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15

陳智遠、沈旭暉:公共空間與公共知識分子

【明報-思潮】加拿大學者珍‧雅各布斯(JaneJacobs)4月25日與世長辭,美、加學界不斷懷緬她的貢獻。她沒有大學學位,跟大學教職沾不上邊,卻只是憑觀察、閱讀、寫作,為城市規劃帶來一場影響至今的範式轉移。

研究城市規劃、發展的人必定受雅各布斯影響,儘管她一生人並沒有從事城市規劃工作。50年代,她決定不升學,投身雜誌出版,跟蹤有關紐約及芝加哥的重建發展,並每天細心觀察自己波士頓居住的社區。因緣際會,她受到RockerfellerFoundation資助,記下她對舊區發展的批判。

雅各布斯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佼佼者,她從不賣弄理論,用最簡單的方式勾勒她對城市發展的看法。50年代的美國城市規劃,受到工業化社會的影響,以經濟效益為主導,市中心不斷興建高樓大廈取代舊有社區,中產階層則往郊外遷移,配合公路網絡發展,依賴汽車連結,因此美國出現大量散落的郊外社區,低下階層被迫擠到市中心貧民區。

雅各布斯1961年出版名著《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正面挑戰規劃專家認為理所當然的想法,震撼城市研究學界,影響猶存。她批評專業城市規劃師就像「只懂計數、統計的機器」,忘了城市最終的主角是區內的人,發展需以居民的感受與需要為依歸。她認為街道是城市發展的基礎,任何令街道文化、社區生活消失的城市規劃方向,只會令城市走向衰落。換句話說,城市是否適合居住,並非建基在帳目上的價值,而是看街道是否生氣沛然、社區生活是否富有生命力,一切需要以人為本。

她提出令城市景觀豐富的4個要素:1.街道需擁有不止單一基本功能,用途要多元化;2.街段必須要短,容易讓路人拐彎;3.不同樓齡、狀的建築物並存,並且要有適當比例的古老建築;4.人流密度高,外來人流(如遊客、顧客)與本地居民人流最好相若。

短街道、多人流、多功能令到街道不分晝夜均生氣勃勃,居民不斷往復,途人東張西望,就像是為街道巡邏(watchingaspolicing),每一角落均是在監察範圍。雅各布斯以此解釋,由於充滿社區生活,不少貧民區比中產進佔的郊外市鎮犯罪率更低。

公共空間與公共 管治

雅各布斯的最大貢獻,是把城市發展的討論提升到公共管治的層次。例如她重申社區網絡對提升市民質素的角色———證據不是什麼統計數字,而是她樓下地舖的店主。該店主售賣肉製品之外,更同時可以為街坊保管鎖匙、託管小孩、暫放東西、傳播有關社區事務的消息,甚至「兼職」保安,偵察是否有可疑人物,在故有社區網絡內,不同市民扮演相同多角色,補足政府功能,提供社會學家稱之為的「社會資本」。

這種「多重角色扮演」,必須建基在強烈的人際與社區網絡,如此種種,卻要相應的公共空間所承托。雅各布斯批評,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和重建,令城市景觀大為失色,更無情地撕裂了複雜的人際網絡。這些社區網絡需要長時間沉澱、醞釀,一旦消失,市民變成個體戶原本可以由市民透過社區網絡解決的事,都會由此「非地方化」,需要政府處理,市民由於難以實行自我管治,亦會對自己的區內市務漠不關心。

雅各布斯指出,道路缺乏人流,空曠地方成為罪惡溫,而社區生活消失,變相減少經濟活動,對市中心提供工作的負荷更加。天水圍的失敗發展經驗,是否似曾相識?

另外,當政府在城市發展的角色愈大,而且更漠視人性,公共空間便逐漸被政府割切成小塊,然後被監管、純化和同化,城市失卻生氣之餘,市民對公共空間更會失卻好奇。街道蘊含眾多細節、故事及社區習俗,令人對處身的空間充滿好奇。好奇會導致發問,途人會詢問街道點滴的歷史、來由。雅各布斯認為,這些詢問,是普羅大眾自我提升理解力、打破已有觀念最直接方法。當舊區發展雷厲風行,市民大量遷移,我們就像主動剷除自己城市的歷史與文化,「新奇帶來的神秘感和人們帶有批判的理性精神一同從城市中被清除出去」。

重新塑造街道的多樣性,代價大嗎?其實不費一分一毫。雅各布斯指出,城市擁有這麼多人口,興趣、品味、需要、偏好各有不同,只要城市規劃過程留下空間,街道與社區的多樣性便會自然出現。負責舊區重建的政府官員,除了擁抱「拆完再起」的官僚做法,會否在雅各布斯的書中得到一點啟示?

