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19

陳智遠、沈旭暉:「良心」、「煲呔」的兩套邏輯與一種無奈

【明報-思潮】陳太參加遊行,各界高度關注。有人以昂山素姬相稱,言過其實(陳太被「軟禁」20年?),陳太的舉手投足、一舉一動,卻令人想起貝隆夫人。

陳太與貝隆夫人,一個出身富裕,一個出身寒微,背景和外形自是別於雲泥。但是,對群眾的號召、影響政治模式與實質效果,竟有跨時代的合。一人影響力可抵4萬人,兩人發揮得淋漓盡致。

陳太與貝隆夫人

研究南美民粹政治,貝隆夫人是必然案例。她從來沒有走入建制,卻透過魅力號召民眾,發揮影響力。當她在著名的總統府平台CasaRosada出現,萬民歡呼,毋須透過選舉,「人民之母」的道德高位亦隨手拿來。

貝隆夫人一直堅持沒有「政治野心」,所做一切只為丈夫,雖然在1951年差點半推半就競選副總統。對政治若即若離,卻最能打動人心,「去政治化」的包裝,就是最功利的政治計算。而由於個人匯聚巨大政治能量,貝隆夫人的每個舉動,均打亂其他人的部署。

南美政治體制失效,建制外的動員、參與能夠發揮更大影響力。根據研究民粹政治的政治學者PaulTaggart分析,南美民粹政治的特點,在於民粹領袖將個人性格與政府結合,令到政治個人化,個人崇拜與政治運作結合,才有貝隆夫人不需政黨機器及利益團體的支援,亦能發揮巨大影響力,號令萬民歸心。

沿這個角度比較,陳太出來遊行,在一個純語理分析的框架,就甚堪玩味,因為她持有一個曖昧的邏輯:

一、她反覆強調「沒有政治野心」,但假如她純粹以「普通市民」身分遊行,沒有必要放風和舉辦記者會。→二、這些舉措沒有問題,但說明陳太至少希望藉她的參與,激起社會注視遊行和它代表的議題,這是廣義的政治目的。→三、陳太回答問題時,先強調沒有「政治野心」、狹義目的,希望營造「公域」和「私域」完全區分的形象,但後來對會否「在市民支持下」領導民主運動表示「見步行步」。→四、這表示陳太認為「參與」社會議題設定和「響應」民眾訴求領導運動,不算「政治野心」(但自己貿然走出來「領導」和直接「制定」,難說)。→五、陳太相信民意(起碼)是定義「野心」的部分要素,只要她證明了自己沒有野心,泛民主派更騎虎難下。→六、她的政敵可以舉出歷代脅民意上台的強人、靠議題設定起家的政客為反例,令陳太整個discourse變得曖昧和欲蓋彌彰。→七、但只要她保持曖昧,就不會就時間表、路線圖絕對表態,表態愈曖昧,說法愈含糊,給予公眾的政治想像空間愈遼闊,影響力更大,這就是「政治想像」的威力。

由於反對運動難以持續動員,出現民間的魅力領袖作為動員方式,對反對派來說省時省力,更加歡迎。作為陳太曾經的親密戰友,特首曾蔭權努力挽救政改方案,談吐與舉手投足之間,卻教人想起貝隆。

曾特首與貝隆,一個「香港仔」,一個軍人出身,背景同樣迥然不同。可是,新政府處理政改的方式、回應民意及實質效果,又與70年代的阿根廷,出現跨時代的合。他「一步之遙」的邏輯問題已廣為人述,新問題卻是從一句氣話開始:

一、他年過甲子,卻相信「一定」看見香港普選;話沒有法律效力,但被理解成一項must的保證。→二、政府的既定立場是將「時間表」交給策發會拿出共識,共識是什麼,特首應該未知,這是政府不能即時交貨的理據。→三、策發會可以提出3047年,屆時曾特首已仙福永享(除非壽與天齊),所以這答案不可能出現。為什麼特首相信策發會「一定」提不出3047?→四、這份肯定自信,蘊含不能取巧的廣義「時間表」。→五、假定特首誠信表裏如一,就是已經為策發會宏觀調控政改的modelanswer設下框框。→六、這宣告了策發會的鳥籠和權限、特首對問題的主導,同時說明無論這份報告書通過與否,都不會影響這個廣義時間表的答案(特首沒有說不通過他就不相信「一定」看見普選),間接將政府推卸責任給策發會自由發揮的邏輯推翻,為報告書和「循序漸進」的關係脫,破壞了支持政府的基本論據。→七、除非一切都是FreudianSlip。

曾蔭權與貝隆夫人

在《Peron:ABiography》中,作者Page指出,貝隆的領導藝術,在於尋找市民,直接向他們灌輸支持意識,並將他們整合改造,變成對義務與責任清晰、並且把對領袖心悅誠服的情緒內化的一群,簡而言之,領袖成功與否,在於能否把市民變成順民。任何阻礙政府與市民建立這樣關係的機關(如議會、政黨),均主動把它們壓制或自我陰乾。整套思路,跟特首確立的行政 專制管治框架(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精髓,竟然完全合。

當政府積極塑造、引導民情,反對派醞釀反動員,同樣被迫利用重量人物的魅力,例如教主「感召」、「良心」邁步,民情持續推波助瀾,發展下去,民主派便會致力尋找民間領袖,與「強政」特首進行魅力與演技的世紀對決。就民主的動員與反動員,變成個人魅力對決,政治改革的期盼與討論,被個人政治領導的選擇與取捨取代。遊行的信息、意義與目的被徹底扭曲。

或許,我們必須接受現實,自董建華離開香港政治,大格局已經不同,全新遊戲規則粉墨登場。透過個人魅力與政治公關,配合民意戰,繞過議會、政黨等舊有制度內涵,直接換取公眾認受,這逐漸成為新的政治邏輯,手法民粹得很,加上「強政」、「良心」等糖衣包裝,把一切實質問題,變成虛無的表態,卻極易受落。人治困局,若隱若現,揮之不去。

由上而下的「宏觀調控」,由下而上的偶像塑造,一對公僕孖寶,沒有貝隆伉儷建制內外的默契,卻同樣主宰香港命途。最終,你會發現,遊行亢奮過後,影響香港政治的人,原來只有遠方的「你」與「他」,沒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