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02

練乙錚:李氏皇朝能撐多久?—從歷史政治學找答案



李光耀去世,譽多於毀,乃是其經濟與社會政策證明有效使然。經濟方面的成就顯而易見,社會政策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了一個穩定的多民族社會;後者比前者更難能可貴。資本主義要搞出成績其實不太難,強大的內在動力,加以二戰結束以來世界相對和平、工業革命之後發展出來的大批中等技術已經成為世界公共財,故只要領導者不胡來,能夠提供最起碼的法制特別是對私有財產的保證,讓私利動機能以發揮,假以一兩代人的時日,便有可觀。這就是為什麼近世所謂的「經濟奇蹟」層出不窮,並不十分罕見。

當然,所謂「奇蹟」,也有品位之分,而新加坡做到了的,無疑屬於上乘。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於是提出:李光耀治下,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是什麼?答案見仁見智,有人認為李式獨裁,堪稱主流經濟理論裏頭虛構的「善心暴君」,居功至偉。也有人認為,李的法律背景,配以英殖民時期建立起的法制,如魚得水,有效規範個人和商業行為。更有人認為,新加坡主權獨立、剿共不遺餘力,是兩個最重要的先決條件。這些說法,各有其邏輯理性,不能輕易否定,特別是剿共一點,讓新加坡與台灣、南韓甚至當時的香港,幸運地都避免走上長達幾十年的毛式、金式甚至波爾布特式共產主義邪路,人民不至於生靈塗炭,經濟上早着先鞭,實在明智。

替獨裁政權「算命」

李氏達致這些成就的一些手法有爭議,其家長式的管治去到極致,成為父傳子繼(之間過了一段相當長的冷河),確實是一敗筆。然而,更大的問題,全世界的人無論政治立場,都有興趣「圍觀」的,無疑正正是,沒有了李光耀的指導和撐腰,兒子李顯龍「百分百靠自身能力上台」的說法,會否不攻自破?李二世能否維持乃父的「有效專制」管治?李氏皇朝的旗幟,到底能打多久?李顯龍之後,新加坡將朝哪一個方向發展?回答這些問題,就不能只作邏輯演繹,而應該從歷史資料歸納,看出大致的實證規律,儘管所有的歷史規律,從來都非絕對,令人驚詫的反例,比比皆是。

筆者今天介紹一個替獨裁政權「算命」的歷史政治學實證研究,大家或有興趣參考。按這個研究揭示的規律,新加坡的李氏皇朝相當大可能是長命的;然而,決定歷史上獨裁政權能夠延續多久的一個最重要因素,並不是獨裁者的政策對不對頭,而是皇朝的締造者在位時間的長短。如何解釋這個結果呢?

大家也許記得,李顯龍公布李光耀的死訊之時,引述乃父的一段話:「……我付出了什麼呢?付出了生命的全部。」這幾乎就是說自己是無私的,或者起碼他自己相信自己是無私的,民眾因此應該認為他是全然偉大的。不過,這不一定是唯一的看法。主流經濟理論有所謂的「偏好揭示原理」:一個人如果在所有可自由取捨的選項當中選擇了X的話,那麼X給他的淨收益必然高於其他的選項,無論這個人口頭上怎麼說或者主觀怎麼想。這也許是有點冷漠不近人情的說法,但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統治者如果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施行政策,哪怕是年中無休天天7-11,也一定從中感到莫大滿足。西鄉隆盛描繪為政者的最高境界說「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明顯是一種享受的境界,而李光耀起碼實現了一半,那到底是收益呢還是付出呢?

