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07

【立場新聞】何桂藍:香港再無私有產權、無任何人權保障可言 (403)


各位香港人,由呢一刻開始,警察有權要求你剷走你 FB、IG上嘅任何post;如果你唔肯 del,你就要被罰款十萬、兼坐一年。

《國安法》嘅條文,真係任佢 7 up,可以無限、任意擴充。香港政府啱啱公佈咗《國安法》43條嘅「實施細則」,幾千字,但重點就係,香港已經無私有產權、無任何人權保障可言。以下是人話翻譯:

1. 毋須搜查令可以搜屋
2. 隨時沒收護照,限制出入境自由
3. 保安局局長只要「懷疑」,就可隨時凍結財產,唔洗經過法庭
4. 隨時要求 Facebook、Instagram、telegram、twitter 剷 post、要求網絡供應商封鎖連登,直接block埋你 acc都得,一句講哂:禁網
5. 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唔倨你幫香港,政府就可以出信恐嚇外國勢力,再趁你經過/入境香港拉鳩你。
6. 跟蹤、監控私人通訊,再唔使法庭批准,特首/警務處長就得
7. 香港冇人再有私隱,銀行戶口、私人公司資料基本上再冇保障,唯一有保障就係警察整本選民名冊

你估吓呢個 post 幾時會被警察要求 del post?

作者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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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體路報道:外國跳遠選手質疑港國安法侵犯人權ㅤ籲世界田總禁中國主辦賽事 (770)


【體路專訊】港區國安法於 6 月 30 日通過並由特區政府公布生效,旋即引來世界各國迴響。外國體壇亦有運動員就此發聲,其中三征奧運的百慕達跳遠運動員 Tyrone Smith 就質疑法例侵犯香港的人權,並呼籲世界田徑總會(World Athletics)禁止中國舉辦鑽石聯賽直至法例被廢除,藉以「在民族尊嚴及經濟上打擊他們」。

現年 35 歲的 Tyrone Smith 曾於 2008、2012 及 2016 出戰奧運會男子跳遠賽事,並在 2017 年以 8 米 34 的成績打破百慕達紀錄。這位運動員日前於個人 Twitter 帳戶發文,呼籲世界田徑總會利用其影響力阻止侵犯香港人權的行為,在港區國安法廢除前拒絕讓中國舉辦國際田聯鑽石聯賽上海站賽事,藉此在民族尊嚴及經濟上打擊中方。

世界田總隨後就 Tyrone Smith 的相關言論作出聲明,指出「如果世界田總以政治作為主辦比賽的考慮因素,將無法為運動員及會員國維持一個全球的體壇日程表。我們相信運動有能力成為全球社區的橋樑,以及作為令全球變得更好的軟實力。」世界田總主席高爾(Sebastian Coe)之後再補充指,他認為世界田總在體壇的角色讓他們能夠「把射燈照向政治家傾向迴避的議題」,並指:「如果全球運動的版圖能擴張至一些未完全符合我們自由、民主理念的國家,繼而透過運動互相合作而非競爭,對大家都有好處。但如果我們我的運動關係取決於政治體系或某些國家的錯誤問題,國際體壇將會逐漸萎縮。我從未見過運動能夠阻礙有貿易往來國家的社會或政治進步。」

 

資料來源:綜合外電報道

原刊於《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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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李怡:世道人生:〈讀書無禁區〉 (322)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1979年4月,文革後的中國,北京《讀書》雜誌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轟動中國知識界,這篇文章就是李洪林寫的〈讀書無禁區〉。其時,中共還沒有走出文革陰影。文革是甚麼狀態呢?是除了馬恩列斯毛等著作,和極少數實用性書籍之外,所有的書都禁、圖書館也都封閉起來。1976年文革結束,1978年國家出版局決定讓35種圖書「開禁」,書禁初開的插曲是當時沒有紙張印這些中外名著,因為紙張操控在長期擔任毛澤東貼身警衞的汪東興手裏,是只能用來印毛著的。動用印毛著的紙印這些名著,在當時是一個路線問題。再來一次文革是要被打倒的。幾經周折,才闖開了印這些書的一道門。

《讀書》創刊號〈讀書無禁區〉這篇文章提出一個常識問題:「人民有沒有讀書的自由?」李洪林說:「我們沒有制定過限制人民讀書自由的法律。相反,我們的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出版自由,有從事文化活動的自由。讀書總算是文化活動吧。」講的還不是言論表達這些自由而只是閱讀而已,但這個常識竟然是對當時文革形成的僵固思想的顛覆,像一石激起千層浪。《讀書》編輯部接到大量反對的來信:一是擔憂沒人把關,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將會被垃圾文學污染;二是擔憂禁門大開,封資修將從此佔領我們的文化舞台。文章在中共黨內也引起激辯。當時胡耀邦任中宣部長,他把李洪林調到中宣部擔任理論局副局長,有同事當面問他:小學生能看《金瓶梅》嗎?

