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12

練乙錚:誰的空間?誰的中環?─從高斯定理看佔中與民事索償




為了對付佔中,梁特日前對公眾說:不少在中環的金融工商機構,都在準備興民事訴訟,向佔領中環運動負責人索償。此話或有幾分真實,蓋梁特後面的一些「二線板塊」政治商人,的確甚有可能正在一面磨拳擦掌、一面私下建議他以訴訟索償威嚇佔中人士。不過,代表本地商界主流利益的香港總商會高層,縱然一再聲明反對佔中,卻未有附和梁特,對所謂「商界人士準備向佔中索償」之說,表示未有所聞。

本地商界二線板塊與主流嚴重不和,人盡皆知,故在大事情上步調不一致並不奇怪;不過,這次不咬弦,除了後者以「在野」之身,比較明白民意不可侮之餘,還可能因為其中有些人與芝大學派的關係比較深,懂得主流經濟學裏「高斯定理」的涵義,知道近期政治經濟每多複雜互動,連激進派在很多方面的行動如反自由行、反東北開發等,都並非無理,故若官司真的都打將起來的話,最後應負擔更多賠償的一方,到底是泛民還是商界,尚未可知!
資本主義要發展得好,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必須講究物權。一件東西、一個權益,是公家的還是私人的,是你的我的還是他的,都要清清楚楚。物權界定清楚了,資源分配的效益問題便好解決,經濟發展就可以比較暢順。不過,物權誰屬,有時因為牽涉經濟以外的因素,不容易界定,尤其是如果一項權益涉及「界外經濟效益」。經濟學家高斯(Ronald H. Coase, 1910-2013)就此問題想得最深入,於1960年發表研究結果,就是後來所謂的「高斯定理」,港人對此並不陌生。若把高斯的理論應用在佔中問題上,其結論對了解這個當前本地最重要的社會運動很有幫助。

中環公共空間的物權

高斯最初研究的具體課題,是如何解決廣播電波頻譜上由競爭引起的訊息干擾。大氣電波頻譜本是公共空間,什麼人都可以在任何頻道上廣播,但如果兩個廣播者AB選擇的頻道太接近(例如因為廣播者太多,頻譜上出現擠擁),廣播訊號便會互相干擾,頻譜資源於是變得低效甚或無效。AB可能並無惡意,但其自身活動影響到B的利益;反是亦然。這就是所謂的「界外經濟效益」【註】。

高斯的分析指出三點很有意思。第一:只要某頻道及其鄰近頻譜的物權誰屬一旦清楚界定,則無論是屬於A是屬於 B,雙方其後都可以通過自由談判和補償,令該頻道的使用權最終歸到使用價值較大者一方手上。第二:原先把物權授予A還是授予B,既不影響最後哪方得到使用權,因此不影響社會整體效益,卻影響AB之間的財富或利益分配,令原先獲授物權的那方有無可置疑的着數。第三:上述結果,必須在低交易成本包括談判成本的狀況之下才成立(否則,最終的頻道使用權未必一定落在使用價值較大的一方手裏。此情況底下,高斯認為,原先物權應授予一旦受界外效應影響而損失較大的一方)。

高斯的理論提出數十年,已經在法治比較成熟的地方的司法系統裏廣泛用於處理物權法、侵權法、契約法等方面的訴訟。1991年,高斯因確立此理論而獲經濟學諾貝爾獎。
然而,高斯定理和佔中何干?

我們可作如下設想。中環的公共空間如人行道、車站至馬路等,業權不屬於私人或商業機構。現把此等空間的持分者簡單分為AB類;A代表佔中社運人士及其支持者(Activist),B為在中環進行商業活動的人士及其支持者(Business)。假設在某一時段之內,彼此在空間裏的活動利益不同、互相排斥,而且A佔有空間的話,即對B有負面影響;反之亦然。

那麼,按高斯定理推論,假若交易成本不高,則(一)從社會總體效益看,空間的使用權授予佔中人士A還是授予商界B,都沒有關係,不會影響社會總體效益;授權之後,佔中人士與商界可以通過討價還價,最後決定哪一方使用該等空間、哪一方可向對方付出金錢或其他補償。(二)無論當初空間的使用權屬於哪一方,討價還價之後,使用該等空間的價值較高一方必定就是最後的空間使用者。

