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10

練乙錚:「網絡港豬」主導抗命 「轉化使用」凌駕版權



信報 2015年12月10日

「網絡港豬」主導抗命 「轉化使用」凌駕版權

梁特與前Beyond成員家強於本周一的一個晚會上合唱《喜歡你》,其後把錄下的一個片段放上網,很快引起網民高度關注,質疑梁特此舉已構成侵權。結果,梁特要匆匆「補鑊」,向有關方面補繳版權稅。在此立會試圖通過「網絡23條」之際,大人物出此荒誕笑話,反映的是法案的加強版出台之後,小市民隨時會掉進該法的眾多法律陷阱。梁特有特權,補繳款項便可以哈哈笑甩身;小民同樣犯法的話,則可能已經收到傳票。

立會昨天強行二讀「網絡23條」草案,民主派僅剩的防守招數就是拉布。不過,此招其實基本上已廢:2012年曾鈺成發明在大會剪布、2014年吳亮 星在財委會推廣應用,其後民主派要求司法覆核,法庭卻以三權分立為由,婉拒介入立法程序事,間接令立會主席權力大增。這次立會審議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飽含政治涵義之餘,還有業界經濟利益因素要考慮,因此導致民主派議員步調不一,遂讓政府有機可乘。然而,在缺乏社會共識、大多數網民強烈反對之下通過法案,只會是又一波抗爭行動的開始。

「網絡港豬」將是網絡公民抗命主力

環顧世界各地,包括那些通訊設備比較現代化的專制國家,最自由的公共空間都是互聯網空間;因此,任何地方的當權者若是打壓網絡自由,反抗的力量也最強大。在香港,「2014年政改一役的一聲炮響,給香港人民送來了公民抗命的實踐和理論」(此句抄襲篡改自革命歷史劇《東方紅》);此後,香港的一切社會運動,都會參考政改運動的經驗和做法,公民抗命因此會在更多的抗爭點上「遍地開花」。然而,由於政改的抗爭內容與環境皆有別於互聯網上的自由保衞戰,網絡 公民抗命的發展特徵也會不一樣。

首先,反抗會更廣泛、強烈。原因是,去年政改是進取型社運,運動核心所要求的是一個在香港尚未存有的、抽象的、大家不曾觸摸過的政治體制,而安於現狀的一般港人(即所謂的「港豬」)對未有的東西感覺不強烈,甚至擔心民主普選會帶來各種風險,如得罪北京、加深港陸矛盾等等。「網絡23條」則不然:政府 要的是限制和取消民眾多年來已經習慣廣泛擁有的若干自由;它要冒犯、打擊的對象,正正是那些無數「安於現狀」、日日夜夜在互聯網上盡享cap圖、翻唱、在 同人誌和社交平台上盡情分享數碼訊息的以百萬計的用戶。當「網絡23條」通過之後,這些如夢初醒的「網絡港豬」失去既有的、慣享的自由,勢必大事反撲,其憤怒指數一定高於政改運動裏的同類。

網絡公民抗命的自然形態沒有「大台」

政改引發的佔領運動到了後期,於運動內部出現「大台」與「小台」、「有台」跟「無台」的矛盾。這個矛盾,一部分固然是運動裏的派性使然,但無疑也是 傳統社運抗爭模式已經和e-世代的一些重要特性脫節的表現(這個矛盾導致運動力量打了折扣,如何解決,長遠將影響運動的成敗,但不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然而,「網絡23條」滋生的未來網絡反抗運動的自然形態,卻正正是運動領導多元化、是眾數「小台」與無數「無台」的混合體,就算有一些表面上類似「大台」的組織不時出現,其內部架構也會是由下而上、「無台」組成「小台」、「小台」聚成「大台」的一種複合碎形(fractal),有別於那種一元化領導之下強調領導和被領導、下級服從上級的列寧模式。如此,網絡技術的離散(distributed)特徵、網民的強烈個體心理,與「去大台化」的意識形態結合,構成韌性組織;運動一旦興起,發揮能量就更有效、可持續。

「網絡23條」每一陷阱都是抗命熱點

有別於政改滋生的佔領運動那幾乎單一的抗爭點(爭取真普選),「網絡23條」通過之後,其包含的(起碼、遠多於)半打網絡常見行為陷阱,每一個都是引發未來網民抗命的熱點。由於有這6個「基本陷阱」,網民憂心不已,特府新聞處於是在fb發放一組6張解釋圖,每一張都是叫人不必擔心、不會犯法;但是解 釋粗疏,語焉不詳。有媒體查找確切解釋,發現立法會參考資料及知識產權處FAQ給的較詳細解釋,與新聞處的比較,矛盾百出,顯示陷阱的確存在,而且容易掉 進,民眾擔心,完全有理由。