《讀書》第二期發表了〈圖書館應該四門大開〉。這篇文章是〈讀書無禁區〉的延續。作者署名范玉名,實際是人民出版社社長曾彥修。

舊時對「圖書館」三個字有一個簡寫:「口」內一個「書」。書的四邊門都大開,寓意開放囚禁圖書的所有桎梏。〈讀書無禁區〉從理論上闡釋一個原則問題:人民有讀書自由;〈圖書館應該四門大開〉一文則指明除善本、孤本等特藏書外,所有書都應該對民開放外借。

〈讀書無禁區〉在中國引起的爭論兩年都沒有止息,到1981年4月,《讀書》兩周年時,出版局局長陳翰伯寫來文章,重申「讀書無禁區」,並指這是針對「確實發生過史無前例的禁書狂飆」的形勢。

書籍記錄着人類的智慧,包括各種各樣的思想,哪怕是奇怪的、無聊的、粗鄙的,能夠留下來就有存在價值。秦始皇焚書之後就坑儒,歷代也不斷有禁書與文字獄發生。

德國達豪集中營入口處,刻着一位詩人的警世名言:「當一個政權開始燒書的時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燒人;當一個政權開始禁言的時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滅口!」在出口處又有一條名言:「當世人忘掉這些事的時候,就意味着,這些事還會發生。」

講「燒書燒人」這句話的是德國19世紀的詩人海涅,在這句話之前,還有一句是:「這僅僅是前戲。」

是的,一切禁書燒書都是「前戲」,接下來就是文字獄,就是「燒人」。

我18歲中學畢業就到出版社工作,一輩子在書堆生活。42年前,讀到《讀書》雜誌〈讀書無禁區〉這篇文章時,以為禁書這樣的事永遠過去了,沒想到將近半世紀後又遇到,而且發生在百多年來閱讀最自由、也是孫中山及近代先賢得到啟蒙的香港。

還是黑格爾的話最真實。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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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Billy Tong:大屠殺中被遺忘的幫兇:猶太囚監 (166)


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一間房內,展出受害者所睡的床墊,牆上掛有由集中營生還畫家 Jerzy Potrzebowski 所繪的圖畫,描繪一名囚監正腳踢一名猶太囚犯。 圖片來源:Bruno de HOGUES/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二戰期間,德國納粹黨屠殺約 600 萬猶太人。在納粹極權之下,有猶太人逃亡,有人反抗,有人在集中營求存,但是卻有一班猶太人,選擇欺壓同胞,在集中營做囚監(Kapo),管理犯人。戰後重光,這班囚監就遭到猶太人的反撲、清算,下場十分淒涼。

早在 1920 年代,德國納粹黨就已經大肆宣揚反猶太思想,30 年代上台後推行各項反猶太法令,把猶太人打成二等公民;1941 年正式推出「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辦法」(Final Solution),以集中營方式有系統屠殺之。高峰時期,西至法國,東至蘇聯西部,全歐洲有接近 960 萬猶太人活在納粹德國的統治下。要管理這麼龐大的人口,單靠納粹黨衛軍不可能成事,為了節省了人力,納粹政府就引入自我管理制度,委任一些猶太人做囚監,由猶太人自己監督集中營。

囚監的英文「Kapo」,是德文 Kameraden Polizei 的簡稱,「Kameraden」有同志的意思,「Polizei」則可解作警察。海法大學文化研究教授 Yvonne Kozlovsky Golan 是研究猶太囚監的專家,其研究指出,他們同樣受納粹黨迫害,某些人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當上囚監,但又因為做囚監而享有各種好處,例如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房間,穿便服,又不用做苦工。史學家 Catherine Bailey 去年的新作就考究過,納粹黨會特意挑選一些流氓做囚監,他們本身是殺人犯、虐兒犯或是黑幫成員,會賣力討好德國士兵,以換取更多食物。

若果他們不能好好管理猶太人,就會被開除,要返回猶太人的監倉,那時候只會被猶太人打死。於是,囚監往往比德國士兵更凶狠。本古里安大學歷史學教授 Tuvia Friling 就在其著作中,當有猶太人病弱到不能工作,向囚監苦苦哀求時,有些囚監不單不理會,更會毒打他們。有些生還者作證,指朋友被囚監以棍棒活活打死;囚監也會製作名單,把不能再工作的人親手送到毒氣室,當中更有猶太人本來是自己的朋友。很多猶太人日常生活中其實不曾接觸黨衛軍,對於他們而言,囚監才是最直接的施暴者。

在戰後,這些囚監自然遭遇報復。密蘇里科技大學軍事史學家 John McManus記錄了一個歷史片段:盟軍解放集中營後,獲救的猶太人立即把囚監抓起來,押送到美軍跟前,囚監向美軍苦苦求饒,但美軍轉身走開,表示愛莫能助,那些猶太人覺得美軍默許他們的行動,就把囚監的衣服都撕破了,拳打腳踢,活生生毒打至死,再以石頭把屍體打得血肉模糊。這類「私了」的行為,在德軍撤走後就開始出現,基本上每個集中營都有。

