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15

安裕周記:沉香記(二○一四)



理浩訪京之後的幾年起落跌宕人心虛怯,一九八三年十月,幾個人遊上海,國際飯店是舊式管理:回到所住層樓,叫醒趴在桌上呼嚕大作的服務台年輕同志,讓他把繫在腰間的大串門鎖找出你的那把領到房間前開門,你輕輕說一句「謝謝」,他頭也不回拖著布鞋回到服務台。印象深刻是上海之行每天匯價不同,百元港幣換三十多外匯券;牌價抖動厲害,長途電話裏說香港連廁紙都有人搶購。

 不旋踵一年過去,這年與上年完全兩樣,中英談判如風若火趕著似的,七八月是洛杉磯奧運會,中國是首次全程參加,那年因為蘇聯東歐集團杯葛,中國因為站在美國一邊在一九八年抵制莫斯科奧運,這回變成盟友還拿了十五個金牌,只是之前一年內三破男子世界跳高紀錄的朱建華大熱倒灶,其他的都可以說豐收。女子排球決賽是中美大戰,香港這邊由上午直播到中午,無綫連午間新聞都讓路。社會上一貫右傾的傳媒開始把幾十年來的「中共」二字悄悄改掉,巿民口中的「大陸」陸續變成「中國」。

 那晚,學生會燈火通明,清晰的記得一句是「未來民主發展會如何」的質疑;社會上,畢竟是折騰多時的談判總算有結果的緣故,那幾年人心從晃動不穩到慢慢平靜,儘管不知道未來日子如何但「五十年不變」那時聽來是極長極穩當的保證,一生人能有多少個五十年。回到北角,華豐國貨外有人派淡黃色封面的小冊子,一些人攏著領取。那天夜裏海港城巿難以入眠,未來一切大定,英國人十三年後撤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幾百萬人琅琅上口的十二字詞。於香港人來說,那一刻只能告訴自己希望這個實驗成功。

 這天是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草簽之日,距離上星期北京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前後三十年。

 今天談一國兩制似乎老舊了些,一九九七年出生的都快要考文憑試了,這個時候再說九七年之前十幾年像是講天寶前事。不過,所有經歷八十年代初麥理浩見鄧小平後一直到今天,心情不會輕易平靜下來。人的信心從沒有到有再到快要乾涸,類似的折騰在近代罕見。若硬要勉強舉出例子,一國轉換理念完全不同的政府或許有點類似衝擊,但也不過是香港今天所要受的零頭——英國保守黨從戴卓爾夫人到馬卓安從一九七九年做到一九九七年工黨上台,人們以為會改轅易轍誰知都是那塊新保守主義牌子;日本自民黨從一九五五年幹到一九九三年社會黨入主首相府,之後都是差不多,經濟不見起色;美國克林頓八年,小布殊八年,如今是奧巴馬八年,外交經濟理念社福政策調整是有的但不是動搖根本。國家世代交替黨政輪換都常發生,然而像今次那樣等於是把憲法再次詮釋,匪夷所思。

 八十年代香港問題只關「信心」

 八十年代香港回歸議題不是經濟問題,連政治問題也不完全是。八十年代初中國剛改革開放,錢包不是麥克麥克,當時中國最大的外資是上海寶山鋼鐵廠。人窮但底氣很高,第一代領導人的氣魄不是小敲小鬧,七十年代末去過大陸的都知道是什麼回事,簡單而言是在水稻麥田窮山僻壤推行現代化,今天回望這幾十年算是成功,一九七九年講這些沒有誰會相信。那時,要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中共懷抱,而這個中共政權剛結束了十年長的文化大革命、「右派」的脫帽還是爭論不休、姓社姓資的討論看來可能是另一次文革前奏,更不要說經濟比併,那時說回歸,一窮二白之下講什麼願景都沒用,只有講形而上的「信心」二字。

 從政治廢墟堆裏爬起來的中共領導層,很難說服之前幾年還半年一次寄生油給國內親人的香港巿民接受回歸。這令人想到九十年代初的兩德統一,東德沒有能力統一西德,西德是以強大的經濟實力併吞東德,總理科爾以日耳曼人的堅毅硬是把德東拉進來,全國上下因而著實過了幾年苦日子。鄧小平以無比意志決心收回香港,當年中共不是西德,無氈無扇,既不是經濟大國,也不是人間仙境,靠的是開出一張期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賣的是一個「信」字。香港人精刮得厲害連迷債都有膽買唯是不敢多碰期貨巿場,可八十年代初的香港便是要在「信」與「不信」之間作出抉擇。

 「高度自治」助踢走「三腳苐」

 九十年初找到一套現已絕版的《廖承志文集》,廖是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父親是國民黨左派廖仲愷,日本出生,在早稻田大學上過學,一口江戶腔很地道。七八十年代他是僑務辦公室主任,兼管港澳事務。香港前途會談時,廖是主管,經常接見港澳來客,會上以廣東話講前途問題。《廖承志文集》是近二十年罕見的中共領導人言論書信集,其中記錄了極多的會見港澳訪客內容。「黑雲壓城城欲摧」的今天香港,《白皮書》大談中共擁有對港「全部管治權」,愛國愛港變成民主派不能踰越的天塹,翻開《廖承志文集》相關段落,讀到的是承諾敗亡,歷史顛覆,香港沉淪。俯首蒼天愧故人。

