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10

陳嘉文: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唔係做「新聞」…… (284)


鏡頭前,潘福炎潘sir一襲深灰色的西裝,腰板挺直,在等候工作人員準備時,一直在沉思。闊別鏡頭十多年,雖然他說很緊張,台詞背不熟,每次外出錄影都要NG五六次,可是他這天看來與往日沒兩樣,依舊說起話來鏗鏘有力,字字俱準。

潘sir重踏電視台,為的是替一個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三十周年專輯當主持。三星期前,他重踏舊地,與攝製隊到了北京拍外景,只是,那裏和三十年前已不一樣,「人民大會堂外,戴卓爾夫人跌一跤時,我和她的距離不過十呎八呎,當時的採訪車就泊在石階下等我們」。那時候,潘sir還未有亞視六君子之首的外號。「現在那個位置,不可泊車,不可採訪。」

變樣的,何止內地的採訪環境。退休後,半生為新聞拼搏的潘sir轉行做生意,坦言不想再做新聞,「老實說,我不喜歡現在香港的傳媒生態。與當年信守的原則,真的好大出入,我就諗,係咪是時候離開呢?」

二十年前,六四事件五周年,當時亞視新聞部從一間西班牙電視台買了關於六四的紀錄片,被管理層禁播。潘sir與另外五個同事不滿新聞自由被干預而辭職,人們後來稱他們為亞視六君子。當時六人之中,時任署理總監的潘sir職位最高,就成了六君子之首。此後,六君子成為香港傳媒史上重要的模範,每當人們談起新聞自由,說起傳媒人應有的風骨,他們都是經典例子。於是,訪問當天,當這個人人尊敬的前輩踏進會議室,我連招呼也忘了打,喃喃說很緊張。沒想到,他卻打了個哈哈,回應我說﹕「唔緊要,我都好緊張!」

潘sir採訪的經驗豐富,但倒過來做被訪者,記憶所及不過三數次。他一九八○年一月入行,那時候亞視未易手,仍叫做麗的電視,八二年,戴卓爾夫人訪京,他已獲派到北京採訪這對香港前途至關重要的新聞事件。「若真的要說,當時整個採訪過程其實好沉悶。消息渠道很狹窄,基本上只靠英國大使館。中方那邊,幾乎不會有消息。香港記者最叻是扑咪嘛,人哋行到邊,我哋就由頭跟到尾。」雖說中方不會主動透露風聲,但當年內地的環境比現在還開放。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的前廳等候戴卓爾夫人,他還有機會問了趙紫陽一句說話,「我問他,由社會主義國家管治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有困難嗎?香港人怕。他答﹕『怕什麼?我們有一套辦法。』」不過這種探問方法,現在大概都不管用了,別說可以近距離接觸,就是從老遠的採訪區喊出問題,大聲一點,都早被制止了。

「香港人無位置㗎喎,無角色」

那時候在北京採訪的香港記者,除了有時在人民大會堂外等候,其他大部分時間其實在「木人巷」打滾。「英國官員的官邸和辦公室,雖在同一條街道上,但中間沒有通道。他們早上開會,就由官邸出來行到大使館辦公,午飯時候,又從大使館走回官邸」。幾十米的路程,就是記者們唯一可以打探消息的時候。可是,潘sir說當時記者只有旁觀事件發展的份兒,「當然盡了最大努力,但好老實講,做唔到乜嘢」。

面對香港前途問題的關鍵時刻,香港人好像總是很無力。「香港人,無位置㗎喎,無角色。」八二年十二月,英國外交部官員鮑斯達曾向傳媒提出三腳櫈的概念,認為除了中國與英國,香港在談判中也有角色,「我們想要的是一張三腳櫈,第一隻腳是可以為北京領導人接納的,第二隻腳是可以為英國國會接受的,第三隻腳是必須為香港人歡迎和接受的」。可是這論調很快被中方否定。「我想,部分香港人是失望的。於是中英談判之後,就出現了移民潮,對回歸沒信心,香港人怕共產黨。很多人當年從內地逃來香港,都係怕共產黨啫。」