戰後秩序逐漸平穩後,盟軍禁止「私了」行為,希望猶太人領袖可以平息紛爭,但後果還是陸續有來。1950 年,以色列立國後一年多,國會就通過「納粹黨人及其合作者懲罰法案」(Nazis and Nazi Collaborators Punishment Law),大舉清算當年的囚監,在未來 22 年,都有針對囚監的審判。「時代雜誌」曾整理當時審訊過程,在首一年半,囚監的罪責被視為與納粹黨人同級,一名叫 Yehezkel Jungster 的囚監就以反人類罪之名被判死刑,另外有 6 人被判監。

後來,以色列當局修改法例,嘗試把囚監和納粹黨人分開,前者不會被控反人類罪和戰爭罪行。再到 50 年代尾,以色列當局放過一些被動參與的囚監,而處分積極參與的罪犯。到 60 年代中已愈來愈少針對囚監的審判,這群人也漸漸被歷史遺忘。希伯來大學教授 Dan Porat 用「灰色地帶」來形容這班囚監的歷史地位,指以色列希望呈現猶太人的形象為二戰時的集體受害人,而這群處於納粹黨人和猶太人之間的囚監,自然不容於官方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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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6

【蘋果日報】李怡:世道人生:失語狀態 (261)


國安法即時產生了寒蟬效應,民主派初選論壇沒有人鮮明表示反對國安法,黃店紛紛改換標誌,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輿論趨於謹慎。非常清晰地顯示:人民權利最大化的社會立法是讓人民安心,國家權力最大化的社會立法是讓人們恐懼;香港的日曆在2020年6月30日撕下,到下一頁,就是2047年7月1日。

專權政治的特點,是上頭有旨意,下面就加碼執行。7.1以來,許多讓老香港人感到吃驚的事相繼發生了。

政府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港獨口號,網上即傳「驗眼時間」:好幾張驗眼的圖,上面有許多黑色白色的波波,問可以看到甚麼?有心人自然可以看出其中的字樣。

《願榮光歸香港》被指「散播港獨思想」,網上立刻出現了數字歌,同樣的旋律,歌詞改為:05 432 680/04 640 0242/09 820 25374……。下一步,也許連旋律都要禁。

7.1的人群裏,有個少女舉起一疊白紙,警察的電筒強光不時掃過她的臉,她不閃躲。記者問她這白紙有甚麼用?她說,今天是國安法第一天,她不知道要舉甚麼才不會犯法。然後突然想起,以前看過的蘇聯冷笑話:紅場上,有個人在派傳單,軍官到場把人逮捕,卻發現傳單都只是白紙。軍官想了想,對那個人說: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想寫甚麼?少女說:「我突然想看看,看起來荒謬的笑話,是不是已經成真了。」日子過得很快,想想半個月前都似乎是另一個香港,所以白紙是罪不會很久了。

教育局發出最新指引:幼稚園要認識國安法。有網民說:明天更新:「胎教要有國安法」。

正如阿Q有癩痢頭,他忌諱人家說「『癩』,以及一切近於『賴』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現在大陸網頁的敏感詞越來越多,多到連一句正常的話都要用一些不相干的同音字。阿Q心態到了掌權者那裏,效應就無限伸延。

林日曦在Talk show開場時說,兩個小時的節目現在一分鐘就講完,因為許多話題變得敏感了。

人類有別於禽獸者,是因為人類有思想。為甚麼有思想?是因為有語言。資深傳媒人張潔平在社交媒體說:「這些天,單單是關於『有幾恐怖』的猜想,就已經讓許多話到嘴邊的聲音,被咽了下去。等法條公開後,『原來比我想像的最差情形還要恐怖』的普遍觀感,讓此前猶豫的恐懼落了地,那些咽下去的話,再也不打算講出來了。政治的陷落,是從語言的陷落開始的。當你無法真實、誠實、公開地講出自己的想法,『公共』的基礎就消失了,交流、辯論、思考的根基都在流失,……。」社會已陷入失語狀態,甚麼「真實、誠實、公開地講出」,未免陳義太高了。失語接下來的應是假話連篇和道德沉淪。

台灣交通大學科技法律教授林志潔7月1日在她的facebook上說:前一晚等看條文等到睡着了,「到早上終於看到全文。是的,比我之前所想的更為嚴密,充分顯示北京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毀約,與全力控制香港的決心。」她說:「我是深受香港文化影響而長成的一代,對香港的情感很深,當台灣戒嚴時期,報紙只有黑白的三張、電視只有三台的時候,香港是華人地區最自由、最有法治的區域,香港的影視作品、藝文創作、影響了整個華人世代。……在我有生之年,看到香港如此被摧殘、頹傾,我的傷痛無可言喻。」

作為參與香港輝煌時期文化活動的一員,我的傷痛更是無可言喻。

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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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Maralio:國安法下 用創意避險是抗爭還是妥協? (442)


是咁的,國安法實施後,人人自危。中共同志林鄭月娥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唔講得,書展大量書商撤書,圖書館又抽走黃之鋒、陳雲等著作,就連《願榮光歸香港》都話唔唱得。好啦,呢舖香港真係變咗大陸。而譚耀宗話國安法不涉及剝削言論自由。 =)

