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08

【評台】鄧小樺:書到獄時 (450)

〈星期日生活〉編輯邀我談談在被捕期間讀什麼書,我想在政治運動期間談讀書也是有用的。7月2日被釋放後,我與my little airport的阿p在fb閒聊,他抱怨說被捕時身上無書,坐在黃竹坑警校乾等,煞是難捱。我笑道,被捕三寶一定要有書,不然無法對抗警方行政效率低落或故意製造的漫長等候時間。511個人,前幾年就可以癱瘓全港警署的行政工作,現在為備戰佔中可能有了進步,但依然要等七、八小時。看來警方無意在行政效率方面給予巿民更良好印象。

被捕期間,每架旅遊巴上的三十多人,被分配到同一間房,由七八個警員作基本資料錄取,把隨身貴重物品及所有尖狀物放入膠袋封好,自行保管(注意膠袋若被破壞可致刑毀罪)。與我同車的人大都是普通巿民及學生,還有勞工組織的朋友,陳允中教授,全部都偏向安靜。一開始我們見識了CID的狂躁揚威,後來他們變得友善,九點多宣布我們將會很快被全部釋放,大家放下戒備,然後就是乾等近四小時。大家都很累,鄰座的長裙女學生柔弱又乖,素不相識就把頭枕到我肩上睡覺。我睡不長,把包裏的三本書拿出來交換着看:德里達《無賴》(Voyous,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阿甘本《褻瀆》(Profanation, 自印書潑先生文叢,2011),劍橋年度主題講座《記憶》(Memory, 華夏出版社,2006),都不厚,簡體理論書的紙尤其輕,很適合出外抗爭的書包。三本書學術性都比較重,德思達和阿甘本尤以晦澀難懂著名,以通宵未睡在警局裏的狀態,我不敢說讀通了(我根本未讀完),僅是把自己讀到的部分與大家分享,請識者指教。

 德里達《無賴》:民主、自由與無賴

2004年德里達逝世後,著作持續出版,好像他並不曾離開一樣。《無賴》的核心概念來自於德氏2002年在兩場學術會議上的論文報告,乃是德氏晚年持續思考政治概念如正義、民主等的實踐之一,解構主義者在離世前希望為世界捍衛一些必要的價值,而仍然是以解構主義的方式。德里達說,「『民主』這個詞的意義並非毫無內容,而是尚未到來,同時又尚未過去:民主這個詞或概念的意義仍在期待中,仍是空泛的或空洞的。」正如他在《馬克思主義的幽靈》那裏賦予「正義」一種即將到來的彼岸性質那樣,正如他把友誼視為一種無償的餽贈那樣,民主也是一種尚未在場的,我們並未真正知曉卻已繼承了的遺贈。

德里達對於民主的定義比較傾近於某種無政府式的直接民主,去除行政的中介。讀德里達必須經歷他的語言遊戲,例如「輪子-圓形-酷刑-回歸」等是本書中持續出現的主題意象。德里達以此賦予「民主」一種「回歸自身」的能力,民主牽涉「最高的自我決定」、「自律」,即以下這種能力:「這個能力給它自身立法,提供給予法律的力量,提供自我描述,提供在集體或團體的同時性中、在存在的總體的同時性中或人們所說的『集體生活』的同時性中自我的重新適應性的最高聚集。」——句子不冗長到令你惱火的程度就不是德里達了。但在香港現下的狀况這多麼容易理解:無法律效力的民間公投,一再被定義為非法集結的和平集會,「我犯法但我無罪」的公民抗命,都是給自身立法,勇於自我描述,平時分割隔絕的港人在實現自我的政治欲望中重新適應集體行動,緩慢、難耐、隨時有鬼的集體行動,然而也讓我們覺得做此時此地的香港人也與有榮焉。

自行立法的主體也指向不可規範,自由放蕩協曾被古典政治學排斥為詭詐之人——我開始睏了把書跳着看——「無賴有時會失業,他既無所事事,又積極地忙着佔領街道,他要麼『滿街跑』,游手好閒,要麼在街道和其他道路上,做一些規範、法律、和警察不允許的事——流氓統治被賦予自身難以維持的權力。」近來大家都面對一種狀况,就是現在直接衝擊者或社運參與者也許腦中欠缺倫理觀念的共識與約束;而我們所面對的政權所做的,包括網絡DDOS攻擊,對行動者用私刑、以停車不熄匙罪名拘捕七一頭車司機等等罄竹難書,這幾頁翻來覆去看得百感交集。

