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9-12

沈旭暉:也談「伊朗式民主」:可比不可比?

末代港督彭定康撰文,以「伊朗式民主」和香港類比,引起論爭。有人認為「伊朗式民主」有其特色,不應單以獨裁視之,也有批評此乃自欺欺人;有認為這模式和香港可比,也有說全不可比。從國際關係角度,要理解「伊朗式民主」,其實要由「撕裂國度論」談起。

「撕裂國度」(Torn Countries)是國際關係學者亨廷頓提出的概念,用來解說其「文明衝突論」。他認為當一國或一地希望脫離一個文明體系、進入另一文明,必會出現二元撕裂現象,內部精英、廣大群眾、相關文明體系的外部勢力,都會持不同意見。除非上述各方有共識,否則亂象可期。他舉出三個例子:土耳其、俄羅斯、墨西哥,後兩者和土耳其的可比性不大,日後再談;近年與土耳其最可比的反而是烏克蘭、埃及。

概括而言,鄂圖曼帝國崩潰後,土耳其國父凱末爾以世俗主義立國,雖然維持伊斯蘭信仰,但社會全盤西化,並靠軍隊捍衛國策。一旦選民選出有強烈宗教傾向的政府,軍隊就發動政變,又或在這些政黨壯大前予以打壓,令親西方精英、親伊斯蘭群眾之間的對立得到調控,起碼維持基本穩定和經濟增長。

烏克蘭則由「斯拉夫文明」的親俄派、主張融入歐洲的親西方派對立了十多年,本來雙方還遵守民主遊戲規則,並以既加入歐盟、又和俄羅斯維持特殊關係為妥協,但當雙方的國際盟友介入得越來越深,也摧毀了國內民主的認受性,無論選上誰,另一方都不服。埃及似乎更棘手:由穆巴拉克的獨裁變成一人一票「真普選」後,主張西式改革開放的精英與軍隊既得利益者結盟,和穆斯林兄弟會成為兩大勢力,對不利己方的選舉結果都不背書,不斷出現革命、反革命至今。

換句話說,當一個國家成為「撕裂國度」,各種制度的公信力都會下降,需要其他方法重塑國家共識。這方法可以是戰爭、談判、分裂、高壓,也可以是無了期的無序狀態。說這些,和「伊朗式民主」有什麼關係?關係就是,不少專家相信假如伊朗實行埃及式選舉,根據此刻民情,結果可能是親西方派和什葉派二元對立,雙方都有一定民意基礎,並認定對方採取非法手段獲勝而不服輸,亂局一起,後果可能比埃及更甚。至於究竟會否真正這樣,誰也不能預知,但假如只有「埃及民主」、「伊斯蘭國獨裁」和「伊朗式民主」選擇,選擇後者的相信不少。理想主義者會批評伊朗人:「何不製造第三條路」,但他們是悲慘的,因為其理念往往令極端份子通過選舉或革命上台,再殲滅自己,昔日柬埔寨如是,今日埃及如是。在現實政治,目前伊朗就是只有這些選擇,這就是「伊朗式民主」的民意基礎。

那與「港式普選」能否相比?用「撕裂國度論」,這可由三個不同層面觀察。

第一層面:主流港人不認同「伊朗式民主」,因為香港內部並不存在兩個文明體系的撕裂。傳統精英,包括商界、中間派和主流建制派,都明白香港價值在於做一個國際化的、與普通中國城市不同、但又接受中國主權的特區,相信港人會選出認同這理念的代言人,無需安全閥。就是負責宣傳人大方案的官員、政客,也只勸大家務實,卻不以「正貨」態度推銷之。

第二層面:北京眼中的撕裂,卻是另一回事,認為宣傳「袋住先」而不宣傳「靚女」,正正反映連香港的建制精英也不可靠,不體會「中華文明」被「西方文明」圍堵的危機,說明香港已被撕裂到後者,必須以高門檻方案看管之。而且北京相信管束不止是選舉的問題,也是香港怎樣返回對抗西方的中華文明的問題;只要模式實驗成功,就可放在其他地方使用,甚至輸出國外,功德無量。

第三層面:這樣的決定落入香港社會,港人怎樣才會接受?操盤人會發現,參照「伊朗式民主」,只要伊朗政府能說服國民,不接受的代價就是埃及、伊斯蘭國,就是民間有點不滿,制度也能維持。問題是,香港社會原來不愛對立,市民也不習慣激烈表達意見。那怎樣才可增強「說服力」?答案屬香港政治,筆者毫無研究,就不懂了,但是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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