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13

沈旭暉:貝娜齊爾之死與中國外交的盲點

【亞洲週刊-國際制高點】貝娜齊爾被暗殺,中國反應審慎,顯示北京對當地變數未能完全掌握。中巴關係建基於現實主義上,兩國意識形態從不和諧,巴國民間更具反華意識。巴國曾在核試期間獲中國實質保護,國際社會才沒有施予實質制裁,中國也需要巴國的軍港。

巴基斯坦前總理貝娜齊爾被暗殺,強調和巴國關係「比夫妻更親」的中國反應審慎,除了發表外交辭令,一切意存觀望,這固然是其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傳統,但也反映北京對當地變數未能完全掌握。事實上,中巴「超友誼關係」一直存在盲點,這也縮影了中國外交在二十一世紀面對的挑戰。

巴基斯坦國父真納立國時,國內配套理論上和印度一樣,都採用民主政體,立場甚至比印度更親西方,和中國沒有多大交往。直到中蘇決裂,印度倒向莫斯科,巴基斯坦才和北京積極往返。經數十年寒暑,兩國相互倚賴越來越深,雖然分別希望和印、俄改善關係,但畢竟所屬政體有同質性,令同盟得以超越國內領導更迭、政黨輪替,變成國策。例如貝娜齊爾的父親布托被齊亞哈克將軍發動政變推翻時,中國正由毛澤東過渡到華國鋒時代,北京曾聯同西方領袖反對處決布托,但不被理會,兩國關係卻未受影響;不久鄧小平復出,齊亞多次造訪,後來無論是貝娜齊爾、謝里夫還是穆沙拉夫,上台後都循例往北京報聘,表面上,顯示人的因素在中巴關係作用有限。

九一一後,穆沙拉夫向西方靠攏,但中國依然發揮獨特影響力,有兩個例子最能說明。一是據學界透露,穆沙拉夫曾兩次在九一一後秘訪北京,詢問「可否」配合美國反恐,獲江澤民首肯,令美國欠了中國一個大人情﹔二是巴基斯坦核試期間,獲北京實質保護,國際社會才沒有施加實質制裁(畢竟巴國核技術和中國國防部關係千絲萬縷)。一年前,胡錦濤訪問巴基斯坦,形容雙方關係為「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好兄弟」,比從前多了一個「好」(兄弟),令不能成為「兄弟」的印度大為不滿,其實是要證明中國雖然不斷和各國建立戰略性夥伴關係,層次還是有高低的。

中巴互補性不及中印

問題是,中巴的友誼基礎,幾乎建基於現實主義:先是冷戰的地緣政治平衡,現在是全球化抗衡西方的資源同盟。兩國的意識形態其實從不和諧,兩國物資除戰略資源外,亦不具備明顯互補性,起碼不及中印整合的潛力。巴基斯坦官方和民間對華觀感有頗大反差,近年中國投資的瓜達爾(Gwadar)計劃和高瑪贊(Gomal Zam)水壩就是最佳實例。瓜達爾原是阿曼蘇丹國領土,一九五八年才被巴基斯坦接收,是巴國國內文化最多元的地區之一,中國在零二年開始,在當地投資大型基建,希望把它建成深水港。這樣一來,由於瓜達爾鄰近石油主要通道霍爾木茲海峽,建成後可運送中東石油予中國,北京就能掌握「泛喀拉昆侖能源走廊」的控制權;二來瓜達爾也可變成抗衡美國和印度的深水軍港,供中國海軍使用。由此可見,北京發展瓜達爾的出發點,和它考慮開鑿泰國克拉運河,以取代新加坡和馬六甲海峽的戰略和經濟地位,如出一轍。至於高瑪贊水壩則鄰近巴基斯坦西北邊境,一度由中國公司負責興建和管理,是北京通過民營企業經濟方式掌握別國資源的新嘗試。

