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17

安裕:沒有變質的美國良心

史提芬史匹堡公開聲明不再擔任北京奧運藝術顧問那天,一段曾經煙消雲散的歷史再一次出土面世——睽違半世紀,經過五十年代麥卡錫主義蹂躝、六十年代甘迺迪遇刺打擊、七十年代越戰潰敗自我否定、八十年代列根保守主義抬頭、九十年代民主黨腐朽墮落、千禧年代共和黨極右翼冒起之後,荷李活原來還是當年的荷李活,那顆異見社會良心依然卜卜跳動。

美國自稱「良心」的人不少,然而貨真價實的良心屈指可數,荷李活是其中之一,自然科學界是其中之二(請勿誤會是社會科學界,此一界別近年表現令人極為失望)。美國有幸,這兩界別五十年來發光發熱,縱然保守派出盡九牛二虎之力要把他們搞臭,右傾傳媒大亨旗下的雜誌報章把演藝人員描述為女的人盡可夫男的人盡可妻,把科學家說成研發氫彈之後出賣給共產陣營,但他們以事實說明,在大是大非面前從不退縮,遠比那些計算精密的政客來得搁然,在小我與大我之間,義無反顧走上光明大道。

史匹堡是好樣的,當全世界不分左中右都削尖腦袋要和北京打交道,準備大賺一筆的時候,他向北京說不。史匹堡是典型荷李活人,他的成名之路就是美國建國精神的彰顯,敢於放棄敢於創新,一九七五年他的《大白鯊》在夏季製造不寒而慄的恐怖;八十年代以《奪寶奇兵》走出新路,之後忽地筆鋒一轉關注起本家猶太人的一段白骨森森的歷史來;一九九三年拍出了《舒特拉的名單》。這條看似迂迴的影劇之路實是有舻可尋,史匹堡所有電影都有一個突出的共通點﹕歌頌人性光輝——大白鯊最後在絕不放棄的警長槍下炸成碎片,奪寶奇兵裏的鍾斯教授敢以一人之力面對納粹拒絕屈服,其後的舒特拉先生和一九九八年的《雷霆救兵》,更是把人類的價值發揮到最高。

向不畏強權者致敬

史匹堡這條路其來有自,也不乏同道中人,演員佐治古尼三年前的《Good Night ,and Good Luck》說的便是五十年代著名記者莫羅(Edward Murrow),黑白片電影裏帶出的是對不畏強權新聞記者的致敬。在佐治古尼與莫羅之間,在電影膠片的光與影裏的是歷史的鏈索,莫羅在五十年代一個寒風澈骨的晚上,在電視上公開詰難大搞白色恐怖的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在推倒這堵保守高牆行動中打響了第一槍。在此之前,由麥卡錫帶頭的「誰失去中國」政治迫害,把千萬美國自由派人士一一鬥倒,哈佛大學的著名中國通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說,如果沒有這場大迫害,美國國務院就不會失去像John Service這樣的優秀外交官,也就不會迷迷糊糊參與越戰,由此自憐自傷二十年。

如果說,中共在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摧眦了中華文化的根本,美國五十年的麥卡錫主義同樣令合眾國由上至下元氣大傷。這場扣紅帽子的歪風對兩個圈子肆虐最嚴重,一是影藝圈,二是科技界。我們熟悉的差利卓別靈,就因為不容於右派遠走瑞士當二十年過客,也不願意回到美國小住一天。直至一九七二年,美國電影學會邀請差利卓別靈返美,準備向他頒發終身榮譽獎,他才再次回到這個令他失望氣餒的第二故鄉。

在麥卡錫鼓吹下,美國國會成立非美委員會,追查拘捕社會上的「共產黨員」。荷李活十位著名編劇被線民向聯邦調查局告發,但他們在聽證會上引用美國憲法第一修訂案,一句話也不說,最後全部被判有罪,這十位風骨錚錚的漢子,史稱「荷李活十君子」。一九九一年,羅拔迪尼路演出的電影《Guilty by Suspicion》,說的便是那一場荒唐透頂的白色恐怖,迪尼路片中飾演的導演馬里爾,為了維護朋友拒絕出庭作供頂證,結果在找工作時四處碰壁,最後迫得昧於良心,決定作證。

美國演藝界對五十年前的這一段歷史至今仍視為奇恥大辱,這也在側面上說明了,為什麼西岸以荷李活為中心,東岸以紐約為基地的演藝圈人士到今天依然是自由派的良心代表。兩個星期前,羅拔迪尼路公開支持奧巴馬、米亞花露到中國駐聯合國代表處前遞交抗議信、史匹堡與北京奧運決裂,都是這種一以貫之的不屈精神反映。

善良勇敢的科學家

科學界的良心更是多不勝數,愛因斯坦不願當美國公民早已是耳熟能詳的事,要說的是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他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物理系教授,一九四二年,美國開始秘密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主其事的便是奧本海默。兩顆原子彈扔在日本後,奧本海默感到後悔;五十年代,奧本海默與愛因斯坦公開反對試製威力更強大的氫彈,認為會引起軍事競賽,禍及世界和平,他對杜魯門總統說,「我們科學家雙手沾滿了鮮血」。可是這哪能得到一面倒準備冷戰的美國右派認同,於是有人開始找他的碴,說他曾資助共產黨人。在聽證會上,政府官員沒有找到奧本海默的叛國證據,但以後他再也不能接觸軍事機密。一位偉大的物理學家,在莫須有的罪名下失去一切。

一九六○年甘迺迪上台,美國政府開始為奧本海默平反做工夫,幾經調查,終於證實奧本海默是共黨分子之說全屬子虛烏有,甘迺迪總統建議向他頒發物理學界至高榮譽的費米獎,為他恢復名譽。

事隔多年,這些舊事今天來看不過是茶餘飯後的談資,然而在這些零碎斷續的歷史片段之間,從近代的史匹堡到五十年前的荷李活十君子,從當年的奧本海默到今天聯署要求北京關注蘇丹達爾富爾的諾貝爾獎得獎人,他們也許曾經天真幼稚,像女演員莎莉麥蓮七十年代訪問中國,回來寫了一部歌頌中共的《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但這些畢竟是少數,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懷有一顆善良勇敢的心,這往往是今天我們社會上絕大多數人所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