生啤到肚,飲飽食醉酒酣耳熱,漸由風花雪月談到家國大事。政改諮詢還有幾天便完結(昨日結束),這卻才是我們第一次認真討論政改。有人大膽問﹕「其實幾十個政改方案有何分別?」

還以為對政改無知的我們只是少數,可是這陣子打開臉書,都發現關注時事的朋友不是在談Betty事件,就是在指摘內地遊客隨處便溺,對政改的關心不成比例地少。社會上現有的政改討論,停留在方案之爭,所謂「有商有量」限制在學者、政客拋出的幾十種方案,複雜程度更是令人暈眩,而方案的「民主成分」、是否「合乎法律」和「合乎現實」取代了常識和原則成為判別方案優劣的標準,基本問題如2017年是否最後方案、2020年立法會選舉安排等,均少有討論,就連當下熾熱的中港矛盾,也恍如政改的旁枝末節。如果中港融合帶來的各種問題是香港人最關心的事情,中港矛盾理應才是香港人的主要戰場。政改、普選不是為了選出能夠為港人爭取和維護本土利益的代表嗎?既然中港矛盾擁有強大的情緒能量,為何未被納入政改或政黨的正式討論?
海怡

 海怡反outlet 中港矛盾滲社區

剛過去的五一勞動節,被稱為「保守中產社區」的海怡半島發生了一場遊行。近1000名街坊在假日沒去飲茶,反而拉着一家大小,遊行反對業主將海怡西商場改裝成迎合自由行的factory outlet,甚至有人(即家父)對建制派區議員高叫「垃圾!講大話!」,激進程度比八十後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個中產屋苑住了幾乎廿年,見過最「激進」一次是家母私底下痛罵鄰居馮煒光,示威卻是聞所未聞。民眾反對社區建設厭惡性公共設施,例如核電廠、焚化爐等,一般稱為「NIMBY」(Not in my backyard)運動。當台灣人上街反「核四」,海怡居民則上街高呼「海怡不要特賣場」。自由行作為outlet主要顧客竟然變成跟焚化爐無異的NIMBY「設施」,並非海怡居民忽然激進,而是反映中港矛盾正在滲入社區。

海怡半島這場遊行的重要性不能忽視。它充分顯示了中港矛盾的政治動員力量:中產、專業人士、公務員,這些典型海怡居民不就是各政黨最想爭奪的中間選民嗎?建制派新民黨區議員剛剛當選,非但對改建outlet一事遲遲未有回應,更沒有帶領居民組織示威,反而讓區內沒有議席的公民黨「空降」介入。這種就在我家樓下發生、最貼身也無從迴避的社區反抗,是否能讓港人意識到,他們手上一票對於抗衡中港融合延伸至社區有多重要?

示威的另一意義,是說明自由行作為中港融合的主要政策,影響已不是政府能控制。2013年內地來港旅客達4000萬,佔整體訪港旅客75%,政府預計2023年旅客將達1億,假如比例維持不變,屆時將有7500萬內地旅客湧港。當政府正苦思如何將遊客分流至全港各區,地產商的商業頭腦轉得更快,看準社區商場能夠吸引遊客的商機,便密謀趕走服務居民的文具店、藥材舖,引入居民不需要的名店、化妝品店。以前自由行影響主要局限在尖沙嘴、銅鑼灣等鬧市,今天卻蔓延到寧靜清幽的住宅區。這種把香港全面「商場化」的趨勢,正是地產霸權搭上中港融合的惡果。倒是旅遊發展局主席林建岳說得坦白﹕「做生意嘅嘢,如果我開間廠,有多啲單,我只可以加間廠,我冇理由唔去接呢張單嘅。」
海怡 2

 香港緣何「被規劃」?