然而,這兩個計劃都得不到巴國民間支持,除了因為基建破壞當地文化和保育,更反映民眾的反華潛意識,結果中國工程師多次在兩地遇襲、被綁。最轟動的那次在二零零四年十月,華工一死一傷,此後中資完全撤出高瑪贊,水壩現交由同屬穆斯林國家的土耳其負責。襲擊者既有原住民,也有塔利班餘黨,其中一人馬哈蘇德即曾任塔利班軍官,曾被美國囚於古巴關塔那摩基地。

馬哈蘇德的身份除了前塔利班成員,還有更公開、也更受當地人尊重的地位:巴國西北邊境七個自治酋長國之一的南瓦濟里斯坦(South Waziristan)軍事領袖。須知巴基斯坦立國以來,歷屆中央政府都不能控制西北邊境的聯邦管理部落區(Federally Administrated Tribal Areas, FATA),當地信奉伊斯蘭激進教派德奧班德學派(Deobandi)的普什圖族領袖,一直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強大後盾,美國堅信拉登就是匿藏在那裏。九一一後,穆沙拉夫多次出兵FATA,卻損兵折將,最後被逼簽下城下之盟《瓦濟里斯坦協議》,承認當地完全自治,間接有助於塔利班在阿富汗捲土重來。暗殺貝娜齊爾的兇手不可能被快速核實,但鑑於她回國時高調宣布「嚴打」恐怖分子,以向西方證明不是軍人出身、而又同樣曾扶植塔利班的她有心有力支持反恐,剛從穆沙拉夫手上確立政治地位的西北部落領袖,就有了破壞選舉、甚至策劃暗殺的動機——反正他們毋須出面,責任自會落在塔利班和蓋達身上。

國中之國成恐怖威脅

換句話說,FATA西北部落不但是巴基斯坦國中之國,它和境內塔利班和蓋達勢力結合後,更同時是超越地域限制的「非國家個體」(Non-state Actors, NSAs),不但對高瑪贊水壩一類外交方向有議題設定權,也可在遠離部落根據地的巴國首都設立分部,毋須中央監管。假如貝娜齊爾之死真的和他們有關,同一體系成員也是不斷綁架華工的黑手,這對中巴關係,就構成嚴峻考驗。

當然,我們可以說貝娜齊爾之死讓中巴反恐得以聚焦共同目標,就像中國以反「三股邪惡勢力」(宗教極端主義、種族分離主義、恐怖主義)籠絡面對共同問題的中亞各國,但穆沙拉夫是不可能「反」整個普什圖邊境區的,任何巴基斯坦領袖都不能這樣,何況中國?面對同情西方敵人的合法部落,西方各國當他們是NSAs領袖,有獨立外交方略處理,並不視之為巴基斯坦一部份。

以美國為例,口號上反恐反得淋漓盡致,實際上卻和所謂恐怖分子定期對話,塔利班戰爭得以迅速結束,主要是中情局大舉收買巴阿邊境普什圖領袖的結果。英國當年管理印度、間接管理伊朗和阿富汗,都對部落發展成NSAs頗有準備,分而治之的殖民戰略,就是NSAs外交的前身,至今倫敦依然擁有大量前殖民地的「準NSAs」資料。

中國官方和不少學者都視全球化時代的「主權下降論」為西方陰謀,依然以國與國利益先行的現實主義外交為指導思想,視境內非政府組織為西方先鋒部隊,不太認同它們有獨立思考、獨立行事能力,連帶對包括恐怖組織在內的NSAs也不習慣另案處理,始終以為可找出後台老闆一對一談判、或通過政府施壓解決問題。一旦巴基斯坦的NSAs作出驚人之舉、乃至全面或部份轉型為正式政府,西方各國大概不愁應變,但假如貝娜齊爾之死讓巴基斯坦邁向變相肢解,扭曲了國與國外交的基本設定,中國外交部的現存計劃要與時並進,卻恐怕得推倒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