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22

練乙錚:新常態慢增長心有不爽 失產業廿五年港遜星洲



本文介紹經濟學裏的一個規律:服務業的生產技術水平提升一般較製造業緩慢,並用以說明大陸經濟轉型/再平衡導致的GDP大幅放緩乃不可逆轉。同一個道理可說明:香港自8090年代以來的港陸產業融合、製造業被掏空,而新加坡能夠依靠與大陸的區隔保住相當份額的高增 值製造業,導致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新加坡的GDP表現優於香港,貧富懸殊也沒有香港那麼嚴重。

大陸GDP增幅下滑勢難擋

大陸今年一季度GDP增幅繼續顯著回落,同比從去年第四季的7.4%,跌至7%,其勢甚急,但業界對這個剛好符合官方預期的齊頭數依然頗感疑惑。有論者按《經濟學人》設定的「克強指數」的更大跌幅推算,一季度GDP增幅事實上未能「保七」而只有6.7%左右。看環比的話,一季度的增長更是只有5.2%

有趣的是,官員一方面把事態在宣媒上描繪作「新常態」之下的「很正常」,另一方面卻不斷在政策層面推出各種刺激方案;

大陸《新浪》等新聞平台報道李總理耳提面說重話,責令東北各省領導把那裏全國最糟糕的數據「搞上去」。看來,習慣了GDP崇拜之後,要安然適應「新常態」 之下的經濟現實,連總理自己也做不到!如果真是相信「慢一點就是好一點」的自慰話,則東北各省的情況便是比全國其他地方都更理想,何需三申五令去催谷?

可見,現時大陸從經濟界到民間,最一般的心態依然是憧憬高增長,希望捱過目下一段「苦日子」、待到「成 功轉型」之後,經濟重新納入快車道、羨煞全球。例如,大陸發展經濟學權威林毅夫,至今還未放棄他的「8%高增長還有20年」之說,只不過把「增長」二字悄 悄改成「增長潛力」。不過,這種寄託着強國夢的一廂情願,連一直稱道大陸發展模式的張五常教授,也不再以為然【註1】。

坊間大陸經濟增長放緩的討論,一般只談到兩個內在因素:人口老化與勞動力增長衰竭乃至萎縮、過度投資導 致產能過剩無以為繼。從這兩個因素推導,大致上可得出「經濟需轉型」、「產業再平衡」的結論,這個沒有錯。經濟轉型、產業再平衡,指的分別是減少GDP 的投資比重、增加消費份額,以及減縮製造業、擴大服務業。這是兩組不同的概念,但在絕大多數國家包括中國大陸的發展過程中遇到瓶頸之際,歸根到底就合併為 一條:包括私人和公共服務的消費須逐步轉化為 GDP的主體成分。當今發達國GDP的服務業佔比約七至八成,製造業佔比則大約一到二成半;大陸的服務業和製造業佔比分別是五成與四成左右,可見服務業比 重增加,的確是大陸經濟轉型、再平衡的大方向(經濟理論導不出這個結果;這純粹是人類的生物性和心理決定的:富裕之後更偏好服務而不是實物)。

問題是,服務業的產值增長速度一般而言低於製造業。於是,在經濟轉型、再平衡的全過程中,當GDP中的 服務業比重愈高、製造業的比重愈低,GDP增長速度就必然下降,一變不回頭。因此,希望捱過「苦日子」、經濟重新出現快增長第二春的想法,乃是一種虛妄。覺今是而昨非,「中國模式」帶來的「中國速 度」,其實很大程度上是GDP中的製造業比重長期過高的結果,完全符合發展經濟學家Albert Hirschman的「所有超高速增長都必然是不平衡增長」的論斷。

服務業的產值增速一般而言低於製造業,這個經濟現象,主流經濟學家最初在上世紀30年代已經觀察到,到 60年代後期,更在實證上確立、在理論上解 釋了。簡單地說,在任何生產過程中,假如外在因素不變,單位資源投入的邊際產出值是生產活動的技術水平決定的;因此,產值的增速,就繫乎有關的科技水平的 提高。然而,客觀的物性決定了服務業生產的技術水平提升,一般慢於製造業。舉一個比較極端但相當普遍的例子,說明此點。

一位補習老師悉心教導一個中學生解答一道與阿基米德原理有關的浮體力學習題。可以想像,生產這個教育服 務所需的原料、工具和技術,大約就是一張桌子、兩張椅子、一支鉛筆、幾張白紙、一位起碼受過良好高中物理教育的補習老師,以及她的30分鐘的時間,這無論 是在18世紀的英國、19世紀末的日本、20世紀中葉的香港、還是21世紀初年的美國,都幾乎是一樣的;也就是說,這個提供補習服務所牽涉的技術,兩百多年來未曾提升過。不只是補習服務,其他教 育和訓練,例如教授芭蕾舞、畫畫、園藝,訓練開帆船、當律師、修理水喉,以及大多數的私人貼身服務如修甲、跌打、老人護理、物理治療、心理治療、性服務, 等等,大致上也如此。這些類型的服務,經濟學裏稱為「技術停滯的服務」【註2】。