「當時我覺得中方會恪守承諾」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香港又來到了討論前途的關口。公民意識覺醒,不少人覺得香港人對自己的未來要有say,數以十萬計的人站出來發聲,當中有人提到,現在的香港與當時聯合聲明裏頭描繪的香港,已經走了樣。潘sir早退下火線,沒評論香港人這次是否同樣沒位置可言,但說到聯合聲明,「當時我覺得中方是會恪守承諾的,抱着觀望態度。現在,是否完全一樣呢?有落差。當時鄧小平說,除了國防外交,其他由香港自己搞,係咪咁呢?好似有些變化」。但他未曾下定論,「畢竟才回歸十七年,仲有三十幾年,繼續行落去囉」。潘sir覺得,現在香港的困局,問題出在政制的設計本身,「內地常說要行政主導,到這個時候,不行了。行政長官不能有政黨背景,政黨無法執政,政府一有政策要推行就唯有靠建制派、功能組別護駕。議員當中一半是直選,現在都這副樣子,全部直選時,點搞?」他認為在提委會中增加民主成分是可行的,但「阿爺係唔會轉軚的,情况令人好擔憂」。

「新聞機構本質變了 原則失卻了」

《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後五年,潘sir率團再北上,採訪八九民運,目睹學生聚集天安門。鎮壓前夕,另有同事接班,他就回了香港。這個時期的亞視新聞,大概是光環最亮的時候,記者留守在天安門直至最後一刻,為人讚許,及後又有六君子為了一齣被禁播的六四紀錄片而辭職。辭職後,潘sir到過商台工作幾個月,然後轉投有線新聞,一做便是十年。二○○五年,他正式退休,從此少涉獵傳媒事,連新聞也少看,因為不喜歡現在的傳媒生態,「老實說,我𠵱家唔鍾意睇報紙。根本無嘢可睇」。說話從一個在傳媒工作二十五年的記者口中吐出,格外讓人感到可悲。潘sir說,看發展,香港的肌理被內地侵蝕是遲早的事,但要談論現在的新聞,他覺得無從說起,因為新聞機構本質也變了,做新聞的原則失卻了,或甚至根本「不是在做『新聞』」。

採訪手法有沒有改變?他說他不知道實况,「但出來的product,和以前真的好大分別」。「做新聞,要balance(平衡),要impartial(持平),對嗎?現在做不做到?我真係覺得做唔到。最暢銷的報紙,非常bias。」潘sir說起一直信守的原則,心痛現在的新聞面目全非,愈說愈氣,「唔係報紙來的,唔係新聞來的,是propaganda(宣傳),所謂的新聞都由propaganda而來,他們認同一件事,就去鼓吹、去push」。他說,他並不是讀新聞學出身,算是半途出家,但當年邊做邊學,還是記住了好多記者要緊守的原則。「老細教落,記者寫一篇嘢,對一個人有指控的話,你一定要畀機會他辯解。但這些最基本的原則,看來現在都出現了問題。你覺得是否這樣?」我當記者兩年,此前做過幾年編輯,有時候比較不同報紙的呈現手法,看到的是,煽情標題愈來愈多,「標題似乎已判斷了事情的對錯」。潘sir很同意,「那些標題不是陳述事實,事實只佔一半」。

記者與運動的距離該有多遠?

最近讓他看不過眼的,是預演佔中的報道。當日警察拘捕511人後,有報紙把一張示威者手繞手等候被抬走的照片刊登,標題是「歷史將判他們無罪」,潘sir不明白報紙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呈現,「第一,他們都未有罪,未正式起訴,未經過court proceeding,何來有罪?事實已出錯。第二,就是它把事情講得很悲壯,很激昂,做法很煽情。他們怎形容警察?警狼,豺狼的『狼』」。他說,他也認同民主,但記者不應該把自己融入新聞裏,甚至成為社會運動裏的一部分。「你即使支持佔中,佔中當天也不該坐進去,下了班也不應該。」現在社會狀態比往時更複雜更紛亂,社會運動成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若記者的使命是要捍衛公義,我們與運動的距離該有多遠?「就是公義的問題。誰有權判斷什麼是公義呢?」

