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8-09

林天悟:為何負面報道價值更高?

每年會考放榜,一般都是傳媒實習同學的最後「功課」,採訪完試場上的狀元、生命鬥士考生、失敗者及撲位亂況後,各位同學就要收拾心情,享受完餘下的暑假後再回歸校園。

這群二十出頭的青澀臉孔,由衣言行到工作態度,每年都為行內人帶來「夏日熱話」。綜合行家意見,近年實習同學打算在畢業後投身傳媒的意願愈來愈低,被問及為何讀新聞系時,不論是真心抑或假話,不少同學的答案是:「我都唔知為乜。」正因為讀書動機不明,他們在實習期的表現亦不甚了了,許多行家已視「帶實習」是一種負累,因為最終要把工作扛下,而指導過程亦很費神。

缺乏「好奇心」致命

有行家指現在的實習同學普遍患有「公主病」或「公子病」,捱苦能力有限,太早、太晚或太辛苦的工作都不做,甚至斷言拒絕公司指派的採訪任務,理由可能是慣了穿高鞋和裙子,不適合做勞操採訪,甚至以住所偏遠,不能早起等藉口去推卻。

行家形容這群年輕人最致命的之處,是缺乏記者應有的「好奇心」,處理新聞時態度欠嚴謹,上司要花更多精力去提防出錯,但對工作幫助卻不大。

行家對實習同學普遍的評價是「一代不如一代」,但不能否認他們本質不壞,而且學習能力很強,對新媒體資訊蒐集能力極高,論質素而言,其實不比任何一代的前輩差,只要治好「頑疾」和稍加磨練,相信不差。但可以預計的是,他們遇到的機會遠較上一代為少,要在社會梯階上要爬升就更困難。

當然,同學中仍有一些有理想、有熱誠、有能力的青年,雖然為數不多,但行家遇到這類後輩倒是十分樂意教導,這類同學在實習期完結後,更會被傳媒機構聘用當兼職,或者承諾在他們畢業後聘用。

今年實習同學在大學生涯受到民間運動衝擊,不少人特別關心社會政策和不公義現象,甚至曾參與過反高鐵運動。有同學在政改投票一役,上班時是新聞記者,下班後則匆匆趕到立法會變身示威者,有人甚至請假去示威,十分有心,但容易流於理想化,尚待變得成熟。

臨別依依,有同學提出了一條很有意思的問題:「為什麼傳媒總是愛報道負面新聞?」有行家直接地說:「歌舞昇平的新聞賣不了錢,你何時見過正經周刊好賣過淫賤周刊?」從經濟效益證明,受眾願意為負面新聞付更多代價(時間和金錢),血腥色情或者悲慘的報道遠較陽光故事受歡迎,為什麼呢?

負面新聞主要有三大類型,一是政治或社會危機,例如政府強行設立惡法、施政醜聞或疫症爆發等等;二是民間案件及事故,例如兇殺、自殺及風化案,或濫毒風氣蔓延等等;第三類是涉及個人操守失德,如富豪淫亂史、高官受賄、權貴欺民劣行,以至明星名人淪落等等。

可彰顯社會公義

就算是負面報道,其效果亦有程度輕重及本質上分別。部分誇張失實及一味追求血腥色情的報道,是屬於「全負型」,對傳媒信用、新聞人物及市民均有壞處,唯一得只是一時三刻能搶到觀眾和讀者的注意,有時過了火位更會引火自焚,過去亦有雜誌因為刊登了具爭議性的內容,惹上官非及被迫停刊。

但負面新聞亦可以具有正面作用,例如踢爆權貴惡行,將有助於彰顯社會公義;或者官方在疫症或戰爭期間企圖操控新聞,但傳媒堅持「社會良心」發放真實消息,雖然會引起社會震動,甚至造成群眾恐慌,但最終反而令社會更安全,在○三年沙士一役,本港傳媒就打了一場漂亮的仗。

另一經典例子是一九六八年越戰期間,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已故主播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親赴越南採訪,他在新聞報道中,直指國家的越戰策略完全失敗,質疑真實戰況並不如政府宣傳般樂觀,美國不應繼續戰事。

克朗凱特在全新聞主播的地位首屈一指,更曾被美國民眾選為「最可信的人」,他對越戰的質疑並沒有長篇大論的文件作證,但那是他親赴戰場體驗後得出總結,結果令民眾反戰情緒爆發,對其後美軍撤軍的決定具有重大影響。克朗凱特於去年七月逝世,這位明星級的新聞主播,絕對值得有志投身新聞行業的人學習。

讓我們再從採訪成本和人性特質這兩方面,對受眾偏愛負面新聞作一步探討。傳媒機構每天都會收到許多採訪邀請,其中九成九都是歌功頌德或新產品發布,哪有機構會為自爆醜聞而召開記者招待會?誰都明白處理正面消息時,受訪機構或人士一般都樂意配合,但要揭穿醜聞或負面消息,調查過程所花的人力時間和風險肯定更高。

外國更有記者為採訪黑幫新聞而被殺,而內地記者踢爆政府或大機構醜聞時,更可能遭受起訴或暴力迫害,代價不菲。

於是,按成本效益的計算,受眾需付出同等的金錢和時間去接受新聞資訊,當然投入到「成本較高」的「爆料」傳媒當中,因為感覺較「超值」。在這種情況下,大新聞機構有較多資源取勝,小報機構則毋須太顧慮到商譽,兩者都有優勢;反而中游位置的傳媒,在良好意願下卻變成縛手縛腳,難以突圍。

從人性特質方面來說,不能不想起美國第一才女Susan Sontag的名作《旁觀他人之痛苦》,她質疑人們看到戰爭消息的反應:「究竟是激起了我們對暴力的厭惡痛絕,還是磨平了我的同情心?旁觀他人的苦痛究竟是為了謹記教訓,還是為了滿足我們的邪淫趣味?」、「對那些逐一闖入眼簾的淒楚,人們的反應可能是怨憫、憤怒、認可,或覺得過癮」,這種看法同樣適合用來分析負面報道。

曾有社會學家和社會學家發表研究報告,指出相對於痛苦而言,快樂的經濟效益更容易消散,例如人們意外獲得十萬元,可能會快樂一個晚上;但不幸損失十萬元,卻足夠懊悔一生。

激起憤怒或同情心

另一方面,快樂是相對性的,如果發現自己比他人優越,較能產生快樂感覺,所以「健康的人見有病的人,很易快樂;小病的人見大病的人,亦會快樂」(見「林行止專欄」,○五年九月)。負面新聞激起的憤怒或同情心,最終可能是為了滿足個人的「邪淫趣味」,旁觀他人的痛苦之後,受眾總能找到優越的理由,最終自覺或不自覺地產生快樂的感覺。

值得留意的是,在文明開放的社會,負面新聞的比率遠較鐵幕國家為高。極權國家的當權者極力操控新聞資訊,但全面唱好的「和諧社會」底下,其實是絕不和諧。當傳媒「報喜不報憂」,反而更損公信力;但只重「報憂不報喜」,卻容易淪落到「扒糞」地步,香港傳媒處於何種境地呢?留待讀者和觀眾去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