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28

沈旭暉:「土共」與地方主義:從曾德成「被辭職」回顧《古大存沉冤錄》

根正苗紅的香港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忽然「被辭職」,變成羅生門。從公開資訊,可基本確認的大概有下列各點:他不是主動辭職;把他免職的具體原因為北京認同;老牌愛國人士的身份沒有改變結局,反而「沒有配合委任新愛國人士」是罪名之一(《東方日報》);政府則放風說關鍵是處理青年事務不力,令「人心未回歸」(《港人講地》)。筆者對香港事務沒有研究,對今天的香港感到陌生,自然沒資格評。不過「為何老牌土共在共黨當權後際遇坎坷」這悖論,其實是一個結構性議題,有不少國際案例可援,例如可參考《古大存沉冤錄》。

古大存是廣東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內部「廣東幫」龍頭,長期擔任東江游擊隊領袖,威望僅次於位列十大元帥的廣東人葉劍英。他在中共建國後歷任廣東省副主席、省委書記,1957年被「整」、被打倒,1966年文革時又被陪鬥,不久死於廣州。與此同時,資歷相近的老牌廣東土共也一律被打倒,包括曾任香港分局書記(今天中聯辦老前輩)的元老方方,和被派駐海南島的馮伯駒。

《古大存沉冤錄》的作者楊立也是中共高幹,文革後任廣東省副省長,早年曾當古大存秘書,出版這本書,就是為老上司抱不平。剔除一些中共術語、好些過份瑣碎的私人恩怨,本書是了解「國際土共政治」的上乘作品,因為點出了一個有趣的框架:「反地方主義」。甚麼是「地方主義」?根據字面解釋,不外乎扞衛本土利益、警惕外來威脅,有時涉及對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的不同身份認同,今天香港鬧得沸沸揚揚的「本土主義」,也可是例子之一。問題是甚麼是健康的「愛地方愛國家」、甚麼是要打倒的「地方主義」,卻不可能有劃一定義。

古大存下台,導火線是「執行土地改革不力」,沒有令廣東「人心回歸」、「人心革命」,對「前朝餘孽」過份手軟,於是哪怕他根正苗紅、思想忠誠,還是被批評為不夠「左」。本來左不左、右不右可以是純粹執行問題,但配合到廣東的特殊性,卻忽然成了「地方主義」。

為什麼古大存「執行土改不力」?《沉冤錄》介紹,這並非一個人的思想,而是整個舊廣東土共群的共識,「路線」還是由葉劍英親自制定。當時葉劍英提出七點「廣東獨特論」,抗衡國內其他地方的過激土改,主要內容是認為不少廣東「地主」都是海歸華僑、港澳同胞、「進步民主人士」,基於種種原因,才有了「地主」身份;一些則是本地賢達以「地主」身份掩護愛國活動、或從事教育事務。假如一刀切將他們打倒、房產充公,不但不公平,也會造成本地精英大反彈。

但在國內其他領導看來,這是「過份偏袒廣東利益」,認為廣東土共對敵人不夠狠、對「人民」不夠溫暖。他們認為,廣東土共在多年潛伏、抗戰期間,都是靠同情他們的社會賢達、地方土豪掩護,有些甚至是「雙面政權」,到了人民「當家作主」後,基於上述歷史聯繫、和「外國勢力」的海外聯繫,不可能能下得了手執行新政。而且廣東在國民黨時代,長期是不同軍閥管治的「半獨立政治實體」,早有分離主義傾向。因此,必須由外省調派年青能幹的幹部前來整頓,取締本省人,再安排「新廣東人」為副手,才是革命之路。在這些理據下,毛澤東親自拍板批判廣東「地方主義」,連葉劍英也要自我檢討,改派陶鑄、趙紫陽到廣東擔任新領導。陶鑄到任後雷厲風行搞土改,扶植「新群眾領袖」,和「廣東舊土共」鬧得很不愉快,古大存最終被當作「廣東地方主義」領袖,被扣上「馮伯駒古大存反黨聯盟」罪名,徹底打倒。

「反地方主義」自然不是廣東獨有,在其他共黨統治的國家、地方,因為其先天的中央集權性質,一直是永恆的議題。過程中,被開刀的往往是紮根本地的資深土共,因為他們在資深黨員當中有影響力,但相對於外來者和新貴,大多屬於傳統精英階層,確實和「前朝餘孽」關係較好,往往會從他們的「本土經驗主義」,去判斷「上方新政策」能否順利落實。但在最高層眼中,一個地方的政策能否順利落實,卻不應見樹不見林、拘泥於一時三刻的反彈,因為「新政」本來就是為了改造一個地方的精英階層、協助「群眾」產生「新領袖」(也就是表現「進步」的群眾領袖,加上一些原來的次級精英)改造社會;假如一地的主流精英不分左中右集體反彈,正正說明了這個地方存在凌駕階級的「地方主義」問題。

「反地方主義」假如是一個適用於中外共黨的框架,那又有甚麼一般性結局?不少傳統精英、愛國人士相信,一時三刻的過激政策終會修正,不要過份緊張,正如古大存最終也被完全平反,陶鑄遺孀公開承認當年「是不對的」,代亡夫向古大存家屬「表示歉意」。不少激進人士,則深信地方主義始終是政權的隱憂,「寧左勿右」,必須時刻保持警惕。

他們都是對的,也都是錯的。其實很簡單:對中央政府而言,一方面,打擊和前朝政權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地方舊精英(包括「土共」)、扶植新精英,是鞏固政權的必要途徑。但另一方面,中央也深明地方勢力不可能連根拔起,即使拔了,新貴也早晚變成「新地方主義」,因此對那些長期忠誠、道德相對單純的舊土共,又會在他們元氣大傷後拿回來「回復名譽」、放到位高權不重之處,以保持平衡。那時候,他們的「地方主義」,就變回「愛地方愛國家」,個別民憤特大的過激人士,則被拿來開刀撫慰人心,直到下一波循環出現,週而復始。這些都是歷史,在蘇聯的例子更多。至於香港,在下才疏學淺,完全不懂。但你懂的。

小詞典:陶鑄(1908-1969)

湖南人,1926年進入黃埔軍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國共內戰時長期在東北戰場,和林彪關係密切,中共建國後擔任「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獲毛澤東信任,先後被派到廣西、廣東處理兩地地方主義問題,1955年任廣東省委書記。1965年任國家副總理,進入中央決策層,文革期間的1966年8月晉升政治局常委,一度成為全國第四號人物。初時熱烈支持紅衛兵運動,但掌握實權後嘗試控制激進運動發展,1967年1月就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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