報紙看不下去,潘sir覺得電視新聞好像還守得住,「電視新聞的做法比較clear cut,報紙尚且有社評,但電視不能直接評論,即使有看法,也要訴諸別人的口」。他說,當年在麗的電視,總編輯是英國人,「執得好嚴,不准有記者站在鏡頭前現身說法,說的講稿,不可有『I』和『me』。雖然聽上去,現在或許已過時,但記者與新聞的距離,就是這樣大,要好抽離,才能客觀」。但我不大認同,尤其近年兩個免費電視台,新聞質素不是也開始被人詬病嗎?「那肯定係啦!我直情無睇,回家開電視,都沒有開那兩個台了。」

該辭職表態還是死守反抗?

傳媒一間接一間變質,在這個年頭、這種社會氛圍,前線記者遇到管理層干預新聞自由,該死守反抗,抑或像他當年一樣,辭職表態?重提六君子的事,潘sir笑說當年,「我唔想㗎,我個人一向都好低調,是不情願地讓自己成為了新聞一部分。但第一,管理層干預了新聞自主。一直以來,未曾遇過有管理層指示某單新聞如何報道,或者要求你不要對事件批判得太苛刻。第二,公眾知情權很重要。我們聽過不少解放軍開槍殺人、坦克輾過帳篷、即場燒屍等說法,但聽埋咁多,都證實唔到。而事實上,這片裏看不到那些畫面。既然已買下紀錄片,片段香港人未看過,又能令天安門廣場上學生撤離時的情景有一個新的角度、看法,為什麼不播?管理層的意思是,議題太敏感了,let it rest,別觸碰它」。他說,以前做新聞,一樣常遇到干預,「政府新聞處、警察公共關係科也時不時打電話來,說﹕哎吔,你咁寫好似錯咗啲喎,唔係幾啱喎,我哋意思係咁咁咁……」記者當然可以不理他們,但也會怕影響往後的合作,有料爆時不預你的份兒。

潘sir其實也經歷過公司突然易主的日子,八二年九月,戴卓爾夫人訪華後,潘sir回香港那天,在機場看到接他的採訪車,車身上的「RTV」字樣,被臨時蓋上一張海報,上面是一個大錢幣,那是遠東集團的標誌。潘sir當時很愕然,沒想到去時RTV(麗的),回來已變ATV(亞視)。「嘩,幾唔習慣!我有抗拒過的,始終是個新聞機構,卻用個錢幣做代表。」起初,他在工作上還未感到有什麼改變,後來就很明顯了。我以為,潘sir會說風氣如何大變、新聞自由如何失據,沒想到他最深刻的,是公司變得很節儉。「廁紙都是配給的,唔係成日有廁紙㗎,阿嬸推車仔經過,人人就在車上拿一卷放在自己櫃桶,用晒就要問人借,或者自己帶回來;收外電用的感熱紙,公司有時未向供應商找數,我們就要去附近的商台借兩卷頂住先……還有,新聞部不夠櫈坐,同事每天返工,首先是要去搵櫈。我好在住得近,就在屋企拿張私家櫈回公司,係我嘅!」

何不捐錢辦報當買旗?

潘sir其實沒有正面回應我的問題,今時今日的記者,該如何面對正在收窄的空間。他反而提出一個他覺得是妙想天開的想法,而這概念其實在「主場新聞」關閉後,也有不少人提出,「既然香港人這樣怕新聞自由消失,為什麼不捐錢搞一份香港人的報紙?我們就當是每星期買旗。我們的議員,應該支持啦?記者也可以支持,別說義務報道,收平一點做新聞也行吧?」

■答

潘福炎,亞視六君子之首,八二年曾在北京採訪中英會談,六四後,因為亞視拒播一齣紀錄片而辭職。從事新聞二十五年,○五年退休後轉行做生意,覺得現在的新聞不堪入目。

■問

陳嘉文,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之時,才剛出世。當記者兩年,經驗不及潘sir十分之一,為訪問大人物,失眠了半晚。

訪問圖片﹕陳淑安

編輯 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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