香港人的創意過去一年已世界知名。區區國安法又點會難到我哋。才幾日,已有各種不同創作避開國安法審查。「光時五缺」幾何版、《願榮光》數字版、將「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寫成「光香復港時革代命」,之類。

阿叔覺得,好事吖﹗卻意外發現,對這些創作,原來有兩派說法。兩幫人就在我的 FACEBOOK 打交。

第一套講法﹕幾好呀,香港人創意不死。點禁都禁唔到。
第二套講法﹕搞咁多嘢,即係順從惡法。我哋唔應該避,應該反抗﹗

你點睇呢?阿叔咁睇。

先講第二個講法。其實這套講法,可以分為兩個論點。

第一點﹕這些創意產物對抗爭有反效果,因為它們會令人覺得,有國安法都可以繼續表達意見;
第二點﹕這些創意產物對抗爭有反效果,因為大家會玩得好開心,而唔記得咗,其實惡法在前。

阿叔認為,上述兩點其實都說不通,原因如下﹕

第一點﹕唱數字歌正正就是提醒香港人,我們無法表達意見。點可能唱唱吓會令人覺得「可以表達意見」呢?第二,假若數字歌真係唱到日日和你 SING,你覺得黑警會任你唱?我不知道今後香港人還要打怎樣的「擦邊球」,但最少現在,我仍然看到這些作品針對極權的力量。

第二點﹕玩得開心會令人忘記抗爭,其實是舊論調。死咗的理論家 Adorno 就成日寫文(如 The schema of mass culture),話流行文化毒害人,其中一個原因是流行文化搞到人笑。佢認為,笑會笑走怨氣,笑會令人舒服,舒服就忘記抗爭。類似論調也出現在雨傘,當時有人在佔領區唱歌,宣揚「快樂抗爭」,被批評「打仗呀,有乜咁開心?」

先講 Adorno。佢的講法其實是針對一個情況,就是「流行文化已經流行到一個點,大家會忘記社會不公義」。香港現在絕對不是這個情況。誰忘記了國安法呢?如果有日香港人唔再出來抗爭,只會在卡拉 OK 唱 5201314,我絕對會企出來鬧人。但現在不是這回事。

而講到雨傘,我以為,這個問題,手足已經解決了。不是說好了嗎?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有人用創意抗爭,有人用肉身抗爭,各有各做。沒有那些甘願用自己的性命和青春去抵抗暴政的義士,抗爭走不到今日。但沒有那些繪畫、文宣、歌曲、連儂牆,我們也是哪裡都去不了。事實上,阿叔已經看到外媒報道香港人如何用創意抵抗惡法。每一條報道對香港都很重要。我們打緊國際線。

阿叔是鐘意這些作品的。阿叔認為,這些作品,最少有兩個效果﹕

第一﹕傳達一個訊息,就是「香港人的反抗意志怎樣也禁不絕」。你禁《願榮光》,我就《520》;可能有一日港共連《520》都會禁(禁一首旋律﹗非常荒謬),但我可以寫包單,到時香港人肯定又會有新的方法,玩返政府轉頭。抗爭精神禁不絕,這已經可以說是一個 FACT。

第二﹕加強香港人連結在一起的心。因為,我們都會知道,「光時五缺」幾何版、《5201314》,本來其實是不會有人明的,然而香港人一睇就明。這是因為,我們共同擁有某種可貴的經驗。這些作品於是便提醒我們,我們就是以這些經驗連結在一起的共同體。惡法在前,我們需要這些連結。我們要再一次提醒自己,我們是香港人。

其實阿叔是知道的。國安法來襲,大量手足一個接一個判刑,令到各位兄弟好燥動。當有人在監獄受罪,有人流亡,當僅有的言論自由都被消滅,好嬲。好撚嬲。好想救佢哋但乜都做唔到。而這個時候,竟然看到有人因為 5201314 而畀笑笑、畀心心,嬲唔嬲?更嬲了。其實我也嬲。

可是冷靜下來,我知道手足無做錯。我的嬲,並不是針對手足的。而是針對極權。可能也有一點是針對自己的無力感。情緒是很容易轉移的,這就是為甚麼心情不好的時候看甚麼都不順眼。但我們都知道,世界並沒有變得特別不順眼,只是我們的眼睛被怒火蒙閉。

我們要超越這種蒙閉。

而這也是抗爭的一部份。唯有戰勝自己的情緒,才能夠戰勝中共。

我們一起經歷,我們一起受苦,我們一起成長,然後我們一起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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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黃宇軒:周日話題:好鍾意香港與地方的愛 (143)

去年6月到今年6月的一浪社會運動,引起過最深共鳴的橫額是藍黃色的「奪回香港」。

一年過後,在絕望籠罩香港之際,取而代之打動無數人的,則是今年七一遊行鋪在銅鑼灣電車路上的灰白色橫額,「我哋真係好撚鍾意香港」。照片瞬間瘋傳,一時之間,非常多香港人,尤其是抗爭者,都在反覆言說同一句話,爭相指出那就是他們的心聲。