當然,有些服務是依賴一些製造業產品才能提供的,那麼情況就可能不同。舉例說,某燕梳公司要處理大量數 據,外判給一個電腦服務公司代行;為了提供這個服務,後者要購入一個新型的數據處理器,聘請一位軟件顧問工程師工作一個月。很明顯,處理器的技術進步一日 千里,性價比不斷上升,但軟件編寫的技術就不會那樣突飛猛進,故此,處理同樣複雜大量的燕梳數據,50年前的硬件部分成本可能很高,佔總成本的九成;15年前,硬件技術進步了,硬件成本可能只佔總成 本的一成,但編寫軟件的技術沒有大變;到了今天,硬件成本更可能佔不到總成本的1%,軟件還是得一行一行地編寫,有關技術可謂「五十年不變」!那麼,「替 燕梳公司建立一個數據處理系統」這個服務的製造業技術含量本來很高,佔成本的大部分,但到後來就差不多微不足道,變成上述的補習服務一樣,主要是一種人力 心智的投入,生成這個服務的效率因而不會隨着時間過去而顯著提升。

服務業產值增速不及製造業

這裏要注意的是,一個這樣的數據處理系統建成之後,所提供予該燕梳公司的「數據處理服務」的效率,50年之前和今天比,當然是今天優勝得多,但這是 另外一種服務,不同於「替燕梳公司建立一個數據處理系統」,前者所屬類別,經濟學裏稱為「技術可進步的服務」,後者則稱為「技術漸近停滯的服務」。

服務業既可分成三類,即「技術停滯的服務業」、「技術漸近停滯的服務業」和「技術可進步的服務業」,而 其中兩類所含的關鍵技術,到最後都難以提升,而只有一類的服務業的生產技術提升速度等於某些製造業產品的技術提升速度,所以,總的來說,服務業的平均技術 提升必然比製造業慢。正正是這個原因,當一個經濟體的GDP成分裏的服務業產品比重逐步提升、製造業產品比重日益下降的時候,其他因素不變,則這個經濟體的GDP(社會總產值)的增幅便必然拾級而下了。

與上述生產技術水平提升因素有密切關係的,還有另外一個直接牽涉人的因素。因為製造業的生產科技含量比 較高、水平提升比較快,製造業員工本身需要掌握的科技知識水平的提升速度也必須比較高,才可以在製造業的崗位上勝任愉快。簡單地說,製造業工人的技術質素 比一般(不是所有的)服務業工人優秀,而且差距會愈來愈大;那麼,二者生產出來的人均價值差距也愈來愈大;換句話說,服務業人均產值的增幅愈發不如製造業。



由此可知,發達國的GDP增長一般比較慢,不是因為它們富裕(「起點高」),而是因為「富裕經濟裏的人的消費以服務為主」,而服務業總產值的增速,往往因為生產技術和從業員技能的增長都比較慢,因此一般不如製造業。

服務業和製造業產品的總的技術有機含量的變化,可以借助這兩個產業部門裏的勞動生產率(單位勞動力產出的產品價值)的變化來量度。這樣量度出的差異 有多大呢?在美國,19291965年之間,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升幅,剛好只是製造業的一半。這種大小的差別,如果再加上製造業總產值的份額相對服務業 也大幅下跌,最後令GDP年平均增幅下跌一半或有多,便不足為奇【註3】。

5
年前,當世界上的發達國特別是美國受金融危機困擾、大陸經濟增幅鶴立雞群之際,加州大學經濟學家B. Eichengreen和他的同事正在做一個研究,檢視1957年之後世界上所有國民經濟曾經高速增長然後增速大幅下跌不復元的事例,得出如下結論:高速 增長然後大幅下跌的現象,通常出現在人均GDP達到17000美元的時候(以2005年購買力算);觀察到的增長幅度平均下跌接近一半。到了這個水平的人 GDP,正是服務業份額已然較高並相對於製造業不斷增加的階段,他當時估算,中國大陸於2015年達到這個收入水平。此外,他還特別提出警告:在滙率長 期人為地偏低的經濟裏,這個GDP高速增長然後大跌的現象特別普遍。由是觀之,大陸從今年起,GDP年增幅再下掉兩三個百分點,也是合乎經濟規律的事、一 種合理的「常態」;假如為了非經濟原因,強行把增長速度拔高,那就是重蹈覆轍【註4】。