例如,附【圖】為新聞處的解釋圖之一,試圖說明「串流打機」在新法之下是否犯法的問題(「串流打機」是什麼,難倒一些議員,這裏稍事解釋:雲端遊戲 技術開發之後,遊戲公司把遊戲主題軟件放在雲端,串流到一般性能的PC上,玩家便可實時參與遊戲,並且可以透過一些網上提供的軟件,把打機的過程和伴播的 音樂實時傳播給所有的朋友觀賞)。理論上,把遊戲過程透過fb等平台「傳播給所有的朋友觀賞」,就會觸犯版權法,但遊戲公司卻可以藉玩家這樣傳播而收推銷 遊戲之效;這是一對矛盾,此前的解決辦法就是要求傳播者一面打機一面「評論」該遊戲,如此就可利用一般版權法皆有的「評論豁免」,讓轉播遊戲的玩家免責,結果皆大歡喜。但新法例通過之後又如何呢?新聞處說:不必擔心。

不過,新聞處的解釋,無法解答玩家的一些問題:在傳播給朋友的打機片段裏,「評論」需要多頻密?能否重複?這些問題沒有答案,使玩家必須一面打機一 面不斷分心盡量詳盡地「評論」該遊戲,因為新法例據說會「澄清刑事犯法門檻」;澄清之後,執法當然就會比現在嚴苛。此外,將來的豁免不包括附在遊戲內的音樂伴奏,此點新聞處沒有明說。因此,玩家在傳播「打機評論」之時或之前,得把音樂去除(或者同時「評論」音樂?),否則便是犯法。這不僅是一個雙重陷阱, 還直接由制定法律的政府教導、鼓勵民眾走法律罅,是出奇惡劣的做法【註1】。

法案不作UGC豁免致陷阱處處

UGC泛指「個人用戶衍生內容」,一般都是非牟利的社交平台共享資料,包含大量cap圖、翻唱、同人誌共享物、二次創作等。在網絡傳送、分享 UGC,在加拿大的版權法底下是完全免責的;在美國,因為豁免清單採取開放形式(法律術語是fair use,公平使用),網民的權益也受到相當高度的保障。不過,特區政府推出的新法案,一不提供UGC豁免,二採取封閉豁免清單形式(法律術語是fair dealing,公平處理),結果無論特府有關部門怎樣解釋,都是陷阱處處,因為民眾的網上行為五花八門不可勝數,絕對不是一個封閉的簡單的豁免清單可以 囊括。面對這樣的法律,網民肯定無所適從!

《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修訂後的39(4)條列明:在裁定處理作品是否公平處理時,法院須考慮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並尤其須考慮

1. 該項處理的目的及性質,包括該項處理是否為非牟利的目的而作出,以及是否屬商業性質;
2. 該作品的性質;
3. 相對於該作品的整體,被處理的部分所佔的數量;及
4. 該項處理對該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

這4點原則,幾乎是逐字逐句從美國版權法第107節列出fair use原則之處抄襲得來的(好在法律條文的借用通常不受版權法制約)。不過,特府只抄襲人家的法律字眼,卻捨棄人家的法律內涵;剛才說的不採用開放式的豁 免清單便是一例。但是,關於上列4原則,還有另一同樣重要的內涵,也是捨棄了。

Transformative Use:應凌駕版權人利益

特府在法案裏以及在解釋法案的文宣裏,都十分強調一點:如果用戶借用別人的有版權作品,導致後者蒙受非輕微經濟損失的話,就可能觸犯刑事法(見4點 原則的第4點)。但是,「蒙受非輕微經濟損失」往往是與一些豁免相矛盾的。例如,A君引用B君的作品,寫了對後者十分負面的評論,導致B君的作品行情一落 千丈,蒙受很大經濟損失;又如A君引用B君的作品進行反諷(parody),結果導致社會大眾認為B君的作品一文不值,令B君血本無歸。