公共知識分子的 責任

從雅各布斯的經歷,更可反映香港大眾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印象與認知。由於不是專業出身,當雅各布斯提出以上種種,自然惹來規劃學界的批評,質疑這「外行人」有何資格說三道四、指指點點,城市研究大師LewisMumford便直斥她「以家庭療法診治癌症」,不切實際。可幸美國就是容許像雅各布斯這類公共知識分子,拋開冠冕堂皇的學術名詞與理論,只以常理及日常觀察衝擊大眾約定俗成的傳統思維,啟發民眾思考。

這群公共知識分子有幾個特點:

第一,他們擺脫大學學科分工,知識既博且精,並且積極提出跨界別的分析,為外國學術思潮起伏翻起一浪接一浪,帶來激辯與創新。就以雅各布斯為例,她談城市規劃,卻是「連銷帶打」也談政治、文化及經濟。之前論壇版有關市場經濟的激烈辯論,有人竟提出「不懂經濟,不要插嘴」,若在外國只會惹來貽笑大方。

第二,他們以寫作、閱讀介入知識生產過程,直接面向大眾。由於沒有教職顧慮,這群公共知識分子毋須營營役役應付學術遊戲,可以拋開期刊格式及學術詞彙包袱,用最顯淺易明的方法,把學術化繁為簡,將知識下放到普羅大眾。

第三,他們不會隨便包辦權威,更不怕挑戰獨有學術權威,因此能指出各專業學術界別的思考盲點。《紐約時報》的訃文指出,雅各布斯的最大貢獻,正是以「旁觀者清」的視野,直接顯示50年代城市規劃那樣災難性的結果,直斥其非。在論資排輩、崇尚銜頭及專業資格的香港,雅各布斯又能否帶來任何衝擊?

第四,他們不會迴避大議題,勇於大膽提出創新理論,誓要帶來特定知識範疇的範式轉移,並以提出「阿媽係女人」的「洞見」為恥。雅各布斯及後談城市歷史、地區經濟、經濟發展的道德基礎,逝世前的著作《集體失憶的年代》(2004年)更野心的辯論北美文明的失落。當然,他們的理論往往受學院人士非議,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但只要其中有本像《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影響力,已大大推進學術發展。

在推崇知識分子之餘,當然我們亦要慎戒公共知識「販子」。RichardPosner在《公共知識分子》一書指出,由於缺乏客觀標準,公共知識分子質素參差不齊,為求追逐鎂光燈與曝光率,他們只求說話的生動及娛樂性,卻輕視是否帶來真知灼見,並以民粹的犬儒精神(cyni-cism)取代批判審思,結果,他們只重「公共」而輕「知識」,反而限制了公眾對問題的認知與思考。

知識分子「 私有化」 之虞

同樣,傳媒被少數財團壟斷,公共知識分子生產的知識很容易被「私有化」,不在「公共」;公共知識分子亦可能被政黨、財團「私有化」,基於種種名聲、利益的顧慮,令他們公信力成疑。

因此,E.Said、NoamChomsky受人推崇之處,正是其勇於介入社會事務,與建制保持距離之餘,亦敢於對強權說真話。雅各布斯亦是這方面的佼佼者,她曾因參與反對曼克頓興建公路的示威而被捕,在城市規劃會議高聲申辯而被警告。她同時是名活躍的反戰分子,曾經與SusanSontag及AllenGinsberg一同抗議示威而被捕,在1968年更因反對越戰而移民加拿大。在加拿大她亦令多個政府公路發展計劃「泡湯」,並不斷給予意見,直接影響多倫多公共空間發展。

回顧今天香港,也許我們確實需要一批民間知識分子,利用學術權威擴展至社會議題,以直知灼見帶來範式轉移,以身體力行把理論、想法實踐。「知識分子」還是「知識販子」,絕不止是一線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