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16

練乙錚:兩不講講乜.50年前今日.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信報 2016年5月16日

兩不講講乜.50年前今日.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當權派的一眾喉舌老早言之鑿鑿,說張委員長來香港有「兩不講」:一不講梁振英的連任問題,二不講港獨;後者是因為避免抬舉了獨派小眾的聲勢。那麼委員長千里迢迢來香港談些什麼?據說是談「一帶一路」。那真是笑死人,比100毛的說法更卡通。為幫黨國推銷這個高度無厘頭的「概念股」,梁特勇當「香港帶路黨」,年初在他的《施政報告》裏可謂磨破了嘴皮「一帶一帶一路一路」的講了幾十遍,結果換來大家哈哈笑。港人有銀唔識搵,現在更要你這位30多年前(1978-1980)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經濟系就讀的高材生來指點?

一、張委員長來港說什麼?

當然,港人眉精眼企識得搵,張委員長大概也不笨,所以,談「一帶一路」只會是大家識做的一場戲,大龍鳳演過,言歸正傳的,無非就是要給圍內人私底下講那「兩不講」。張一個人戴三頂帽,除了是人大委員長之外,他還是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梁的政治前途必須盡快決定,所以他這次來香港,如果不談梁連不連任的話,絕對失責。此外,他更是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而港獨是今年香港出現的「大毒瘤」,這回不講更待何時?他不講誰講?問題是,怎麼談、如何講?

關於梁振英連任的問題,筆者估計是凶多吉少,不過,張是江派,而梁是接近上海幫的(他的一些商界粉絲不是上海的姑爺就是在上海發財的大亨),所以張很有可能會盡量幫梁一把,為讓後者「多坐一會」,回到北京會向習大大虛報一下香港民情。
至於香港出現的本土主義和分離意識,筆者的感覺是,中共甚感難為,既不能撒手不管,但又不可以像在新疆西藏那樣關門打狗蠻幹一通不斷加壓,因為香港起碼還是一個法治社會,宣揚港獨儘管不符《基本法》卻本身不犯刑法;既不是犯刑法的東西,便不能像在大陸那樣「嚴打」。

一個可能性是,梁振英往者已矣,在港獨問題上「為匪張目」犯大錯卻已無法挽回,但張這次會事先對有興趣落場跑馬的人聲明,無論誰當下一任特首,在抑制分離主義、港獨思潮方面,須有可見且可量度的成績,甚至會把這個當作政績考核、決定能否連任的關鍵條件之一。到時的特首,無論是誰,都會用盡千方百計「依法」藉故打壓本土、港獨,手法強硬將直趨新加坡政府幾十年來對付反對黨的那種程度甚或猶有過之。面對那種場景,本土、港獨的青年朋友們要多多醒定了!

二、50年前今日,大陸人徹底更換DNA

1966年5月16日,大陸《人民日報》頭版整版發表了一篇4600多字的官方文件,沒有副題的標題只有兩個字:「通知」;下款同樣簡潔,也是兩個字:「中央」。就那樣,中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0年之後,文革結束;過程中,「不正常死亡人數」172萬8千,說少不少,卻不及五十年代末「三面紅旗」政策引發的「三年自然災害」裏枉死的人數的一個零頭。

然而,文革最成功之處,不在於鬥死鬥殘多少反動派黑五類,也不在於鬥臭鬥垮了哪些封資修的東西,而在於最終徹底改造了億萬大陸人的國民性和是非觀。 達致這個改造結果的因素有二,其一無疑是政治運動中的思想鬥爭壓力;另一則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典型達爾文機制:反動派黑五類以及那些比較政治笨拙的人,在反右、文革裏都死得七七八八;體質較弱的,則捱不過「三年自然災害」,於是剩下來的大陸人,都有較特殊的身心禀賦和思維特徵。

因此,文革之後的「大陸人」特性,不僅與港、澳、台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有異,與1949年之前的「民國人」比,更是迥然不同。今天,香港的一些年輕人視「中國人」為「蝗蟲」並要與之劃清界線,所指的「中國人」,確切說其實就是「文革後的典型大陸人」的意思。

中共1949年革命成功了,立即在整個大陸範圍推行「思想改造」,運動一個接一個,1957年的「反右」是一重大勝利,但成果主要局限於知識分子階層,真正觸及億萬大陸人的日常生活,由表及裏影響其性格、行為和思想方式、從而永久改變了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的,是文革。

舉一個例。作家巴金,解放後不是批鬥別的文化人就是給別的文化人批鬥;文革的時候,據他自己說是「當了順民」。文革完了,憑着「說真話」,當上國家領導人級別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凡22年(1983-2005)。據中文維基的說法,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唯一一位超過百歲且在任上去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此期間,巴金除了跟大隊,大家不記得他說過什麼真話,倒是講過要建「文革博物館」,之後卻無聲無息乃至食言;89.64之後,壓根兒就不說話了。 這樣的巴金,與解放前夕寫《寒夜》的「民國人」巴金比,判若兩人,分水嶺當然是文革。類似的文革成功例子,多不勝數。

現在,不少人特別是香港的一些當權派談起文革,馬上想起的,是文革10年的前半段裏的那種動亂和武鬥,殊不知那不過是表面的、一時的東西,沒幾年就平息了;真正一代一代遺傳下來歷久彌新的,顯然不是那些,而是經改造過後的國民性格DNA。
上述1966年《人民日報》刊載的中央文件,一般稱作「5.16通知」,其中的一段這樣說:「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註1】

這幾句話,就是中共在文革期間不斷指斥的「野心家、陰謀家」說法的起源。在1983年宣布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的中央文件和《人民日報》社論裏,「混進黨內的陰謀家、野心家」的說法得到確認。本月3日,《人民日報》刊載了習近平在年初中紀委會議上的講話全文,裏面就赫然出現雷同的說法:「黨內存在野心家、陰謀家,我們不能……採取鴕鳥政策,這個必須說清楚。」這暴露出的是一股殺氣。

已經很明顯,「5.16通知」發表50周年之際,類文革的風暴又一次在大陸的上空集結,一個以「反腐」為藉口的肅清異己的運動已然開始。問題是,起點不同了,第一次文革之後出現的「新人類」,將如何響應習近平的號召?大陸的「中國人」在這個最新的政治運動裏如何進一步衍化?10年之後,這些人的國民性和是非觀又會有怎樣的飛躍?

