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8-11

李怡:仇富情緒與司法危機

最近香港社會正瀰漫兩種不健康情緒,一是仇富情緒,另一是對香港司法信心動搖的情緒。這兩種情緒又會合而集中表現在對輕判包致金姪女 Amina案的反應上。香港人過去並不仇富。對於在香港憑本事與機緣致富的華人,大多數港人只會視為奮鬥的榜樣與目標。因為過去我們都認為,香港的公正法律保障了香港是一個基本上機會平等的社會,這裏沒有政治鬥爭,沒有強權對市民自由人權的干預,人們只要刻苦拼搏,肯動腦筋在法律底下各顯神通,逐漸開創事業至少可以供樓上車。然而,回歸後,由於大地產商、大商家操控了立法會功能組別、操控特首選舉委員會,更因他們與北京掌權者的關係,使特區政府的施政不斷向大商家傾斜。以至今天,不僅中等收入的打工仔買樓無望,而且要創業做點小生意也要把辛苦營利奉獻給貴租。中大生活質素中心早幾天發表的香港生活質素綜合指數,創七年來新低,比 03年沙士時更差。主要原因是市民負擔物業價格能力持續下降,這與地產商托高樓價和政府高地價政策絕對有關。於是近來的天匯事件、大浪西建富豪樂園事件、八達通賣料風波,配合市民上車無望心情,刺激起仇富情緒。這種情緒將導致港人放棄默默耕耘奮鬥精神,而傾向抗爭。

香港向以司法獨立公正而享譽亞洲。回歸後,儘管行政、立法與新聞自由都已明顯倒退,卻因司法獨立公正,而使香港在國際輿論與市民心目中仍維持「不變」的形象。 99年終審法院大法官李國能在居港權案件所作判決中說,「特區法院根據《基本法》條文,可以決定人大或人大常委會的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儘管這段話導致人大釋法,但香港司法機構仍本着對法律的忠誠,依足法律條文公正審理所有案件。上月 16日,李國能在退休告別儀式中說,他堅持一個獨立的、維持市民權利及自由的司法機構,可以在香港繼續發展。可見,維持市民的權利及自由,是司法機構最大的使命。

筆者特別要提到終審法院的大法官包致金。在 05年審判梁國雄違反公安條例案中,終院五名大法官中 4人認為,按照公安條例,警務處長有權以公共秩序為理由限制和平集會。唯一持反對意見的法官是包致金,他用了 20多頁來陳述他的反對意見,他認為儘管要求示威者事先通知警務處長合乎憲法,但警務處長在事前限制和平示威的權力則屬違憲。因此,儘管長毛敗訴,但他表示由於包致金的異議,起碼在公共秩序的定義上得到「小勝」。

包致金是終院法官中以開明和尊重人權著稱的法官。如果認為 Amina案的輕判與他有關,既不公平也欠缺依據。

Amina 案關鍵不在於法官的判決,而在於警方的檢控,選擇了刑罰較輕的條例起訴,分別控以不小心駕駛而不是危險駕駛的罪名,以及引用可緩刑的《警隊條例》而不是不設緩刑、罪成必須監禁的《侵害人身條例》起訴。通常律政司對警方提出的檢控不會插手,但律政司對 Amina案,卻以撤銷被告第二項襲女警罪名來交換被告承認三項控罪,說明律政司對此案有所插手。因為倘同案有兩項襲警罪就非判坐監不可了。

阮偉明是一向「手輕」的法官,他按控方提出的控罪判 Amina感化,根據是控罪的指引。法官獨立判案要既不畏權勢也不畏群情。覆核若因群情而改判,我們反而更會擔心司法不能獨立。

香港法院過去 4年審理《侵害人身條例罪》案共 25次,入罪僅 8次。遠低於裁判法院 76%的定罪率。 Amina案的不公,不在於法院裁決,而在於警方與律政司的檢控。尤其是相對於過去示威人士多次只是輕微碰撞就被控《侵害人身安全罪》的襲警罪來說,更顯不公。而律政司在原審覆核後,瞬即表示會上訴,也有順應民情「抽水」之嫌。

考慮到律政司過去多次放生名人,以及根據習近平副主席提出的「三權合作」的指示,律政司儘管無法指揮法院,卻可能從檢控方面先行「合作」,這是根據過往事實可以猜測之事。

有陰謀論認為律政司「輕控」 Amina,是要挑起民憤並把矛頭指向包致金。終審庭若一旦失去了開明而尊重人權的法官,就難保日後的裁決向權貴傾斜了。

司法向權力傾斜,才是香港社會的真正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