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1-06

沈旭暉:亨廷頓——學術與政治的掙扎

【明報-咫尺地球】美國國際關係學者亨廷頓病逝,被香港媒體廣泛報道,反映他和其「文明衝突論」的影響力,早已超越了一般學術範疇。然而香港新聞一般有這樣一句「文明衝突論在9/11後被廣為認受」,這卻並非學術界共識。恰恰相反,亨廷頓近年在社會的名氣愈大,在學界卻愈受質疑;何況文明衝突論的方法論本身,確有不少可商榷之處。筆者當年上課,教授就以文明衝突論為社會科學的反面教材。

對亨廷頓的理論批評,可分為兩大類﹕學術上和政治上的。關於文明衝突論的方法論問題,筆者在本欄曾分享過不少,例如對文明的定義難以劃一、對文明內部衝突死傷更多的漠視、對文明間沒有衝突的反例缺乏系統性解釋、把經濟衝突和政治衝突混為一談等,都是亨廷頓的盲點。究竟錫克教算是印度文明還是伊斯蘭文明?兩伊戰爭是什麼衝突?印度和孟加拉如何維持表面和諧?美日之間的外交合作和經濟競爭應如何分類?……假如我們講求實證,文明衝突論雖也有一些量化基礎(例如對挑戰者文明的人口數字),但難以解釋的例子依然甚多,令其立論的涵蓋性難免被大幅收窄。

理論有盲點 未能劃一文明定義

另一類批評則對亨廷頓頗為苛刻,那就是認為他的理論是一個「自我實踐的預言」,為各國野心家提供了對擴張行為的合理解釋。例如亨廷頓曾預言中華文明將和伊斯蘭文明聯盟,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對抗西方文明,這在內地,就被不少人視為目標不單純的預言,認為作者是公然否定中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不少西方學者也出版了《製造敵人的文化》一類書籍,反駁亨廷頓的理論只會人為地創造更多敵人。這樣的批評,未免過分陰謀論,有些更不大符合學術規範。

突破以國家利益為單位之框架

其實,亨廷頓本人雖然勉強隸屬美國新保守陣營,他04年的作品《我們是誰》(或譯《誰是美國人》)亦嘗試把文明衝突的框架延伸至美國本土政治,但他的理論其實也是中性的,可以被不同立場使用。正如他本人所言,他只希望提出一些前瞻性系統,讓國家資源得以更有效使用,例如在哪些地方集中資源維和。他擔心具過分自由主義傾向的「價值虛無主義者」、未被美國文化同化的新移民,會破壞西方文明的基石,認為這是美國社會要面對的問題;但與此同時,他也相信不同文明透過溝通,可以比現在和平共存,又公開反對伊拉克戰爭。

說到底,不少學者忽視了亨廷頓的一個學術貢獻﹕雖然他的方法論頗受爭議,但文明衝突論突破了以國家利益為單位的框架,令講求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 (Realism)和講求非國家話語權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兩大陣營之間,得到對話的基礎﹕當一個國家要追求利益,已懂得倚賴其他國際個體的話語建構,例如有什麼理念、屬於什麼文明等,來達到目的。單是這點,已足以讓亨廷頓留名後世。畢竟,要出現下一位逝世而得到香港媒體報道的國際關係學者,也不知要到什麼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