確切點說,李光耀如同一切工作狂一樣,所付出最大的,主要是他的機會成本。比起大半生強制坐牢的曼德拉,李的淨付出其實不算多。而且,南非從種族壓迫之下取得的獨立解放,是真正用血汗、自由和生命換來的;新加坡的獨立,卻是當時的馬來西亞「送」的、強加的。新加坡人有幸,主要應該感謝李光耀的能力與恆心,而不是他的「無私奉獻」。這個看法,當然有異於官方神話。

一旦從神話回歸現實,我們就知道,獨裁者容或有公益性的無私付出那部分,但私人收益也是存在、甚或可以是為主的。既有此私的部分,獨裁者必然會在任內致力於鞏固自己的地位、瓦解所有不利於維持其獨裁統治的集團及其活動而動機不純粹是為了公益。這就引出一個有趣的問題:獨裁者各種打壓政敵的自保行為,一般是否有助其政權或皇朝的延續?看似必然,其實未必,因為打壓政敵可能導致政敵反咬,自招滅亡,例如秦始皇。因此,這個問題不能從理論解答,而必須證諸事實。

但是,找事實根據有困難,因為獨裁者,特別是成功的那些,打壓政敵的手段通常十分隱蔽,一切記錄、痕跡都盡量消減;那麼,愈成功的獨裁者,能觀察到的打壓政敵的行為便愈少;因此,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可能跟事實剛剛相反。另外,獨裁者之所以能夠打壓政敵,很可能本身就反映這個獨裁者力量強大,如果這些皇朝很能夠延續的話,到底是強大使然還是打壓使然,在統計學上便說不清楚。為了避開這兩個問題,普林斯頓大學的兩位年輕學者S. AbramsonC. Rivera(下簡作A & R;文章連結見【註】)提供一個很好的辦法,就是考慮在位之時自然死亡的那些獨裁者從登基到死亡的年數;假設獨裁者要經常想辦法出招對付謀求推翻他的政敵,那麼他在位的時間愈長,那些招數的總量便愈大,他便愈有充足的機會鞏固政權、剷除政敵、建立或加強他的威權體制。打壓行為不容易觀察到,不會遺留完整可靠的歷史記錄,但獨裁者從登基到自然死亡的年數卻是很容易查到的;這個年數也和獨裁者的權力大小無甚關係的。因此,這個年數可以用作打壓政敵行為總量的一個替代變量(proxy variable)。

獨裁者建立的這種威權體制不再是簡單的人治,但一樣和民主法治的體制背道而馳;不過,因為也是一種體制,好處同樣是可以傳給他指定的繼任人(通常是他的兒子、親屬或心腹),有利延續打壓敵對派系時的效率。找出歷史資料裏的這個年數與有關皇朝經歷多少次內部和平繼承然後才被敵對派系推翻這兩者之間的統計關係,便知道獨裁者打壓政敵的自保行為,一般是否有助其政權或皇朝的延續了。

A & R先舉出一些中外有名的例子,說明專制皇朝的創建者能夠通過各種手段擊敗、瓦解一眾敵對派系,不僅樹立自身權威,還可以把個人權力制度化,幫助鞏固其絕非出色的兒孫輩掌管自己身後的國家最高權力。例子之一是是一世紀英皇「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此公本是法國人,初是諾曼第公爵,1066年征服英倫,是為威廉一世,在位21年,不僅成功鎮壓所有挑戰者,還取得英國教的幾乎所有主教的効忠,以外來征服者的身份鞏固了政權,然後傳位給無甚出色的三子,在位13年死於非命,皇位再由威廉一世的四子取得,在位25年,再傳給威廉一世的外孫,顯示出非凡的延續力。

例子之二是北韓的金日成;此公本是北韓勞動黨組成時期四個派系中的最弱小的游擊隊派,不過得到蘇共支持而上台,夷平了其他三派,統治北韓46年,兩傳至今天的孫子金正恩;外人以為此子少不更事,但似乎地位至今很穩,若非金日成建立了鞏固的專制威權體制,金正恩早下台了。人治和法治之外還有專制威權體制,亦可維繫治權好幾代,是A & R的見地。

獨裁體制反映繼承偏好

具體事例之外,A & R採用的數據集非常龐大,囊括了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947年幾近2500年裏歐洲大大小小2050個在位自然死亡的獨裁者;分析的結果包括下列幾點:

一、獨裁者在位的時間愈長,他的權力愈大。這裏,反映權力大小用的變數是獨裁者召集議會的頻率;議會起初在歐洲是作為貴族限制皇權的機制出現的,皇權愈大,獨裁者愈不覺得需要召開議會。這個現象,在大陸也曾出現過:毛澤東的權力在文革時期達到頂點,那段時間內,人大沒有召開,儘管人大對共產黨而言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虛有其表的形式上的制約。由於歐洲的議會是公元1200年左右才開始出現的,所以關於這點的統計只用了2050個數據點裏的376個。

二、獨裁者建立的獨裁體制反映他的繼承偏好:以兒子繼承為尚,無兒則由兄弟替上;他在位至自然死亡的年數愈長,體制力量愈大,由兒子或兄弟繼承的或然率愈高。在位一年不到便自然死亡的獨裁者,兒子或兄弟繼承他的或然率只有23.7%;在位70年以上的,或然率就接近1。李光耀在位或之後不在位而或多或少謀其政者凡五十有五年而隔代傳子,表現相對不俗。

三、獨裁者在位愈久然後自然死亡的,其繼承者被推翻的或然率便愈低。在位一年以下便自然死亡的獨裁者,他的繼承者被政敵推翻的或然率達14.6%;在位77年的,或然率就跌近5.4%,風險減少了23

下面的兩點和新加坡的實例最貼切了:

四、獨裁者在位愈久而自然死亡,他的繼承者要面對議會召開的尷尬情況的或然率便愈低。在位一年之內便自然死亡的獨裁者,他的繼承者要面對議會召開的或然率達有75%;在位30年的,或然率跌近40%;在位71年的,或然率減至7%。現代獨裁者很聰明,乾脆把議會制度化,定期召開,變成一個讓大家出出氣表演一下「代表職責」的橡皮圖章,所以這點的現代意義不能亂套,但揭示出的原理應該未變。

五、皇朝的始創者在位至自然死亡的年數和整個皇朝的持續執政時期長短,有明確的、正的線性關係。始創者在位5年、15年、25年、35年而自然死亡的話,其創立的皇朝自他的死亡算起至被推翻的平均時段從25年幾乎線性遞增到100年。從這個結果來推算,李光耀在位或之後不在位而謀其政55年,則李氏皇朝還可以存在150年耶!

第五點也許會令新加坡(或任何地方)的民主派看了洩氣。如果我們相信A & R做的統計分析的話,歷史的確如是說。好在,慢來慢來終歸也要來,歐洲最後還是民主化了。而且,二戰之後的社會變化尤其急速,資訊流通快,觀念頻頻更新,過去西歐要一兩個世紀才能完成的和觀念有關的社會形態轉變,例如「人口過渡」,今天在第三世界國家也是一兩代人之間便完成。因此,所謂的「深層結構的參數」改變了,統計模型的有效性也可能不一樣。是否如此,新加坡是一個重要觀察點;另外一個是卡斯特羅締造的古巴。卡氏今年89歲,1959全起掌最高權力,在位49年,傳位於弟,後續力按A & R的理論看也不弱,但古巴人心思變,似是大勢。

另外,經濟長成之後,後現代社會新世代的期望與要求也不一樣。上一代從無到有,得來的每一分毫都彌足珍貴,但新一代的起點高,現有的經濟物質條件,他們覺得不過是與生俱來的權利,因而着眼點更高。故無論是中國傳統裏說的「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還是西方馬斯洛學說的「心理需要金字塔」在起作用,都已無法要求新一代在更多的方面屈就;強要新世代「憶苦思甜」,連在一窮二白人民僅僅在飢餓線上掙扎的時候也無法生效,又怎能冀求今天身處第一世界的年輕人接受老一輩的「智慧」呢?誠然,世道循環,當今天的新世代漸漸成熟、老去,他們也許會「悟」出一些老一輩的智慧,但那時又有更新的一代、更高的要求。也許,這就是馬克思說的歷史是人從必然到自由的自我解放過程。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普林斯頓大學Scott Abramson & Carlos Rivera 的文章Time is Power: Leader Duration, Elite Reproduction,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Non-Democracies (2013) 的免費閱讀連結:http://q-aps.princeton.edu/files/lead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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