民主的好客對像往往不包括無賴,無賴是可疑分子、不法之徒、秘密結社,流氓國家。無賴,是要被排除在外的他者。無賴,這種狀態在齊澤克稱之為「神經質主體」(Ticklish Subject),在阿甘本的《例外狀態》中亦可找到呼應。德里達想怎樣呢?他不是在道德上給予理由去捍衛無賴,而是希望在文本敘述推論中,讓我們在與被自身系統排斥的他者同在,這是他為民主及自由貢獻的方式:擺脫定型,容納反面與他者,不斷推翻又不泯滅希望。

 阿甘本《褻瀆》:才子書與強大的陌生感

大家都知,目前炙手可熱的西方理論才子中,識睇一定睇阿甘本。無奈我常覺得他的簽名式就是「唔識睇」:甫開巷必定拋出有好幾種語言及大量陌生的人名書名,宗教歷史政治哲學文學,拉丁文希臘語羅馬時期的引文,門檻很高。運動中讀阿甘本,最理所當然是讀他的《例外狀態》:有權頒布例外狀態的才是主權者;當今民主政治的弊端在於政府愈來愈常合法地頒布例外狀態,而導致一種「全球內戰」的極權狀態;而能夠自行頒布例外狀態的主體,就是握有自己的主權。阿甘本以極其古肅的方式到達與德里達的無賴類同之狀態。

《褻瀆》是他的早期的文學隨筆,這個中譯本是內地粉絲自印的,廖偉棠一見相馬上來問,我答曰序言書室代訂。《褻瀆》裏的阿甘本並不古肅,談神話、童話、寓言、欲望……好像是靠極遠古的神像到達迷走(Ecstasy)狀態,有種極度隱晦秘而不宣的性感。我在裏面找到了寫散文集《若無其事》自序及評論董啟章《美德》的鑰匙——在警局裏掩卷嘆道「真是寫得好」,抬頭正與一臉茫然的警員四目交投。

 書本的力量

劍橋年度主題講座《記憶》精英雲集,在社會學、文學、歷史、精神分析、大腦科學各個層面上闡述「記憶」的形態,單因理查.桑內特的「干擾記憶」一文,就多年不捨放售了。桑內特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其實能夠解決香港關於集體回憶的很多內在矛盾:集體記憶是社會力量的一個來源,通過分享記憶而非私有化,集體能夠講述他們的故事;必須無休止地敘述,但尋求記憶需要一個非中心化的主體;資本與權力的結構會干擾人們真實的記憶,準確地記憶需要以特定的方式重新打開創傷,而這種方式無法靠人們自己來完成;準確地回憶需要一個人們在其中能夠跨越差異的界限而向他人發言的社會結構,此即對集體記憶的自由渴望。我想,這可以向那些為抗爭而與長輩爭執吵架的青年解釋,為什麼他們的上一代可能備受中共及港英迫害,但現在卻好像失憶那樣不斷講着強國論與和諧論——我們必須尋求整個社會結構的變革,否則我們根本不能有和諧的家族聚會。

六月以來狂飈的政治把人沒頂,我竟然是在被捕期間得到最長的閱讀時間(不知長毛在獄中看了什麼書?)。也許有人認為,抗爭時應該看比較輕鬆和淺易的書,或至少和抗爭本身較有關聯的。不過我始終認為,時間與書二者之價值,都在於提升,而非消耗。而閱讀與運動距離遠一點的書,需要讀者自己主動將之扣連於當下,雖然這樣會減低實用性,但會令大腦更加活躍,此乃個人追求,不過真係幾爽㗎。手機時代閱讀人口劇減,但我要說,如果抗爭者不讀書,不是好事情,這樣抗爭的力量來源就會限制在感官促動層面。而且,你看的書如何,你的論述能力也必如何。沒有論述的抗爭,很難到達目標。

文×鄧小樺

編輯 蕭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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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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