三、文革是大陸體制的優選法

文革期間「含冤」而死的劉少奇,兒子劉源是今天解放軍裏炙手可熱的大人物,他對文革的說法相當正面,認為「毛伯伯搞文革的動機並不壞」【註2】。劉源據說是習近平在軍中的好拍檔,而習近平自己,也是出人意表地以文革直接受害人的後代身份卻經常替毛澤東和文革說好話的另一個人辦,最近更不停擺出要翻炒文革的架勢。

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傳統是非觀念的香港人,對劉、習這樣的人說那樣的話大惑不解:文革本身已是十惡不赦,鬥父以至殺父之仇,怎麼還可以那樣好意看待的?那不是非常的不孝了嗎?殊不知,絕大部分大陸人從領導到群眾,骨子裏都不是香港人這種看法。

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屆中委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一個重要文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和文革作出了總結。《決議》高度讚揚毛澤東,全面肯定毛澤東思想所有重要方面的內容,包括他的哲學觀、歷史觀、文化觀、教育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等等;更認為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的大方向也是基本上正確的,只不過實踐上有些偏差,過分的「做法」必須部分否定,文革那部分的「做法」則是全面否定。

特別奇怪的是,文件的最後部分這樣說:「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培育的黨的領導者和大批幹部,過去是我們的事業取得巨大勝利的基本骨幹,現在和今後仍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寶貴中堅。」【註3】所以,如果現在問大陸人對文革的看法,答案十居其八九會是:「文革是錯的」;然而這個錯,主要是沒有好好把握分寸,出發點卻「並不壞」。

上述《決議》,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作出的,至今仍然有效。大家都知道,鄧小平也是文革的最大受害人之一,幾乎家破人亡。香港人若用傳統觀念看這個,當然也是大惑不解:難道共產黨領導人都那麼寬宏大量、能夠為大局着想不計前嫌嗎?然則為什麼卻會對香港那些思想稍為出軌但從來都未迫害過共產黨人(也絕對 無此能力)的人那麼深仇大恨?

要解釋大陸領導人對文革和毛澤東的正面看法,孝與不孝、是否寬宏大量,都不是重要的出發點,因為共產黨人考慮大局,從來都不是從道德觀念出發的。也有一種看法認為,大陸人思想封閉受很大局限,面對嚴重管治問題解決無方,只能 乞靈於文革式政治鬥爭,因為那是他們唯一熟悉的手法。這種看法未免過分小看大陸領導人的識見;習近平絕對不是蠢蛋一個,他甚至對自己的父母可以是非常孝順的。

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指大陸人對文革未曾徹底反思,一有難以解決的政經問題出現,就容易於一念之差重蹈覆轍。這個看法也有問題,攸關政權延續、派系安危的大問題,對掌舵的人而言,哪有不慎思明辨之理?

因此,筆者認為,大陸人,特別是大陸領導人,對他們那套由毛澤東一手建立起來的特殊政治體制的本質和特性,有極其深刻的認識;對文革等你死我活的政治運動和鬥爭,更是無一日不在反思反思再反思,只不過,他們的認識和反思的結果,與體制外的人所想像的不一樣。

大陸領導人其實都知道,當政經問題愈來愈棘手、靠一般的行政手段和日常規範不能解決派系之間的利益矛盾與衝突的話,政治運動甚至是像文革那種急風暴 雨式的鬥爭,便是體制內的最優對策。一切西式民主的手段、一切倚重法治的方法,總之,一切開放社會裏常見的方法,在大陸的特殊政治體制之下,都不是最好的,甚至是不可行或者危險的。

換句話說,大陸的政治體制的確是一種獨特的「中國模式」,在這個模式裏,派系之間的文革式惡鬥,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之下,是一個博弈論說的「納殊均 衡」(Nash equilibrium);如果條件特別惡劣,則甚至是一個「優勢策略均衡」(Dominant strategy equilibrium)。

毛說過:「文化大革命,每七八年就要來一次。」在當時的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之下,那很可能是必要的。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改變了社會條件,無 疑大幅延遲了文革的到來,而且很可能還改變了到來的方式和一旦發生時的內容。「大陸有其獨特的『國情』」這句話,香港的當權派不斷重複,儘管說這話的人本 身不一定/一定不明白自己在說什麼,卻在上述的博弈論理解之下是正確的。

如此,大家才更深刻明白,為什麼民主手段在大陸那麼不可行;而香港一旦與這個怪異的大陸體制「融合」,會是如何恐怖。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註1:《五.一六通知》全文見維基文庫網頁:https://zh.wikisource.org/wiki/五.一六通知;這裏引的幾句在文件的最末處倒數第二段。
註2:坊間對劉源的有關報道已經很多,例如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4/30/5170005.html
註3: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屆中委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文見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74/45264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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