一直以來,中港融合被親中人士、政府、商家說成是香港經濟發展支柱,2003年起簽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更被塑造成中央拯救香港的大禮,他們以CEPA當中的自由行政策為例,說明內地遊客能推動本地零售、酒店、餐飲業,以及創造就業。自由行確實帶來經濟效益,但是否大得足以壓倒我們對中港融合提出的任何合理質疑?經濟學者宋恩榮最近發現,2012年2000多萬人次的自由行客為香港帶來的272億港元增加值,卻不及千多萬非內地旅客所帶來的314億,估計是因為自由行消費偏重零售業,購買的商品多為成本高的進口貨,產生的增加值較低;而高增值的酒店住宿開支,卻佔非內地旅客消費最大比重。就業方面,宋指出2007至2012年因自由行旅客而產生的就業人數確是翻了一倍(4.1萬增至8.6萬),但非內地旅客產生的職位卻比自由行旅客高38%。我們翻查數據,更發現因旅遊業而產生的住宿和餐飲服務業職位,扣除通脹後工資比1999年還低,2013年平均月薪為1.23萬元,低於個人入息中位數1.3萬元,似乎反映了所謂創造就業,很可能只是創造了低收入低技術的職位。那麼CEPA下港人是否更多北上發展?呂大樂最近發現,CEPA前幾年的確有愈來愈多港人到內地工作,但這個趨勢自2004年起已逆轉,2010年更降至1999年的水平,「北望神州」似是一廂情願。

我們不敢說中港融合對香港經濟有害無益,但這些數據卻顯示融合效益並未如想像中理想,可是港人這些年來卻默默地承受着融合帶來的種種不便。然而本地學術界和民間對於中港融合的研究卻貧乏得很,間接造就了建制和既得利益者一方的霸權論述,令人難以反駁「中港融合救香港」。當台灣人走出來高叫服貿有損本土利益,港人感情卻在CEPA「別有用心」的構思下被嚴重傷害。因此,深入研究融合帶來的好處壞處,對反思融合的邏輯至為重要。本土研究社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們發現,一向自詡為「自由市場」的香港,其實早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被悄悄規劃。近年來,香港在不同規模的國家或省級規劃文件出現次數一點也不少。香港首次出現在2006年國家的「十一.五規劃」,5年後更在「十二.五規劃」中獨立成章,當中直白地形容香港配合國家發展戰略所扮演的角色;而《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宜居灣區等計劃,主宰着香港與珠三角區域一體化的命運,促成資金人才雙轉移。這些香港被規劃的國家政策,都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單方面制定的,一律未經本地民主程序審議。有人說,既然香港已經回歸,接受國家規劃自然正常不過。但基本法不是保障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嗎?何以容許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接受社會主義規劃?不是說基本法沒有說過可以做就是違法?

令人擔憂的是,中港融合趨勢已漸漸走向資源掌控。過去一年,國企積極購買本地公共事業,國家電網斥資百億入主港燈成為最大股東,南方電網伙拍中電收購青山電力,控制後者30%股權。華潤電力更建議港府在兩電利潤管制結束後收回經營權,把兩電「國有化」,又呼籲國企收購兩電。中石化、中國石油則通過收購投標,大舉擴充香港油站業務。傳統本地紅籌中信泰富近期更集資鯨吞國內母公司資產遷冊香港,成為本地市值第二大的綜合企業,有利其本地及海外的收購業務。張少強教授提出「錮身鎖命」理論,指出中國早於60年代已透過掌控供港食水和食物供應來控制香港,連當時的英國首相和港督亦深明當中國掌握這兩大命脈,港英政府便難以擺脫中國控制。今天中資企業已全面涉足金融、電訊、電力、資源等多個重要領域,這些「商業決定」正無聲無息地將香港的經濟命脈拱手於人。

 泛民政治想像的局限

中港矛盾是把雙刃劍:既然是目前最嚴峻的政治問題,自然也蘊藏最巨大的政治能量。奇怪的是,沒有任何泛民政黨利用這股政治能量,並把它導向體制內外的政治參與。

我們翻查各泛民政黨的政綱,找出他們對中港融合以至中港關係的立場,看得我們驚呼連連。公民黨的政綱重複「中國發展迅速,香港應培植相應人力投資政策,讓市民能獲得此趨勢帶來的機遇」的「機會論」。經濟路線左傾的社民連則提到香港政府應「推動與中國內地全方位的經濟融合,也要加強宣傳減低市民抗拒經濟融合的心態」。人民力量提議香港應乘着珠三角發展潛力開拓水上飛機(!)市場,是「機會論」比較新穎的體現。民主黨創黨跟六四和中國情懷密不可分,在城市規劃上它提到本港制訂發展策略時「應顧及香港與鄰近地區在發展中的互動關係,尤其應充分考慮華南區域的需要和區域內部的互相補足和競爭的關係」,正視香港在全國規劃的角色。反而工黨一針見血地指出中港關係是由「香港政府和本地特權階級大力鼓吹的邊緣化想像和融合想像」,並往往變成「兩地的特權階級合謀賺取最大利潤的藉口」。