一句「我哋真係好撚鍾意香港」,恍如社交媒體上「不解釋」的感言,也像樂隊my little airport的歌詞,情感不作掩飾,是直率張狂的一句愛的宣言。在當前的語境中,它釋放了憤怒、悲傷、失望、絕望與手足情之外,更有香港人所潛藏,在全球社會運動中不常盛載的情緒:對地方的愛。

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研究強調集體身分的動員力量,而凝聚人們的多是關乎個人和社群權利的正義理念,「愛」多是指向愛與和平的人道精神。如果「好鍾意香港」不完全等同有強烈的香港人身分認同,必要理解,愛香港這種對地方的愛,是種怎樣的浪漫。如果愛國這種情感總是因為牽扯上民族主義和國家宣傳而讓人懷疑的話,愛一處地方、愛一個城市,則好像總被視作理所當然的,理所當然得讓人想進一步問,但你愛它的什麼?愛一個地方的愛,是怎樣的愛?

人文地理學大師段義孚(Yi-Fu Tuan)曾思索過「什麼是愛一個地方」這問題,並在1974年出版了經典著作Topophilia,探討「戀地情結」。他那時想創造一個新字,將意指地方的topo跟意指愛的philia結合,方便後人探討這種特定的愛(後來有論者指出,英國詩人W.H. Auden在二戰後就已創造這字)。

段義孚明言,對地方的愛,並非人類特別強烈的一種情感,那是對環境的感知,可以關乎視覺上的快感、身體觸碰到一個地方時享受到的感覺、因為對一片地方熟悉而有的親切感,也可以是在一處地方活動而感精神飽滿。在那年代,他作跨學科整合,強調感知地方,不只是心理學和自然科學的範疇,「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複合和多元的情感,「地方」(place)這空間概念,需要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學者加倍重視。

戀地情結非必然

研究人們的地方感和戀地情結,會發現這種愉悅和對環境的自覺並非必然。有些人會對地方冷感(topo-apathy),也許會覺得重要的是人的關係和活動,搬演到什麼「場景」也差不多。舉例來說,有些人會在跟朋友飲酒時,着重那朋友是誰、對話的氣氛內容、酒的質素,但總有些人,會特別看重那酒吧的環境。如果將這討論上升到一個城市的尺度,就會有更多人強調,一座城市給予他們的地方感,遠比那城市是否各項「條件」都優良,更為重要。

近來有種說法是,如果將幾百萬心向民主的香港人搬到別的地方,重新建立一座城市,他們也必然可過美好的生活。對這說法的反駁,正是這種方案和想像,無視了香港獨特的地方感,犯了以為只要人對、酒對、時間對,不管在哪兒喝酒聊天都一樣的錯誤——戀地情結的主張會認為,那酒吧的setting也是至關重要的。

上升到城市的層次,「好鍾意」香港,還是種很抽象的感情,追問下去,愛香港的什麼?近年香港人之間出現了「身土不二」的說法,把這原本來自佛教的術語、曾被借用作推廣消費本地食物的口號,轉化為叫香港人不要再抱有往昔難民和移民心態的呼籲,着大家留港建港,無論情况多壞,不要輕言離去,因為「我們只有一個香港」。

有關這說法,當然令人想到香港在殖民地晚期歲月,人們高度自覺這城市是「借來的地方」,而在後殖民香港成長和投入社會的新一代,愈來愈習慣視香港為「我們的地方」、「自己的地方」。香港人多了說,別的城市總是不夠好、總是欠了什麼,總之是走不到、難以想像適應在別的城市生活、甚至是不應該走。

感情信箱最多人問的問題總是,到底是愛還是習慣?放諸香港,同樣通用,「我哋真係好撚鍾意香港」在公共論述空間鋪天蓋地,可以趁機認真問自己,可以具體說得出,愛香港的什麼嗎?

追問下去,會像愛情哲學那些好像沒完沒了的爭論:列出情人有什麼讓你熱戀,會否變成了愛一個人的「條件」?像文化評論人李照興編過《愛恨香港的101個理由》,城市指南Time Out列出過「愛香港的10個理由」,對地方的愛,講不講條件?

「原初愛人」創造意義

城市研究者Peter Kageyama寫過兩本書,For the Love of Cities和Love Where You Live,認真探討這問題,他訪問了好些深愛不同城市的人後,首先指出跟地方有強大連結(attachment)的人,在統計數字上不算多。他說人們恨一個城市時,總能明確說出他們恨一些「大問題」,例如是交通、教育、醫療等,多牽涉到制度層面的。當他們談及鍾愛一個地方時,多是談到一些「小確幸」,簡單的和可以在不同角落遇上的美好情節。但他關心的,是超越這些層面後,當人們對一片地方展現非常強烈的愛時,他們愛什麼。

Kageyama的結論有點玄,他指出被深愛的城市,往往有一定數量為人知曉的人物,已對那城市有了「無緣無故的愛」。這群「原初愛人」,總是不斷啟動新的計劃,身體力行去改造和改變那城市。他們會不斷認真問,該城市欠了什麼,並花心思和想像力,去為該地添加新東西。更具體而言,他們可以是開新餐廳新書店的人、可以是自發將為一片公共空間加上藝術品的人、也可以是發起一個跑步會的人。Kegayama將這些活躍的行動者、這些「原初愛人」,稱為共創者(co-creators),並說就是這些共創者,讓其他人深深愛上一座城市。