出現這種矛盾的時候,如果立法原意是以保護版權擁有者的經濟利益為先(通常等於以大財團的商業利益為先),法庭就會較多考慮諸如4點原則的第3點, 即A君借用了B君作品的多大一部分,然後在這個比例數字上做文章。事實上,借用了多大一部分,並不全是數字問題;如果借用的是作品的核心、精粹或嘜頭部 分,則就算這部分佔全作品的比例很低,也可以視為犯法。如何分析4點原則的優先次序和與豁免清單的矛盾,美國的法庭已透過案例找到辦法,創立了 transformative use(轉化性使用)的概念,並以之歸納豁免清單上所有的項目。

所謂「轉化性使用」,到底何所指?大凡一件作品,總有一個創作意念或宗旨,如果別人取用這個作品在另一作品上,而後者的宗旨或旨趣和原來作品迥然不 同,則這個借取就是一個「轉化性」的。在這個定義之下,反諷無疑是轉化性的;把一件非學術的作品借來作教學之用,也是轉化性的。事實上,如果一個借用是轉 化性的,則就算借用的結果是生成另外一件很賣錢的商品,而且推出市場之後,竟令原來的那件作品蒙受很大的經濟損失,則借用者依然可以以fair use原則達致免責。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

美國最高法院1994年審理了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一案,便是如此:Campbell一方借用了Acuff-Rose的一首樂曲Oh, Pretty Woman的調子創作出另一首樂曲Pretty Woman,反諷前者膚淺沒內涵;結果,後者銷路奇佳而前者一落千丈。Acuff-Rose告上法院,初審法官援引反諷豁免,判借用者無罪;二審法官卻認 為借用者借得太多(整首曲調),違反fair use 4點原則的第3點,不能脫罪。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再翻一次案,Campbell一方得直,而且更因為此案,美國最高法院確立了「轉化性使用即fair use的根本涵義」這一原則【註2】。

為什麼「轉化性使用」可以凌駕版權法對原來作品的版權持有人的經濟利益的保護呢?回答這個問題,要翻出設立版權法的最根本意義。

版權法的最根本意義不在於保護一件作品的版權擁有者的經濟利益,甚至也不是為了達致版權人和借用者之間的利益平衡,而是在於保障、鼓勵、發揮每一個 人的創造力,以期最高度達致社會文化科技的繁榮,讓人民能夠最充分享受社會總體創意的成果。一般而言,以版權賦予的有限度市場壟斷,既能夠保護創作者的創 新意欲,也符合上述最高目的;但是,在某些條件之下,取消版權的保護作用,卻更為有利於達到最高目的。在版權法裏引入豁免,就是考慮到這些條件。「轉化性 使用」能夠在原有作品的創造性之上開發出更多更新的創造性,當然應該更受到鼓勵。

版權法過分死硬強調保護版權人的經濟利益,或者僅僅認為版權法的最終任務是平衡版權人和借用者之間的利益,無疑都反映立法旨趣停留在短視的商業利益 層次上面,是一個品位、品味、眼界問題。既然如此,對作品借用者的一個實用提示便是:不借用則已,要借用的話,則愈是轉化性就愈安全。

法官的學術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首先提出「轉化性使用即fair use的根本涵義」這個重要原則者,是美國聯邦上訴庭的一位法官Pierre N. Leval。他審理過不少關於版權法的案件,覺得當時法律界對fair use概念有很矛盾的看法,法庭的判決因而相當「冇譜」,反映思想混亂。他於是潛心研究何謂fair use,之後把心得寫成一篇厚厚幾十頁的論文,刊在1990年3月號的《哈佛法律評論》上(【註2】裏第3個推薦閱讀材料)。這篇題為Toward A Fair Use Standard的 論文,很快就成為研究fair use的最重要參考資料。上述1994年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基本上就是按照Leval法官在該論文裏提出的transformative use的論述而作出的。由此可見出色的法官的學術地位可以很高。這對前不久發生在香港大學的「不委任事件」裏的一個重要細節而言,也有飽含公義的提示意 義。

註1:這個例子取自房吉祥先生刊登在立場新聞的文章〈破解政府新聞處「呃人包」〉;文章寫得非常清晰有力,筆者大力推薦,連結在: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破解政府新聞處呃人包1-6/。房吉祥是近期本地重要政治著作《香港革新論》的作者之一。
註2:關於transformative use的討論,可參看3份材料:
http://www.photo-mark.com/notes/ ... ve-use-become-fai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mpbell_v._Acuff-Rose_Music,_Inc.;
http://www.yalelawtech.org/wp-content/uploads/leval.pdf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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