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6-10

安裕:自己人了,仲客氣?

中共解放北平之後,毛澤東一行由西柏坡進京,大隊人馬到了頤和園,發現園內一個人都沒有,要水沒水要飯沒飯。毛澤東納罕,一問之下,原來打頭陣的安全人員,為了保安理由把所有人都轟走了。毛澤東大發雷霆: 「屁話,你蠢麼,你把水全排乾了,你那個魚還講什麼安全,你就安安全全乾死在那裏、餓死在那裏」。

解放戰爭後期的毛澤東雄才大略,指揮四支野戰軍打走三百萬國民黨軍隊奪得政權,在老毛胸臆之中,只有美國人才能和他爭天下,此所以建國之後,老毛不怕誰來和共產黨相爭,於是敞開大門,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黨外人士佔了一半,四名副總理黨外佔其二。雖說這些民主人士都是與中共「肝膽相照,休戚與共」的半個自己人,然而說到底都是黨外,若當年的中共缺乏自信,像老毛頤和園龍顏大怒那回一樣「安安全全乾死在那裏」,就沒有大量黨外人士進入呱呱墮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們萬萬料想不到的是,今天在北京一些人的想法裏,香港也應該像當年毛澤東去的頤和園一樣,水至清則無魚,都是自己人最好。

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北京的一句話把香港人心都攪動了, 「中央授予你多少權,你就有多少權」——旨哉斯言,道出了香港回歸十年後的政治現實:都自己人了,還客氣什麼?

毋須統戰價值等於零

任何人都有一個價,在中共眼中是千古不滅的鏗鏘定律。這裏說的是統戰價值,在大中華地域,雖然都是反對黨領袖,但馬英九的價肯定比梁家傑司徒華李柱銘的要高;倘把範圍收窄到香港,我懷疑余若薇湯家驊的價也要比曾鈺成劉江華高。曾鈺成不愧香港愛國愛港力量第一大腦, 「香港左派只有辱,沒有榮」,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央哪天要統戰李柱銘司徒華,就會找上傳統左派拍拍肩膀深情地說, 「鈺成啊,這是中央政策,要從大局看;要老實,要忍耐」。至於曾鈺成等,既然都是自己人,不必也不須統戰,就由得他們只有辱沒有榮,繼續老實忍耐下去好了。

歷史上,全體香港巿民曾經是中共的統戰目標,不過這只是發生在西元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前——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前夕,北京大打民意牌,一時間,香港到北京的英航上滿是去見姬鵬飛魯平李後的港人。北京來者不拒,有人打只有幾十人的社團招牌上京也獲貴賓式接待;有右派色彩的更好,魯平李後先後會見,還有新華社記者拍下彩照相贈。這是統戰,人心肉做,英國人如何精刮厲害,但總不成叫戴卓爾夫人在唐寧街十號門外迎送港客吧?這一役,北京佔盡上風。

前戲之後是另一回事。中英談判開幕之後,英國人改弦易轍,自個兒打起民意牌,要把「香港巿民」這一塊也容納在談判陣容內。到了這時,輪到北京不吃民意這一套,堅決反對這種所謂「三腳」,認為只要中英兩方家長談就可以,香港這小孩也就不必來了。這時,港人已憬悟到「兩大間難為小」的苦,從而也應該想到若干年後回歸祖國的實際情,但那時看得通形勢的人委實不多。

十年調教初歸新抱變妹仔

平情而論,一九九七年七月之後,北京對香港這初歸媳婦還是小心翼翼珍而重之,可是日子久了,茶壼裏那層垢剝落得七七八八,十年的正紅旗下歲月,港人用特區護照的遠超於英國BNO,晚間電視新聞前加插國歌愛國教育,人們從驚訝到逐漸變成只要聽到小號吹起就圍攏到電視機前,香港的經濟凋蔽到不得不全面向北望。面對巨變,懂得一點唯物辯證的都知道,物質是由量變而到質變,就是有這二十年的量變,才有北京對香港的取態的質變。

在量變至質變的過程裏,北京對香港政策由軟至硬,同一時間自信大失。眾所周知,今天的中國已非一九四九年的草莽年代可比,經濟實力成為全球火車頭,困擾北京的不是經濟疲憊而是經濟過熱,還有的是應否脫離亞非拉加入G8 集團這些煩惱,可是面對小小的香港卻要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人大三年兩度釋法,吳邦國委員長施捨式的權力分配,處處是與國力國格不對稱的語言和動作。誰都知道,花這麼大力氣都是衝香港民主派而來,可是梁家傑李柱銘能做得出什麼花樣來?難道幾個人在議會內街頭上講幾句話香港就獨立?說一句賭氣話,距離立法會一箭之遙的添馬艦走出半個排的解放軍,不費一槍一彈,獨立二字從此湮沒在維多利亞海港波濤之中。

有用無信兔死狗烹

近半世紀來,北京對港政策概括只有兩個字:「信」、「用」。信者,信任也。對不起,我們還未能在這些歲月看到北京如何信任香港,五十六十年代的中港關係,頂多是副食品出口的一大巿場,就算是日後悠悠三十年歲月,中共對香港都缺乏信任——小者如中英會談,大者如回歸過渡,北京都對香港沒有「信」字可言。香港在中共的政治規劃裏有的只有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功能性。

但是,說到「用」則數十年如一,五十年代韓戰爆發,香港是物資轉進內地的樞紐;七十年代改革開放,若無香港同胞的投資,今天廣東哪能大言炎炎說手上現金多得不假外求;九十年代內地企業開始在港集資上巿,同樣是一個「用」字。政治上,更是與「用」有切肉不離皮的關係,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香港是北京與外國接觸的主要平台,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其實就是地下外交部,新華社內的官員表面上都冠以編輯之名,實是與駐港各國官員平起平坐的外交人員。再說,沒有香港,沒有費彝民,北京要在舉國封閉的六十年代和法國建交,恐怕不會是一樁易事。

明乎此,中共對香港的看法是有時空局限的,港人感受至深的是廣東三十年來的變化——深圳由農村而都會,廣東一躍成為全國名列前茅的經濟大省,港人的投資起巨大作用,如今是東莞想方設法把低產值的港商搬到山區去;不去的話,隔三差五來找你麻煩,總之是兔死狗烹,秋扇見捐,精髓就在一個「用」字,而不是「信」。

十年來三度釋法,勉強把頭一次的就居港權釋法說是為香港人口政策想,但第二次第三次卻未免太過了頭:二○○四年的第二次釋法是對政改的解釋,誰都知道是○三年七一遊行後中央對港人不信任的反彈;一年後的第三次釋法則是連特首也不信任。這種堅壁清野的處事思考,不也等於毛澤東去頤和園前,安全人員把所有人都清除出去的做法?

祖國有需要,香港巿民從來是「一片冰心在玉壼」,五十年代韓戰六十年代文革七十年代百廢待興九十年代水災,香港巿民不吭一聲掏出所有支援。可是,回歸十年,北京在香港頭上的金剛箍愈收愈緊,義無反顧支援祖國換來的是「我給你多少,你就有多少」這些話,人們想問,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