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16

安裕:給二十年後的一封信

【日月報】各位好,

你們讀這封信時候,應該是二○三○年五月十六日星期四,對諸位來說,這是平淡的一天,上學的上學、上班的上班,在平靜得不起一點漣漪日子,這天的二十四小時從早上起來梳洗到晚上就寢轉眼就過。在你們快要睡覺前,我想說說二十年前這個月發生的一些事情。我要講的這些人與事,和你們從小學到高中課本以至課堂討論的都不一樣。我就是因着這才寫這封信。

二○一○年五月,香港社會發生了幾樁大事,一是當年五月十六日舉行立法會五個議席「補選」。我把補選這兩個字加上引號,是因為這次選舉存在官方和民間兩個不同版本。在你們的社會教育課程,形容這次回歸後頭一次有立法會議員辭職後再參選的是補選;根據官方史料,這次補選在當時特區政府眼中是「浪費公帑的選舉」,用了一億五千萬元。當年香港社會為了這次辭職參選曾經有過熱烈討論,你們課文裏官方講法說這是一次沒有必要的選舉,個別同學在通識課也在老師引導下參看當年一些資料,包括立法會討論撥款的爭論。但是這些都是一面之辭。

你們是二○一○年代出生的孩子,用中國的叫法,你們是紅旗下長大的一群。可不是麼,你們讀的歷史課本內容是香港回歸後才參定,絕不會讀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真相。當然,老師會帶導你們討論,從正反兩面講述這場震驚世界的事件。在你們成長過程之中,對六四事件一直以所謂客觀理性態度討論。其實,在我寫信給你們時,香港一些人已經用這種方法岔開學生對六四事件的真相追尋。其中一種做法是「理性和客觀」討論,舉例說,他們會討論六四當天有沒有解放軍打死示威民眾和無辜百姓,又例如,會談到那年香港百萬人上街示威,是不是都受到蒙騙、不明白情况才走上街頭。

諸如此類的討論無疑朦朧了事件本質和真相。因為天安門廣場在六四當天到底有沒有死人,目擊者還有大批仍然活着,學校的課本研習卻要你們通過假設的背景討論,包括假設當天沒有開槍,假設開槍是別有用心的人揑造出來。我猜得不錯吧,你們討論六四事件四十周年時,老師不也是根據教育部門指定教材從這兩個方向討論嗎?這不是我神機妙算,而是有迹可尋,因為在六四二十周年的時候,香港的一些大學生便以此提出質疑。這是指鹿為馬,這等於你要問我姓甚名誰,不必用正反二元或理性客觀來討論我叫什麼名字,你走過來問我一句不就行了嗎,幹嗎兜個大圈和我討論我究竟叫什麼?

二十年前五月十六日的立法會投票,是在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矮化下舉行。這是由於政府認為這是帶有公投意味的投票,《基本法》沒有提到公投,於是官員千方百計明的暗的阻撓。其實,這是一次通過巿民投票來否決政改方案的表態,從而喚起人們對香港政制發展處處受阻的覺醒以及對全面普選的追求,是當時回歸僅十三年香港最矚目投票。本來,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各不相干,但這次辭職再參選是對建制的反彈,另一方遂而出現一些相當難看的動作——根據當時官方口徑,這只是補選,不含公投意義;對於鼓勵巿民參加各級政治架構選舉投票,政府一直持積極態度,可是這次卻不同了,沒有呼籲巿民投票,特首曾蔭權公開說投票日那天不去投票。這倒怪了,因為既然定性這是補選,也就是說,這僅僅只是一次平常得很的議員空出席位後補選,為什麼不能和別的補選獲得同等對待。我說的同等對待,是應該鼓勵投票和大張旗鼓宣傳,可是這次卻不見這些,有人找到一張海報,設計和對上一次立法會選舉相同,單單就缺了呼籲投票這一行字。

你們課本估計不會有這些內容,我這是把事實先說在前頭;也許你們老師不一定知道這些事,不妨在課堂討論時把這都提出來,看看大家怎樣真正理性完全客觀討論二十年前今天的這次投票,再把《基本法》政制發展承諾翻出來比對,問一個簡單問題﹕為什麼那時香港不配有普選,這肯定一下子撂倒老師。

