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26

【蘋果日報】李怡:蘋論:人人爭着變犀牛的香港社會 (734)

1999年台灣大地震,中國地震專家赴台參加研討會時說:地震是可預測的。時任中國地震局副局長何永年說,中國經驗引起台灣學者興趣,開始探索可預測這領域了。同一個何專家,在2008年汶川地震後在香港《紫荊》雜誌撰文,就說「地震預報仍是巨大科學難題」。中國有專家嗎?都隨着政治指揮棒起舞吧了。
2006年,台灣施明德發動反貪倒扁的百萬紅衫軍圍攻總統府,2009年在馬英九當選後又極力反對特赦陳水扁,其後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力主和平、交流、合作,建議兩岸朝「一中歐盟」體制發展。所有這些新聞,都受到大陸和香港親共媒體的大肆報道和正面評價。忽然由於大中華佔中派向施明德取經,黎智英與施明德通話,施明德又變成「台獨」和暴力了。《人民日報》說「再次引發了港人對佔中擁抱台獨、崇尚暴力的憂慮」。有嗎?他們知道自己在說甚麼嗎?香港跟着起哄的政客、媒體有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人格嗎?
周三筆者的《蘋論》發表後,居美的作家孔捷生傳來電郵說:「回想起來,我亦作出了米蘭.昆德拉筆下的腦外科專家托馬斯去做擦窗工的人生選擇。一個人在權力面前被迫自輕自賤,侮辱自己的信念與人格,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孔於六四逃亡前,是廣東作協副主席,是甚有地位的大陸作家。他當然可以簽一個名就繼續在大陸享有名位,選擇獨立人格就只好流亡國外做「不怎麼樣」的工作了。
眼看香港目前鋪天蓋地的謊話連篇,政客媒體恬不知恥地依附權勢,他們根本不會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托馬斯的獨立人格,不要說在一封非出於自由意志的信上簽一個名可以保住自己的職位,他們還搶着發動甚麼「反佔中」簽名或爭着簽名來向絕對權力表忠,以便撈取些權力的殘羹剩飯呢。
在兩千多年東方專制主義的荼毒下,中國人普遍缺少獨立人格這種觀念,為自己利益簽一個名,使自己能繼續發揮所長,還可以自我貼金說是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或說是為香港市民服務),而且又可以「吃較好的飯」,這有甚麼不好?對掌權者,觀風辨向迎合尚且來不及,怎會為簽一個名就看不起自己?只求掌權者看得起自己就行了。像托馬斯那樣,認為不能違反自己意志去做一件事「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人大概很少。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不能簽這樣的信」的重要性,不僅托馬斯意識到,連勸他簽名的醫院領導和內政部官員也意識到,因此他們才「婉言相勸」,說了許多為他好的話,才把信拿出來。從這裏,我們看到,即使同是共產政權,受歐洲人文主義的傳統影響,東歐政權還是比東方民族對獨立人格較有了解。在東方,簽一個名讓你恢復工作,是皇恩浩蕩,何須好言相勸?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對人生的「輕」與「重」,有許多具體故事引發思考。簽一個名,輕而易舉,但犧牲獨立人格卻使人不能承受。杜麗莎跟從丈夫在日內瓦過輕鬆寫意的生活,但覺得無聊,給丈夫留言就回布拉格去了,信上說:這兒的生活太輕鬆,使人難以承受。香港人移民國外,不也有這種不能承受的輕嗎?十幾個流亡瑞士的捷克人,聚會說要為捷克的自由民主奮鬥,要反抗蘇軍入侵,畫家莎翩娜問:如果你覺得捷克的自由民主如此重要,你為甚麼不回布拉格?光在這裏喊叫不是太輕鬆了嗎?這是流亡者不能承受的輕鬆生活,所以要集會、叫喊,好為生活加一點重量。
香港今天多數人不會感到生活擔子重到讓人難以承受,但政治荒誕、文明崩解的無形的「輕」,恬不知恥的謊言洶湧而來,使整個社會見怪不怪,似足荒誕劇《犀牛》中人人爭着要變作犀牛的景象。政治壓力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是一件輕鬆事,政治謊言對許多人來說也無關痛癢。當政客、傳媒在攻擊黎智英給民主派捐款的時候,我們大概沒有想過自己也在遊行時向民主派捐款。容忍這種謊言混罵是一個獨立人格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因為這種輕會使整個社會人人變成犀牛。(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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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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