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7-11

沈旭暉:殉教文化: 有與無的 共同虛無 與陶國璋對談

【明報-世紀】中學哲學學會主席知道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市場傳銷主任也可能讀過荀子思想對現代管理的應用一百問。然而陶國璋在香港不是 householdname,什葉派聖城更不在普及冷知識範圍以內。「死亡與不朽」教授與納吉夫殉教文化對碰,負負得正,一輪哲學的陌生討論,卻意外碰出了香港人刻意掩蓋的殉教價值。

壓迫‧殉教‧末日

殉教者易於將天災人禍自作聰明地解讀為末日的感召,面對現世的腐化及「到頭這一生,難逃那一日」的降臨,他們希望透過修行、殉教獲得超脫。這是陶教授的基本理論。但對什葉派教徒而言,現世與末日的歷史斷層,卻來得相對模糊,從阿里祖師爺到當代小頭目哈基姆,生活都充滿壓迫與災害,色不一定是空,生卻可能是死。尼采說,宗教都要求信眾時刻讓肉體記憶痛苦,與現世保持距離。但對什葉派教徒來說,「現世」和「肉體的痛苦」似乎近在咫尺地球:宗教是鬥爭的場所,殉教則是與「魔鬼」抗爭的必然結果。

對死亡感到迷惘疑惑,幾乎是所有宗教的共同源頭。殉教,則總是源於壓迫。作為什葉派聖城,納吉夫生來就是為殉教作準備,不可知的身後世界,也因此為聖城更添一分吸引力。不過小薩德爾民兵奮力頑抗有別於被羅馬帝國迫害的基督徒,絕非消極殉道,亦異於《大唐西域記》記載被波斯人屠殺的佛教徒,根本不求超渡對方。

死,就是死。他們就是以當納吉夫鬼為人生的終極願望。為了尋找死後安身立命之所而相信宗教,最後卻為了宗教而死亡,令人無言以對。

東方‧殉教‧虛無

陶教授認為受壓迫的殉教文化原來是東方宗教的稀客,直至法輪功出現。中國文化拜天拜地拜祖先,但具「神之形格」的實物長久欠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總是欠缺了一點探討UltimateQuestion的什麼。傳統社會的人倫關係雖然緊密,卻沒有具超越感的宗教加以投入,空有世俗的生活,缺少了心靈的操練,建構不了較高層次的安身立命之所。死亡在中國文化一直沒有落根,缺乏系統性和主導性的聯想,對死亡的概念,也就始終離不開「唔好返搞我」之類的雷宇揚式濫調陳腔。

由是觀之,也許正是因為華人對未知的死亡徒有恐懼,而沒有實質的寄託,具體而瘋狂的宗教和個人崇拜,結合空洞的民族主義,才特別容易於內地發揚光大。法輪功似乎是一例,民族意涵其實相當凌厲;一度風行內地的拜英文教「瘋狂英語」,似乎亦然。

面對一個無神論又無信仰的政府,人民漸趨激與騎呢,一反東方常態,滋生毫無內容的「基本教義愛國教」和「基本教義民主教」,以及新生的「基本教義各打五十教」,似亦可以同情地理解。

非東方‧非殉教‧非常虛無

對伊斯蘭世界而言,十字軍東征、阿富汗戰爭以至伊拉克戰爭,以及在戰爭中抵抗不力的內鬼與心魔,都是難以磨滅的歷史事實,都是實實在在地存在的「魔鬼」。令他們有時只是迫不得已跟西方世界處於對立狀態,無可選擇地存活在抗爭之中。

殉教文化在香港卻早被「文化多元」論述吞噬,沒有自焚、沒有汽車炸彈,只有「阻街」和「上訴至高等法院」。香港不同內地,不是沒有「具超越感的宗教」,而是宗教價值被「在地化」,一切都被「沒有什麼值得咁激」的處世哲學同化。包括死亡。

這裏奉行的是中環價值、旺角價值,按尼采的話語,是「上帝已死」,或按牟宗三的話語,是「上帝歸隱」。雙劍合璧,對現世享樂的追求,加上形式化的心靈修煉,似乎已令「上帝」在香港失去市場。我們不妨假定上帝已死,但難以想像路人甲乙丙會為上帝而死。大學生修畢「死亡與不朽」的三個學分,似乎亦難以體會死亡的接近和虛無。這不是陶教授有心無力,也不是學生力有不逮,只是生死議題必會觸及what for一類核心問題。納吉夫人的小學常識,無論他們有沒有完成小學教育,從來是香港的死穴。

怨懟‧殉教‧絕化

根據一種怨懟式對立思維,殉教的概念並非單純相等於「為宗教而死」。殉教者一般都有把一己對宗教信念「絕對化」的傾向:從否定世俗到否定自己的教會,目的所至,都不過為了透過別人的邪惡,帶出自己的正義,儘管「梗有一個左近」的各式各樣基本教義派,從拉丹到布殊,都會受到教內弟兄質疑。

「怨懟」延伸至極致,不獨是一種「思維」,更是每日游移於生活的威脅,結果卻是一種犬儒哲學,竟然與宗教虛無的香港殊途同歸。伊朗電影大師阿巴斯 ( AbbasKiarostami )在《春風吹又生》表達了同一死亡觀---當死亡每天都在生命中流轉,它已經不是怎麼一回事。大災難過後,結婚嫁娶如常,世界盃照看可也,關心的,不是三萬二千死亡人數,而是3 :2 入球比數。

當生活的苦難已不能說服他人現世還有福樂值得留戀,死亡的虛無感已不能帶出超然性的恐懼,殉教背後,又是否存在那純正而過於理想化的宗教信念?薩德爾民兵是宗教狂熱,還是只愛納吉夫鬼直達天堂的生命 bonus?一切都令人迷惑,包括香港為不能捉摸的「民族大業」而不知殉了什麼的那位先生。

( 陶國璋: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