二十年前的五月還有另一樁熱話﹕一九六七年暴動是怎麼回事。六七暴動是由勞資糾紛引發的社會衝突,本來很單純,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糾紛,但一九六七年是內地文化大革命最激烈日子,和今天你們年齡相若的一群年輕人自稱紅衛兵,天天衝進別人家裏抄家,把老人和官員拉出來剃光頭批鬥,文學家老舍、中國第一個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以及大量在各個範疇的出類拔萃人物,抵受不了紅衛兵人身侮辱自殺身亡。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民族最黑暗的十年,紅衛兵群起推翻政府部門,「掃除一切害人蟲」云云,這股狂飈便是在那時南渡深圳河,來到香港。

香港當時是英國殖民地,港英執行高壓管治,社會滿目怨氣,文化大革命奪權之風來到香港,火乘風勢一下子燒旺。六十年代是翻天覆地年代,中國是文革紅潮吞噬神州,法國是學生抖動法蘭西,美國是反越戰氣冲牛斗,這是認識真相的痛苦過程,但以中國大陸的最不同也最殘酷,美國法國是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帶着濃烈的自我完善色彩,文革則是中共最高層權鬥的延續——毛澤東要打倒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是人大選出的國家主席,批鬥鄧小平是「黨內第二號最大走資派」,而鄧是黨總書記。文化大革命一來,劉鄧如草芥被紅衛兵所毁,這無論如何說不上有合法性,易言之,就是奪權。

大陸天地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香港當時有一個中方組織叫新華社,受極左邪風影響,也在香港發動類似紅衛兵的運動。這把爭取工人權益運動脅持到內地政爭這條船上,把打砸搶移植來香港,幾番硬碰,炸彈浪潮湧現,菠蘿遍地開花,死傷枕籍,促動港英更強力鎮壓。這令得左派元氣大傷,文化大革命前在香港社會普遍受尊重的親中組織,一場武鬥下來,遭到大眾唾棄,丟失辛苦多年掙來的政治和道德高地。

左派對此是有苦自己知,緊跟中央文革小組的下場是失去一切。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撥亂反正,對文革作出正式評價,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大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當時香港左派系統都傳達了這一決議,並總結了以下幾個字﹕勿強出頭,韜光養晦,團結可以團結的朋友。本來這已是共識,詎料到了二○一○年五月,親中團體一些人突然重提六七暴動,把本已癒合結痂的傷口再扯脫大片皮 肉,鮮血淋漓。

中華民族經過十年文革苦難,最後丟棄意識形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可惜的是,香港的一些人不明白這條路之前的山徑羊腸的崎嶇不平。這是存在決定意識的結果,也是屁股決定腦袋的因由——香港左派在當家作主的背景裏,在中國崛起的氣候下,渾忘六七暴動是戰後香港社會的最痛,一些人的大言炎炎的講話,為這段長藏歷史陰暗角落的動盪日子翻案,對聲聲說要創造和諧社會的「主旋律」不啻是清脆響亮的一記耳光。

從「六七」到「六四」到「五一六」,連串數字訴說着香港一段段歷史。縱然這些年間,因着政治原因,這些事件在官方監視下有着與真相迥異的說法,但必須告訴你們這一代,事實不容抹煞,更不容以花俏的門面工夫扭曲篡改。

說一件更遙遠的事。一九五八年,日本作家山崎豐子以《花暖簾》奪得直木獎,這是和芥川獎並列的小說大獎,所不同的,芥川獎是給純文學作品而直木獎則是給社會小說。山崎豐子在領獎時說了一番到今天仍如晨鐘暮鼓的說話,「我好像寫不來盆景似枝葉綽約的小說,也不想寫。想寫的是造林小說,如同一株一株在禿山上植樹造林。對於我來說,我覺得從養育自己的風土中凝視人,是為確實有把握的方法」。山崎豐子以自己的寫作生命作為這段說話的證言,為日本社會敲響了警鐘。

深澀了些嗎?山崎豐子追逐的是一種大歷史觀,而不是捨本逐末的枝葉,她追求歷史長河裏的深邃視角。你們應該好好掌握這一能力,不致讓一時三刻的假象及枝節蒙騙。

祝大家健康耳目清明

安 裕

二○一○年五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