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27

【評台】陳國球:香港有文學 (358)

{世紀版編按:香港本土議題爭論不斷,社會各界均關注各式「本土」課題。研究香港文學的學者與愛好者,早就關注何謂「本土」,如何定義「香港文學」,陳國球博士是這範疇的重要人物,他與各學者、作家合作,編成《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香港商務印書館),將於下月香港書展出版。適逢兩年一度的香港文學節本周開幕。在開幕前,本版輯錄陳國球如何看香港文學的定義。}

陳國球教授

我們在歸納「文學大系」的編纂傳統時,第一點提到這是「對一個範圍的文學(一個時段、一個國家/地區)作系統的整理」;第四點又指出「國家文學」或者「地區文學」的「劃界」與「越界」,恆常是「文學大系」的挑戰;兩點都是有關「劃定範圍」的問題。上文的討論是比較概括地把「香港文學」的劃界方式「問題化」(problematize),目的在於啟動思考,還未到解決或解脫的階段。

以下我們從《香港文學大系》編輯構想的角度,再進一步討論相關問題。首先是時段的界劃。目前所見的幾本國內學者撰寫的「香港文學史」,除了謝常青的《香港新文學簡史》外, 其餘都是以一九四九或一九五○年為正式敘事起始點。這時中國內地政情有重大變化,大陸和香港兩地的區隔愈加明顯;以此為文學史時段的上限無疑是方便的,也有一定的理據。然而,我們認為香港文學應該可以往上追溯。因為新文學運動以及相關聯的「五四運動」,是香港現代文化變遷的一個重要源頭。北京上海的波動傳到香港,無疑有一定的時間差距,但「五四」以還,直到一九四九年,香港文學的實績還是班班可考的。因此我們選擇「從頭講起」,擬定「一九一九年」和「一九四九年」兩個時間指標,作為《大系》第一輯工作上下限;希望把源頭梳理好,以後第二輯、第三輯……可以順流而下,進行其他時段的考察。我們明白這兩個時間標誌源於「非文學」的事件,卻認為這些事件與文學的發展有密切的關聯。我們又同意這個時段範圍的界劃不是確切不能動搖的,尤其上限不必硬性定在一九一九年,可以隨實際掌握的材料往上下挪動。比方說「舊體文學卷」和「通俗文學」的發展應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份;而「戲劇」文本的選輯年份可能要往下移。

 文學如何重劃邊界

第二個可能疑義更多的是「香港文學」範圍的界劃。我們在回顧《中國新文學大系》各輯的規模時,見識過邊界如何「彈性」地被挪移,以收納「台港澳」的作家作品。這究竟是「越界」還是隨「非文學」的需要而「重劃邊界」?這些新吸納的部分,與原來的主體部分如何,或者是否可以,構成一個互為關聯的系統?我們又看過余光中領銜編纂的《大系》,把張愛玲、夏志清等編入其中。前者大概沒有在台灣居停過多少天,所寫所思好像與台灣的風景人情無甚關涉;後者出身上海北京,去國後主要在美國生活、研究和著述。 他們之「越界」入選,又意味着什麼樣的文學史觀?

《香港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參考了過去有關「香港文學」、「香港作家」的定義,認真討論以下幾個原則:

一、「香港文學」應與「在香港出現的文學」有所區別(比方說瘂弦的詩集《苦苓林的一夜》在香港出版,但此集不應算作香港文學);

二、(在一段相當時期內)居住在香港的作者,在香港的出版平台(如報章、雜誌、單行本、合集等)發表的作品(例如侶倫、劉火子在香港發表的作品);

三、(在一段相當時期內)居住在香港的作者,在香港以外地方發表的作品(例如謝晨光在上海等地發表的作品);

四、受眾、讀者主要是在香港,而又對香港文學的發展造成影響的作品(如小平的女飛賊黃鶯系列小說;這一點還考慮到早期香港文學的一些現象:有些生平不可考,是否同屬一人執筆亦未可知,但在香港報刊上常見署以同一名字的作品)。