同一道理解釋新加坡GDP增速近年高於香港

香港自80年代起,製造業陸續掏空,至90年代初已經完成;按產值的GDP佔比,製造業如今只剩下1%。同期間,新加坡製造業的GDP佔比同樣大幅 收縮,但程度與出口旺盛的發達國雷同,今天依然有20%,稍高於美國的19%,和日本一樣,略低於德國的22%,而且剩下來的製造業,都是勞動生產率比較 高、技術提升比較快的企業。上文說過,製造業的生產技術含量和員工掌握的技術水平一般提升比服務業快,所以製造業的工資增長也較快;事實上,今天新加坡的 製造業工資平均是亞洲最高的【註5】。由此可以推斷,80年代以後,新加坡因為保有相當份量的製造業,GDP平均增幅應該比香港高。這個推論,有數據印 證。
根據香港和新加坡在1965年(新加坡獨立年)至2013年期間各年的GDP增幅【圖】,此期間,兩地的經濟時有同步反覆,都是因為同時受到外來衝 擊;這些衝擊包括第一、二次石油危機、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爆破,以及次按危機。由於香港的金融業比重較高,受衝擊後的反應比較強烈。

首先,以1989年做分界線,把這段長達49年的時間分成1965198919902013兩個等長的時段。然後,以簡單目視法作如下判斷:

一、在第一個時段裏,港、新兩地的GDP增幅大致「不相伯仲」。如果以6%或以上的增幅為「高」的話,在這個年期裏,香港有16年的「高」增長,新 加坡有22年,勝過香港;不過,我們還應該考慮一些單方面非經濟因素的干擾:在這個時段裏,香港經歷了為時3年以「67暴動」為高峰的文化大革命的溢出效 應打擊,以及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引致的震盪。這兩個事件的影響一共歷時4年,在在重創香港經濟,GDP掉到6%以下。相反,新加坡告別了獨立年之前 的大動盪,發奮圖強,迎來了整整十年的穩定「高」增長,至第一次石油危機才中斷。如果撇除這些對香港不利、對新加坡有利的非經濟因素,「不相伯仲」就大體 上說得過去。

二、在第二個時段裏,香港的GDP增幅表現相當明顯不如新加坡。期間,香港只有9年的「高」增長,而新加坡有16年。

星貧富懸殊程度比港低

要注意的是,此第二個時段跨越1997年,當中的6個「高」增長年出現在1997之後的15年裏,3個在1997之前的8年裏,分布相當平均。這個 時段裏的GDP平均增幅明顯低於新加坡,筆者認為,這是因為香港的製造業給完全掏空了而新加坡卻保留了好一部分而且是技術含量最高、產值增長最快的製造 業。

不僅如此,新加坡因為還有相當數量的製造業勞工而香港沒有,而新加坡的製造業員工工資平均十分高,故我們可以推斷新加坡的貧富懸殊程度應該比香港低。如果我們看兩地的堅尼系數,的確如此:新加坡的是0.46,香港的是0.54【註6】。

大陸經濟的改革開放,對世界經濟而言,有利也有害;對香港的害處之一是完全掏空了本地的製造業,影響了香港近25年來的GDP增幅和貧富懸殊的程 度;對新加坡而言卻可能恰到好處,讓它的經濟形態和產業比例與發達國趨同。這顯然是因為新加坡與中國大陸保持了一定的政經距離所致。

上述按數據得出的直觀看法,有待嚴格論證。不過,如果有人認為特府的港陸融合政策是好的、香港1997年之後的經濟表現不如新加坡是因為「有人搞搞震」,那倒是與數據不相容、拿不出根據的說法。

《氣短集》之五十九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有關大陸最新經濟數據的討論見:http://fortune.com/2015/04/15/ch ... xid=timehp-category
李克強「督陣東北經濟」的報道見《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zl/zatan ... 231e60102vscx.shtml
張五常文章在本報上周評論版:http://www1.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1028286/(見第10段)。
【註2】這方面的經典研究是紐約市立大學Victor R. Fuchs1968年巨着The Service Economy;全書可在nber.org網站下載,扼要結果收集在這裏:http://www.nber.org/chapters/c1155.pdf
【註3】這一段裏的例子摘自普林斯頓大學W. Baumol寫的一篇文章,收集在Robert P. Inman編的Managing the Service Economy: Prospects and Problems一書內(第11章)。
【註4】見Eichengreen et al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http://www.reod.zju.edu.cn/proimg/201142818212680.pdf
【註5】見http://sbr.com.sg/manufacturing/ ... ing-workers-in-asia
【註6】堅尼系數取自美國中情局發表的數據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 ... ok/fields/21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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