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02

蔡子強:漫談政治人才培育


【日月報】前一陣子,英國工黨黨魁選舉,本來有5人角逐,鬥到最後直路,剩下兩人叮噹馬頭, 分別是前外相文禮彬(DavidMiliband),以及前能源和氣候變化大臣文立彬(Ed Miliband) , 結果後者爆冷贏出。

這兩人究竟有何共通點?我當然不是膚淺到想指出兩人是兄弟,而是想帶出另一個有趣話題——兩人都是畢業於牛津大學的「政治、哲學、及經濟學位課程」(Politics,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PPE)。

其實除了兩人外,另一位競逐工黨黨魁的Ed Balls,也一樣來自牛津PPE;至於英國執政內閣中,也有至少6 位牛津PPE 校友, 包括首相卡梅倫和外相WilliamHague;至於整個國會(下議院),也至少有35 位議員是校友;過去的顯赫政壇校友, 則包括前保守黨首相希斯(EdwardHeath) , 及前工黨首相威爾遜(HaroldWilson),至於當過大臣的,更是多如牛毛。

牛津大學的PPE 課程

8 月31 日BBC《News Magazine》的網頁中,亦刊登了一篇由Jon Kelly 所撰寫的文章,題為〈Why does PPE rule Britain?〉,煞有介事的探討,為何由畢業於牛津PPE課程的精英管治英國,這個課程究竟有何煞食的地方?當中又有何玄機呢?

這個課程最初是牛津於上世紀20 年代引入,取代主要由哲學和歷史科目組合而成的「經學」(Classics,又稱Greats),作為培訓公職人士和從政者的搖籃,因為牛津認為,隨時代變遷,已不足以讓學生充分裝備自己進入政圈,因此當最初引入PPE 時,是稱之為「現代經學」(ModernGreats)的。

這個課程設計的精髓是,要了解複雜的社會現象,人們必須從跨學科的分析角度和視野來剖析。哲學提供「形而上」的分析工具,例如知識論、邏輯、思考方法等,以及喚醒學生要時時刻刻對事物有倫理道德層面的反醒;而政治學對於有心從政的人來說,當然是最基本的;最後,經濟活動在現今社會中的重要性,也毋須多言。

闊度vs.深度通才vs.專才

這種強調「闊度」多於「深度」, 「通才」多於「專才」的課程,與英式公務員制度和西敏寺式政制中,恍如家常便飯的崗位輪換,可謂絲絲入扣。

這種跨學科課程的另一好處,就是因為當中牽涉政治、哲學、和經濟3 門學科,學生亦因而不能從單一的角度和思維方式來處理問題,沒有單一簡單的答案,討論的氛圍會更加多元化,學生更加需要保持一個開放的心靈,這正是在今天這樣一個複雜、多元社會中,從政者所必須具備的素質。

更何,這個課程以大哲學家蘇格拉底追求學問的方式作為教學方法,那就是,老師的主要角色,就是不斷提出問題,而非答案,來刺激學生的思考。學生的觀點以至思維方式,會不斷受到挑戰,從而被迫苦思如何可以守護自己的觀點、立場。

截然不同的美式政治精英培育

有趣的是,美式的政治精英教育,又是另一回事。

政治學者Donn M. Kurtz II 及Mandy A.Simon,在2007 年撰寫了一篇學術論文,題為〈The 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Elite: 1949-2001〉,當中探討了美式的政治精英教育。研究蒐集了578 位美國政治精英,如總統、副總統、內閣部長、國會領袖、委員會主席、兩黨黨鞭、最高法院法官等的教育背景,再進行分析。

與英國的「牛劍」(Oxbridge)現象不同,美國的政治精英來自更多元化的大學。

578 個樣本當中,最多的來自哈佛大學,但其實也只是佔11.4%;第二是耶魯,只佔6.6%;第三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只佔3.1%;最頂尖的13 間大學(其中一間竟是英國的牛津!),加上來,也只佔36%。這與英國的牛津、劍橋幾近壟斷性的地位,可謂大大不同。

如果把樣本收窄至17 位正、副總統,哈佛也一樣只佔12%。相比而言,英國史上53 位首相,共有26 位首相來自牛津,15 位來自劍橋,合共高達總數的77%;戰後的比例更加集中,14 位英國首相當中,更有9位來自牛津,單是一間大學,便佔了總數的三分之二,當中包括了前述就讀PPE 課程的卡梅倫、希斯及威爾遜。

多元化的大學背景但更專才的訓練另一點與英國不同的是,當英國以PPE這樣的「通才」課程,作為最有代表性的政治精英教育時;美國則是以法學院這樣的「專才」教育,最有代表性。

在578 個樣本當中,讀法學院出身的美國政治精英,竟然高達52%!如果把樣本收窄至17 位正、副總統,讀法學院出身的比例仍然高達35%。

在美國,從政要更如魚得水,似乎靠的是法律的專業訓練,而非社會、人文學科的廣博知識根基。因此,兩地的政治領袖表現出來的氣質和修養便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 兩地政治精英的仕途(career path),也因此有所不同。正如前述那篇題為〈Why does PPE ruleBritain?〉的文章所提到,英國講求的是今天打理監獄,明天可以掌管經濟,後天可以在外交圈長袖善舞的全才政治家,情就如香港的政務官(AO)一樣,崗位轉換如家常便飯;但相反,美國的政治精英,卻多是在一個領域從一而終,循序漸進,拾級而上。這與兩地的政治人才培育方式,可謂大有關係。

在香港,雙普選可能於未來10 年落實,那麼,我們為此而準備的,又應是哪一套的政治人才培育模式呢?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