 熱烈爭辯過的議題

編委會各成員曾將各種可能備受質疑的地方都提出來討論。最直接意見的是認為「相當時期」一語太含糊,但又考慮到很難有一個學術上可以確立的具體時間(七年以上?十年以上?)。各項原則應該從寬還是從嚴?內容寫香港與否該不該成為考慮因素?文學史意義以香港為限還是包括對整體中國文學的作用?這都是熱烈爭辯過的議題。大家都明白《大系》中有不同文類,個別文類的選輯要考慮該文類的習套、傳統和特性,例如「通俗文學」的流通空間主要是「省港澳」(廣州、香港、澳門),「新詩」的部分讀者可能在上海,「戲劇」會關心劇作與劇場的關係。各種考慮,林林總總,很難有非常一致的結論。最後,我們同意請各卷主編在採編時斟酌上列幾個原則,然後依自己的負責的文類性質和所集材料作決定;如果有需要作出例外的選擇,則在該卷〈導言〉清楚交代。大家的默契是以「香港文學」為據,而不是歧義更多的「香港作家」概念,尤其後者更兼有作家「自認」與他人「承認」與否等更複雜的取義傾向。歷史告訴我們,「香港」的屬性,從來就是流動不居的。在《大系》中,「香港」應該是一個文學和文化空間的概念:「香港文學」應該是與此一文化空間形成種共構關係的文學。香港作為文化空間,足以容納某些可能在別一文化環境不能容許的文學內容(例如政治理念)或形式(例如前衛的試驗),或者促進文學觀念與文本的流轉和傳播(影響內地、台灣、南洋、其他華語語系文學,甚至不同語種的文學,同時又接受這些不同領域文學的影響)。我們希望《香港文學大系》可以揭示「香港」這個「文學/文化空間」的作用和成績。

《香港文學大系》的另一個重要構想是,不用「大系」傳統的「新文學」概念,而稱「文學大系」。這個撰擇關係到我們對「香港文學」以至香港文化環境的理解。在中國內地,「新文學」以「文學革命」的姿態登場,其抗衡的對象是被理解為代表封建思想的「舊」文化與「舊」文學;為了突出「新文學」,於是「舊」的範圍和其負面程度不斷被放大。革命行動和歷史書寫從運動一開始就互相配合,「新文學」沒有耐心等待將來史冊評定它的功過,文學革命家如胡適從《留學日記》、〈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到《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都是一邊宣傳革命、實行革命,一邊修撰革命史。

 肯定反抗精神

這個策略在當時中國的環境可能是最有效的,事實上與「國語運動」同時並舉的「新文學運動」非常成功,其影響由語言、文學,到文化、社會、政治,可謂無遠弗屆。十多年後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其目標不在經驗ebhu 澱後重新評估過去的新舊對衡之意義,而在於「運動」之奮鬥記憶的重喚,再次肯定其間的反抗精神。

香港的文化環境與中國內地最大分別是香港華人要面對一個英語的殖民政府。為了帝國利益,港英政府由始至終都奉行重英輕中的政策。這個政策當然會造成社會上普遍以英語為尚的現象,但另一方面中國語言文化又反過來成為一種抗衡的力量,或者成為抵禦外族文化壓迫的最後堡壘。由於傳統學問的歷史比較悠久,積聚比較深厚,比較輕易贏得大眾的信任甚至尊崇。於是通曉儒經國學、能賦詩為文(古文、駢文),隱然另有一種非官方正式認可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來自內地──中華文化之來源地──的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又是「先進」的象徵,當這些帶有開新和批判精神的新文學從內地傳到香港,對於年輕一代特別有吸引力。受「五四」文學新潮影響的學子,既有可能以其批判眼光審視殖民統治的不公,又有可能倒過來更加積極學習英語文學及文化,以吸收新知,來加強批判能力。至於「新文學」與「舊文學」之間,既有可能互相對抗,也有協成互補的機會。換句話說,英語代表的西方文化,與中國舊文學及新文學構成一個複雜多角的關係。如果簡單借用在中國內地也不無疑問的獨尊「新文學」觀點,就很難把「香港文學」的狀况表述清楚。

(版面有限,篇章經編輯刪減;標題為編輯所擬)

作者簡介﹕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中國文學講座教授。著編有:《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香港地區中國文學批評研究》等。

[文.陳國球 編輯﹕袁兆昌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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