共創者多是不斷付出的人,他們持續開創新東西,並通過具創造性的計劃,將人連起來、make (new) things happen,他們是想不停修補和改良一座城市的人。Kegeyama提出在他接觸的案例中,人們會因為觀察到那些共創者的行動和精神,遇上他們的實踐,而日夕加深對一處地方的愛。而這些案例,不乏長年被認為不夠好的城市、有待重建的城市和遇上危機的地方,正是這些環境,觸發了大群共創者留下來,創造意義,結果令這些城市展現出不足為外人道的魅力,並令鍾意它的人變得「真係好撚鍾意」。

共創者的努力和無私,會讓人感到居住在該地的人,不只視那地方為上班賺錢之地。共創者時刻想着there are works to be done的態度,想在地方創造意義的欲望,令其他人也投入起來,感受到城市不只是有「正嘢」讓他們享受生活之地,而是一處可以將生命的熱情投放其中、參與建設改良的安身立命之地,而談地方的愛,最愛就算這種了。

Kageyama的結論是,經常有當權者由上而下規劃各種「大計」去增加cool stuff的地方,是不斷在「設備競賽」(amenity game)中較勁的「星級城市」,它們可能是人見人愛。但要引發最濃烈的愛,則要有由下而上、充滿創造力、願意奉獻、帶有理想主義的社群和人物去牽引。

上述因共創者而起,對地方的強烈愛慕,並非因為那地方本身已有許多好東西供人享用。愛得深,因為人們感受到那是一片有人在跟它共舞與共同茁壯(flourish)的地方,而自己也隨時可加入那願意委身的社群中。這種理解,可說才是最接近香港人大呼「我哋真係好撚鍾意香港」時,指向的一種愛。這種愛,當然因過去一年多發生的一切,變得矢志不渝。但是,在香港的脈絡而言,「共創者」不只是現在最顯而易見、身體力行希望讓香港變好的抗爭者。

「香港共創者」的黃金時代

2010年代開始以來,各種創新的計劃和嘗試,諸如眾多獨立書店開業、讓社群空間遍地開花、廣辦民間學、讓人認識社區的導賞團處處、保育的共同文化學習沒停過,根本就是「香港共創者」的黃金時代。這波創意社群的大爆炸,連同2014年雨傘運動、2019年起至今這場運動釋放的的創造力和奉獻精神,造就了一個極可愛的城市。寫上「我哋真係好撚鍾意香港」的橫額,是將近年在香港人心中積累多時的戀情,在香港看來非常糟糕的時刻,直白地寫出來。2020年7月1日,會在歷史上被記載為國安法在香港立法後的第一天,但也是香港人忽然「集體示愛」的一天。

近日,創作I ❤ NY標誌的設計師Milton Glaser逝世,人們紛紛紀念,也說起那是商業上和文化領域裏,非常成功的一次「向城市示愛」。這設計由官方委託,算是由上而下創造而大紅大紫的難得例子。它的成功,除了深入民心,也在仿效與抄襲者之多,舉世鮮見。讓人狂想的是,這次由七一橫額引發,一次由下而上的「向城市示愛」,有無可能發展下去,到了若干年後,成了跟I ❤ NY一樣廣為人知、被不斷借用的文化符碼?這狂想也許不會實現,但真願世人能見證,香港人對這城,真是動地驚天愛戀過。

編輯//王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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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曾曉玲:刑法達人楊艾文 面對國安法 細讀,討論,同時遠離 (166)

Don't test the law. 港大法律系教授楊艾文在七月二日的訪問中,說着他就《港區國安法》給社會的一句忠告。「你可能會贏官司,但如果中央不喜歡結果而介入的話,對法律可以是災難性的(disastrous)。」他說最好遠離這條新法律,別挑戰它。如果想試的是政府呢?七一當天已有十人涉違國安法被捕,「但願他們視上街的人是因為七一,而且有些是為立了新法感到憤怒,可當作普通法案件處理」,他認為不一定要以國安法提控,「但願這法律一直沉睡(lie dormant)」。

可惜並未如他所願。翌日,港區國安法首宗案件提堂,電單車男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因被告骨折留院,案件押後至周一(七月六日)。他能預見首當其衝受到試驗的,將是第四十二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

清理friend list、撕去七彩便條、改唱5201314……城內恐懼迅速蔓延。未知的實在太多,專研人權及刑法的楊教授與記者在辦公室對坐,把條文翻前揭後仔細研讀,以法律觀點看哪條不如想像中大包圍、哪條應促政府盡快釐清、哪條最危險。記者翻的是中文版,這位在加拿大長大的學者則翻着英譯本,每頁見熒光筆標記細節。