 中英談判是在互不信任、港人無以投票之下的產物,英國祭出港人也應參加談判的「三腳苐」策略,中共堅稱這是中英之間的事,港人無角色。那時中共的策略今天來看其實稍見端倪:港人在中共的策略版圖到底在哪?面對英國人這招,中共沒有如今天般販賣廉價民族主義,卻是邀請大量港人到北京見面,京港之間絡繹於途,大不乏人。中共通過會晤,大力推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是這十二個字,最終把「三腳苐」踢出局。這些工作,很多是廖承志來做,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會見香港廠商聯合會參觀訪問團,廖說:「我們已經表示,收回主權,不會派人去,香港維持現狀,社會制度照舊,生活水平照舊……不同之處是兩點:一,英國的旗要下來了。一九九七年不掛他們的旗了。二,不會有總督了,但會有特別行政區或自治區長官、主任。由誰來當呢?香港人自己當,大陸不派人。」「或許有朋友問,你們會不會變?……我們的基本方針不會變的,要變,只要愈變愈好,不會愈變愈壞。大家會問,你死了以後怎麼辦?我已經七十五歲了,還捱得多久?但我相信,不但我們這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會堅持這個信心,我們有這個信心。」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會見新界人士參觀訪問團,廖講到中英談判:「我希望中英達成諒解,我們會努力,你們也對英方加以催促,要他們迅速解決。各種具體問題如何處理,我們正在研究。根據一個原則,香港向著特別行政區方向發展,香港人自主,港人治港。」
台灣皮之不存香港毛將焉附

 今年三月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只提「一國兩制」而沒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的看法是輕描淡寫說成是「因為必然」,所以提與不提分別不大。對於親身走過八十年代那段崢嶸歲月的港人來說,那是極大的震動,當年的承諾忽然少了後面的八個字,以中共對政治的敏感,一字一句都必須有其含意,哪有可能大意得如此。到了《白皮書》出來,面目浮現,強肉強食,信譽淪亡,想起那句「香港人自主」,那段「不同之處是兩點:只換英國旗和港督」,幾百萬人昔年無法移民或決心留港親炙主權回歸,三十年後得到的是悵惘和失落。

 《中英聯合聲明》是兩國送交聯合國登記的文件,以中共當年的文宣字眼來說是「莊嚴的」文件。不過,當過了一九九七年,少提聯合聲明而多提基本法,這是中共的策略,聯合聲明是中英兩國之間的合約,縱然聲明的第二條清楚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這一承諾到了九七之間大幅貶值,基本法則在幾年之後加油添水,香港自治的角色弱化,中央政府的角色加強,最終是提也不提高度自治,改而是全面管治。必須指出,聯合聲明棄如敝履,一國兩制掏成空殼,有其區內政經大氣候背景,尤其是台灣如今難以抵擋中共經濟攻勢,這一趨勢可說必然。觀乎中共國台辦發言人說「台灣前途由全中國人民決定」,九十年代這些話是替民進黨助選的笨話,可是今天經濟實力懸殊,對香港早是如此(取消自由行的可大可小),台灣到手只差時日(兩岸服貿還得看走勢),一國兩制向台灣示範的誘因既然皮之不存,香港也就變成毛將焉附。

 「耐性」與「堅守」的歷史總結

 得承認,對於香港問題,今天於不少成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港人而言是一個階段的絕不愉快完結,我則是中線悲觀長線樂觀,不是直覺而是中共行為的變化有其規律,那是客觀環境變遷:五十年代從親蘇到翻臉,六十年代反美到親美,迨至今天親俄反美,都是大氣候所致。睽諸歷史,中共六十年間都無法創造出以我為主體的大氣候,而是在美蘇(俄)之間來回游移,欠缺國家性格。美國前助理國務卿索樂文教授(Richard Solomon)八十年代為智庫蘭德(RAND)寫過一部曾被美國政府列為「機密」、一度不可公開發行的《中共政治談判行為:一九六七至一九八四》Chinese Political Negotiating Behavior, 1967-1984),這是他三部專研中共談判行為最出色的一部,對研究中共很有參考價值。他指出美國與中共談判的若干錯誤,提出多項建議,其一是Be Patient!(耐性),索樂文在這裏意有所指的用上了感嘆號,其二是Know Your Own Bottom Line(堅守底線)。兩句話很容易明瞭也很容易執行,前者是毋須急躁而不是忍讓,時間在自己這邊;後者是立場堅定不輕言讓步,否則予人乘虛而入。三十年來香港與中共之間乃至今天的北風壓境,究其原因,這兩項的不足,很大程度決定了當下香港無語問天的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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