這樣,問題就清楚了。梁特若站出來慫恿商界向佔中運動索取民事賠償,無形中已經假定中環公共空間的物權(使用權)完整「屬於」商界;不過,這個「屬於」,既無經濟亦無法律根據在高斯定理底下,該物權誰屬完全可爭議。梁特如果說,佔中損害商界金錢利益,因此商界有權要求賠償;但是,社運界同樣可以說,商界若通過任何手段妨礙社運人士佔用中環公共空間爭取政治利益,商界便應該向社運作出賠償!歸根到底,談到賠償的話,我們必須先問問:中環公共空間誰屬?面對這個問題,商界喜歡的答案,並不比「土地正義聯盟」等社運團體的答案更有理。此是結論一。

高斯定理不僅逼着我們思考上述的基本政治經濟學問題,還指出了一個行為上的方向。退一步想,就算大家同意中環空間的物權及其利益全歸商界,政府也沒有任何理由再介入事件選取立場慫恿商界藉民事索償打壓、排除社運。高斯定理指出,商界手拿公共空間使用權之後,應該與社運界商討空間使用權的讓渡問題,從而達到一個最高社會效益的安排。商討過程中,雙方的利益與損失,包括經濟和非經濟方面的,都應該擺明,討價還價就有餘地,討論就有意思。

降交易成本容易談得攏

於此,主流商界不能不承認,完全公開公正的民主選舉制度,對經濟的長遠健康發展有大利,因為在健全的民主體制之下,利益小圈子自把自為或狗咬狗骨的情況較難出現,政策的確立和實施都有法可依因而更加規範;這種確定性,對商人做決策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記得,李嘉誠先生在不久前的一系列媒體訪問中,一再強調這點)。一旦這種優質政治體制確立了,好處便長期存在;相比之下,商界因佔中而受到的短暫金錢損失,實乃微不足道。何況,關於後者,不少論者已經指出,在網絡時代,中環業界的很多常規業務、決策,其實都不必在中環做,因而不受佔中影響。如此,雙方帶着誠意談判的話,結果很可能是商界答應公開表態並在立會投票支持某種社運界認可的、符合國際上民主先進國普遍標準的普選方案,而社運界亦同意暫不佔中。

這裏的要點是,佔中與否,應該由商界與社運界即利益攸關的兩造直接談判,得到的結果方為社會效益最高。特府和大陸某些無厘頭政客因為有意識形態偏見而無端插手,只會誤事;而商界如果囿於短視,選擇躲在特區政府後面由它主導包辦政改方向,便十分不智,因為在錯失讓政制向好的方面發展的同時,會招來更多「政商勾結」、「地產霸權」之類的指控,而近年有可觀發展的社運左翼對資本主義和本地資本家的批判,也會變得更加振振有詞。這是結論二。

有人會問,由商界與社運界即利益攸關的兩造直接談判,一定談得攏嗎?答案當然是不一定。不過,談判是傳統商界的拿手好戲,談不攏還有其他機制、例如仲裁可資利用。重要的是,特府不應越俎代庖;社運界與特府積怨甚深,雙方無互信,而特府也根本無誠意,所以談判的阻力無限大。筆者認為,「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是社運界應該用來對付絲毫不肯讓步的特府的,但換上商界這個社會上的重要持分者作為談判對象而此對象表現充分誠意的話,佔中領導人的談判起點若換作比較籠統的「無篩選、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也是可以的。如此,交易成本降低,雙方比較容易談得攏。

最後,談談佔中公民抗命的違法問題。所謂佔中違法、有損商界利益,是在法律認定中環的公共空間使用權不屬於社運界而屬於商界,而佔中行動對商界有淨損害的假設之下,才能成立。但高斯定理提醒我們,中環公共空間物權誰屬,是理論無法確定、完全可爭議的;而筆者剛才指出,佔中對商界有大利,短暫的運作損失不一定能抵銷之。因此,嚴格而言,佔中並不一定違法,商界亦無逼使社運界作賠償的必然法理。

然而,弔詭的是,公民抗命所釋出的道德精神力量,正正在於運動之違法及抗命者的甘於受罰。因此,佔中運動也許不必窮究中環的公共空間物權誰屬;便是屬於商界、便是佔中違法,大家也要曉得,這種「違法」不過是相對的,是在公共空間物權無端授予商界的前提之下才可能出現的。如此「違法」,道德上完全無咎。此是結論三。

若有所謂道德高地而佔中者站於其上,那高地也是反民主派替佔中者築起的。

有上述理解,大家還得謝謝高斯。

註 自數碼廣播技術出現之後,頻道之間出現的互相干擾就不是問題了。不過,高斯定理的應用範圍廣泛之極,廣播頻譜分配問題只是其中之一。此定理用在分析香港的政治問題,佔中只是一個例;其他如本土權益v.自由行的問題,用這個定理分析同樣有用。

《信報》特約評論員


原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