立法過程令人失望

「從某個角度看,我可以明白為何要這樣立法,因為無法在立法會通過,我明白為何中央覺得需要有這套法律,但我很驚訝沒有諮詢和透明度,香港政府亦沒幫人們得到更多資訊,過程頗令人失望。」例如第四十六條規定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可不設陪審團處理案件,改由三名法官組成審判庭,他失笑:「我不知道他們哪裏來的想法,明顯沒諮詢過香港司法界。」不設陪審團,英國處理北愛問題時已有先例,是因為考慮陪審團可能被恐嚇,或他們會同情被告而不理法律選擇放人,但用三個法官代替陪審團,「既不現實亦無需要,會耗用很多司法資源,如果審訊時間長,三個高等法院法官就要每天坐在那邊出席審訊,其他什麼事都做不了」。

他說還有另一項「創新」(innovation),「內地直接在香港做事,有點像是西九站的延伸,將內地執法引入香港」,「我以為二○四七才會看到這些,以為在某個時間點,我們會坐下來談要擁有一個不同的制度」。西九站的做法是為了經濟利益,他這樣理解,而且嚴格限制在一個地點,而港區國安法則是「躍了頗大的一步」。在《基本法》附件三引入全國性法律,「我不是說用法不當,也同情(have an sympathy for)他們在這點上的做法,但我們卻看到缺乏約束」。

國安法擴警權 欠明確制約

這位學者提出,有一個問題很重要,大家應該去問特首。警方成立的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獲第四十三條賦權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證據的處所、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等,他說這是港區國安法裏很危險的部分,「對他們的權力沒有制約。看看現有關於警察權力的法例,都會指明有何限制,何時能用、有什麼理由能用」,而第四十三條列出警方可做的七項措施中,僅兩項列明需具「合理理由」,亦不包括搜屋及秘密監察。再看清楚,法律又寫國安委員會有監督責任,然而它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有點像監警會及投訴警察課,但對投訴警察課還能提司法覆核」。國安法之下,搜屋是不是警察寫封信就做到,手令也免了?擴權無邊界(boundless),「像007,不過沒攞正牌殺人(have the license to kill),還未如此」。看下去,提及特首要與以她為主席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下稱國安委員會)一起為措施「制定相關實施細則」,於是制約警權的可能,就落在實施細則的部分。不過警察國安部門是否已在進行以上工作?「該問問特首,完成制定實施細則前,警員能否行使這些權力?」

擴展權力邊界不止香港警察,中央在香港設立的國安公署,其執行職務的行為更可對香港法律「免疫」,可以負責辦案,案件可交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法院審判。楊艾文設想,公署辦案人員在港做事不會久留,一捉到人,恐怕一夜之間就能無聲無息帶回內地。但真的無人知曉?他細讀第五十五條規定,案件要交給公署來辦,程序上需由港府或公署提出,報中央批准,「港府提出的話,希望能讓人們知道;如果由公署提出,也知會政府」,他再問特首關於通報機制的問題,「每次根據第五十五條收到通知或提出要求,會否告知公眾?公眾何時會獲告知?」

人權vs.國家利益

香港人的人權到底有沒有保障?港版國安法第四條列明會保護國際公約所保障的人權,不過楊艾文明言:「當中間有衝突,你覺得哪邊會贏?那時就會以國家利益行先(paramount)。」

然而逐字看「不准保釋」的第四十二條,他認為「不算太差」。條文寫法是這樣的,涉國安法案件的被告不准保釋,「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這不是推翻我們對被告有權保釋的認知嗎?楊艾文解釋非引渡案件的普通法刑事案都有保釋假定(presumption of bail),如果控方想反對保釋,就有責任提出理據,即被告會潛逃,或會繼續犯罪,又或會騷擾證人,在三類理由當中,他認為只有繼續犯罪這項,責任轉移到辯方身上,要提出理據來否定,如果辯方能就這點說服法官,而控方仍想反對保釋,便要提出另外兩類拒絕保釋的理據,即潛逃或騷擾證人,這樣仍如法庭以往做法,責任回到控方。他說條文「有點偏離我們現有的制度,但實行上可能沒太大分別」。

最擔心的連鎖效應

即使勝訴也可被逆轉

我再問假設性問題,如果被告申請保釋被拒,辯方能否援引第四條被告人權應受保障來辯?訪問像個思想上的攻守練習,教授總是保持着風度,一遍遍耐心推演,不過討論不時走入相似的迴圈:國安法設最低刑期,亦扭轉我們對法律的理解,如一罪規定判囚十年以上,法官即使衡量案情後認為十年太重,亦無法判更輕刑期,教授假設,如果以基本法第二十八條「不得任意監禁」來駁,人大可解釋第二十八條容許設最低刑期來解套。同樣道理,以國安法第四條駁「不准保釋」,中央可對「人權」的意思再解釋。循同樣的內在邏輯,如果想根據第四十三條,向負責監督的國安委員會投訴警察國安部,一切就由不受覆核的國安委員會解釋。簡而化之,一切最終解釋權在政府/中央。楊教授說:「你在庭上可能取得勝利,但最後或會輸得很慘,因為人大可逆轉一切。」例如基本法一經解釋,不止國安法,所有案件都適用,到時其他法律都可設最低刑期,這是楊艾文擔心引發的連鎖效應。他看人權亦然,只要中央不介入,法庭還是有詮釋與平衡的空間,否則人權一直被擠壓(squeeze),連非國安法的案件亦受牽連,這對香港法律影響可以很深。這套法律,在他看來,最好能束之高閣,除非為盡力答辯,否則平常就don't test the law。