泛民面對中港矛盾的說法局限了他們的政治想像。如果中港融合問題是當下市民最關心之事,自然蘊含極大的動員力量,明明中港關係涉及民建聯大忌,也觸及自由黨商界的既得利益,為何泛民沒有抓着這個機會把中港關係納入主要論述,爭取選民支持?這不是說政黨該煽風點火,拖篋在西洋菜街散步或攻擊內地遊客,然而這個政綱小調查發現,除了工黨以外,各泛民政黨對中港融合的想像顯得單薄、片面和貧乏,沒有跳出「中共威脅香港人權法治」的「威脅論」和「中國發展提供無限商機」的「機會論」的二元。反而各方面中港融合如「被規劃」、公共事業的「錮身鎖命」、紅色資本買起香港等沒有真正被納入各泛民政黨的政綱之中,頂多只有毛孟靜和范國威反對店舖以簡體字取代正體字、反對一簽多行,或陳淑莊指摘局長說「對內地遊客隨處便溺應予以包容」,這些都是散件式的回應,未有直搗核心。

 普選是解中港矛盾必要條件

這陣子以來各屆拋出的特首選舉方案大多糾纏於公民提名、入閘、提委會組成等技術性問題。這些固然重要,但一般市民卻難以參與,未能凝聚爭取普選的力量。民主是基本人權,彰顯每個人生而平等的崇高價值自不待言,但當香港民主運動已進行接近30年,泛民政黨有責任爭取市民支持作為籌碼,為其注入新的動力。既然中港矛盾是香港核心政治問題,泛民政黨有否看到當中連結,不再讓政治能量消散在散件式、情緒式的回應,集中火力爭取普選?

中港融合問題根源複雜,但我們大可歸納出兩個成因。缺乏民主認受性的政府與資本家組成政經聯盟,導致不民主的政治體制被資本家和既得利益者把持,把中港融合簡化成「機會論」,太多自由行正是最直接可見的惡果;其次是中央和香港地位不平等,導致許多中港融合的條文只是「安排」,而非平起平坐的談判,香港政府亦能繞過民主程序,不經立法會審議便簽訂,公眾被蒙在鼓裏,香港以中國社會主義邏輯「被規劃」,這些項目為社會整體帶來的經濟、社會影響卻未經公眾認真研究,結果每次更多的「中港融合」只會產生更大的「中港矛盾」。

普選不是萬靈丹,但卻是解決中港矛盾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如果沒有公民提名,特首候選人提名權由提名委員會獨攬,那麼延續今天四大界別的提委會或只作小修小補只會讓既得利益者繼續把持政治體制,大開門戶迎接更多自由行。當特首由香港人經真正的民主程序選出,才有動力解決最大的政治問題,向選民問責,爭取中央和香港關係更加平等,不能只當兒皇帝。對政府執政而言,民主選舉有助改變現時能繞過權力有限的立法會,在公眾沒有審議下簽訂各項中港融合安排,為政府提供中港融合的正當性。一如隔岸的台灣:大部分人未必反對跟中國簽訂服貿,但當國民黨由2005年連戰訪中開始,以非正式的國共平台商討各種兩岸經濟協議,成為馬英九執政後的政治包袱,並試圖以黑箱作業手法通過服貿,台灣人於是爭取簽訂服貿前必先草擬《兩岸協議簽訂與監督條例》,這種道理放在香港完全適合。

 發展香港第三種中國想像

酒過三巡,居酒屋的氣氛突然被李梓敬「自己老母自己養」的言論推到高潮。對於這句至理名言,眾人拍枱表示認同。正如台灣人說「自己服貿自己審,自己愛情自己追」,那麼我們除了要自己養老母,自己的規劃當然也要自己搞,自己的民主要自己爭。台灣中研院吳介民教授曾提出「第三種中國想像」一說,一直令我們深受啟發。中港區隔當然是不可能的任務,但單方面被規劃、缺乏民主基礎的中港融合只會造成更多問題。在目前的政改討論中,泛民必須將中港矛盾的力量導向民主化,才能將爭取最廣泛的民眾支持,並跳出中國「威脅論」和「機會論」的二元論述,發展香港版「第三種中國想像」:結合政府和民間力量,以民主政制監察中港融合,將其導向正軌。

文 × 何雪瑩、袁瑋熙

編輯 方曉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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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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