寄望律政司長克制

Hopefully,他常用上這個字,但願政府對於國安法也能克制(show restraint)。「最重要的人是律政司長,因為由她決定每一單案是否去馬,希望她會克制,因為這對法律制度不是好事。當你拘留一個人,目的是向他伸張公義,在引用這法律以外仍有許多方法」,「那十個國安法被捕的人,未必需要以國安法檢控,或許可控非法集結」。

活在新香港

擁有中文名字的楊艾文生於香港,2歲已移民加拿大。他曾是安大略省南部城市咸美頓(Hamilton)的檢察官,也在香港律政司刑事檢控科教過法律課程。問他檢控工作與保護人權兩者有矛盾嗎?他維持謙和的君子語氣,肯定地說:「沒有,一點也沒有。」舉出《檢控守則》裏一條由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Rand在一九五五年案件提出的原則,「檢控人員不可存有任何勝敗之心」;守則亦形容,檢控人員是秉行公義者(minister of justice)。「秉行公義者的意思是即使會輸掉官司,也要維護公義;若案件不夠證據起訴或不涉公眾利益,亦要告訴警方。」

去年底他提出過幾個建議,如修例令涉暴力行為亦有機會判社會服務令、部分《公安條例》定罪案件可免留案底、設定起訴時效等。這不是他第一次為社會獻計。九七年前夕,他曾返港做了兩個多月的實習工,參與一個要在大學及民主黨之間兩邊走的研究項目,他笑說:「不過那時我沒見過李柱銘。」至二○○一年正式回來工作,回首也已十九年。二○一四年政改方案討論正熱之際,他為特首選舉拋出雙軌提名方案,將公民提名與提名委員會相結合。

誤解國安法會產生恐懼

楊艾文是個務實中間人,惋惜港人沒有「袋住先」,甚或支持當初訂引渡條例,至少若恰當地立法,在港人引渡中國的實際做法上設更多保障,或能將做法維持到二○四七。如今國安法終於來臨,「我不覺得大家要放棄希望,一國兩制已玩完的說法,我認為不是真的,也不準確」。他認為對新法律的誤解也會產生恐懼,人人應該細讀條文,「全部人都在嘗試理解它,就算香港政府也未完全了解,他們可能會說出完全錯的話,可能會被挑戰,然後就能有好的討論」。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一夕之間因政府發出的聲明頓成禁語,聲明稱口號帶將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及顛覆國家政權的含意,用字明顯來自港區國安法「分裂國家罪」及「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條文。與楊教授的訪問在政府發聲明前進行,他就七一有人因被搜出「香港獨立」旗、印有「ONE NATION ONE HONG KONG」的印刷品而被捕,來分析「分裂國家罪」,他斟酌當中字眼:「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指出關鍵在於行為(act),「這需要實際上作出將香港從中國分離的行為(actually have to do acts)」。袋一支旗、一張紙,未必就是作出了分裂國家的行為,「我猜他們可能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如此一來,重點就在「煽動」,印刷品是藏着,還是正在派發或貼牆?「如貼了在牆上,就視乎內容是什麼。那麼問題就是,這能否鼓勵其他人犯第二十條(分裂國家罪)的行為?可能也算,但不是有力的案例。」他認為法律沒將「主張獨立」(advocate independence)寫進去,「應記一功」,如今搜出獨立旗的例子就得從「煽動」考慮,「這真的是煽動嗎?是否能煽動他人?」

國安法條文出爐一刻,「引發對政府憎恨」都是罪引人嘩然,不過楊艾文認為大家要留意這屬「勾結外國」一罪之下,也就是說,入罪的前提為勾結境外勢力,另外引發憎恨亦列明要通過「非法方式」,「如果只是在網上寫對政府或警察的批評,上網不是非法方式」,若警察個人資料有禁制令要求保密就另計,但入罪仍要先滿足「勾結外國」這點。然而該法禁止請求外國制裁香港,而接受外國支援除了資助還包括有闡釋空間的「其他形式」,他認為與國際對話的港人要小心這些細節。不過被譏為「全球適用」的第三十八條,規定法律效力涵蓋在香港以外的非香港永久居民,楊教授判斷聽上去雖可怕,但蒐證難之餘又要與其他國家有協議才能執法,「我想實行上不會有實際影響」。

法律不一定是中英對照?

法律條文神秘得在七一來臨前一小時的夜深時分才橫空出世,政府快手推出宣傳網頁,但所載港區國安法全文未見英文版,看看教授手上版本,原來是新華網翻譯版,來源雖然夠「官方」,右上角卻講明English Translation for Reference。內地法律未必提供官方英文版,他猜香港政府稍後會發布,估計不稱官方(official)版本,「這或意味版本來自源起者(originator)」。我隨口回一句,在香港我們總以為法律是中英對照的呢。他倒提醒,we're living in the new Hong Kong. We have to get used to it.

圖 // 賴俊傑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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