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28

安裕:日本作家和諾貝爾獎

細讀賴明珠先生十月十六日明報世紀版的〈村上春樹仍然未能諾貝爾獎〉,心裏那片烏雲揮之不去。我不是村上春樹的本格派讀者,只是偶然經過的路人甲,前幾年翻開《1Q84》也是由於打算替大陸網站做點事才從日本訂回來。雖然之後間中抓一本村上春樹來讀,前一陣子也把村上春樹替《朝日新聞》寫的釣魚台文章細閱過,可是要我來講村上春樹作品年表是完全不合格。然而諾貝爾文學獎公布至今,村上春樹和莫言這兩個名字在腦海裏晃動不止,一個是日本作家,一個是中國作家,一個是盛譽作家,一個是諾貝爾獎作家,這種鋪排比對難免令人想到:村上春樹和諾貝爾文學獎是永遠的擦身而過?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餘音裊裊,不光是人們期待莫言到瑞典領獎那天會說一篇什麼樣的講話,更多的是問村上春樹會不會終有一天得獎。我不是評委,無法知道,但可以說,日本社會對今年的文學獎很有期待。十月十一日宣布莫言得獎那天晚上,法新社從東京發出一張四個女讀者在餐廳準備祝賀村上春樹得獎的新聞照片,其後她們得悉村上春樹無緣文學獎後滿臉落寞。文學獎公布前兩天的十月九日,日本皇太子出席東京六本木的國際交流基金會頒獎活動,得獎人是沒有到場的村上春樹。基金會的讚辭說,村上春樹的作品譯成四十種語言,「令到外國讀者關心日本文化」。從皇太子在文學獎公布前夕出席頒獎場合,到讀者認定今年文學獎必會落入村上春樹的企盼,日本社會是先有期盼而後落空:無法在今年繼一九六八年的川端康成、一九九四年的大江健三郎後再有一個文學獎得主。

村上春樹成了日本文壇今年的最大殘念,不過我總覺得村上春樹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態度,或者不是日本社會和他的讀者那樣的熱切,不但是因為要接過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的棒是極有要求的任務,更多的是村上春樹決心走的不是川端康成的舊路,是迹近大江健三郎的民主主義文學大道。必須承認,日本文壇對村上春樹的期待其來有自,日本文學氛圍是普及到只要伸手到地鐵行李架就能找到一部不知哪個乘客留下的文庫小說,還有就是從質到量都氾濫的翻譯文學,外國文學從面世到日譯本出版,一般只要十四天。再說,純文學的芥川獎和大眾文學的直木獎一年各頒兩次,不少如今名滿文林的作家出身兩獎。芥川獎和直木獎雖多但不濫,沒有適合的作家便會從缺。兩個獎都有獎金,芥川獎是一百萬日圓。戰後一段長時間,芥川獎和直木獎不但是孕育作家的搖籃,更是哺育作家的奶瓶,當時兩獎的獎金是二萬日圓,東京五星酒店的咖啡那時是一百日圓一杯,兩萬日圓足夠筆下生風但未至洛陽紙貴的年輕作家再多一段時間培養自己。當然,兩獎的獲得者不一定從此平步青雲,以後歲月磨蹭要靠自己了。

川端康成對日本傳統美的追求

川端康成一九六八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年在頒獎禮讀出《美麗的日本和我》的演說,表達了他對日本傳統美的追求,成為日本文化界極具代表性的思想體系。一九六八年的川端康成得獎還有兩重意義,一是當年是明治維新一百年,一是同年美國願意交還戰後佔領二十年的沖繩。一個唯美派作家肩上是沉重的非文學重擔,加上大量公開活動,令他無以提筆寫作。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川端康成只寫了兩個短篇和一些隨筆。一九七一年,三島由紀夫闖入自衛隊司令部切腹自殺前,川端康成趕到現場,是唯一三島由紀夫允許可以入內的一人。三島由紀夫先切腹再由旁人把頭斬下,川端康成受到極大刺激,說「砍下腦袋的應該是我」。十七個月後,川端康成被發現口含煤氣管在家中自殺身亡。

日本作家的自殺以川端康成最轟動,死前沒有留下遺書,何以自戕,於茲四十年仍不得而知。川端康成的死,與同樣也是自殺身亡的有島武郎、芥川龍之介、太宰治、原名喜等作家不一樣,由於他的諾貝爾得獎人身分以及與三島由紀夫亦師亦友關係,令人猜測再三,到底是他頂受不住巨大壓力而自尋短見,抑或是三島由紀夫之死觸動到他的生無可戀,這是日本文壇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謎。勉其而言,川端康成死前不久為作家林房雄寫的集子序言令人有所猜測,日本文學評論者認為這篇短文是「三島由紀夫的鎮魂曲」,是耶非耶,不妨找來一讀。現實上,川端康成之死結束了唯美派的年代,開始進入另一世代,那是七十年代初,全球風起雲湧,是覺悟的年頭亦是反省的時刻。也是一九七二年,村上春樹在早稻田大學畢業。

川端康成與村上春樹之間的是年齡斷層,也是對舊有意識形態的撕裂。在六十年代的川端康成與二十一世紀村上春樹的兩者之間,大江健三郎無疑是扮演了極其關鍵的黏合及指向角色。人們仍在密麻麻的字海,企圖從《1Q84》找出其中微言大義的時候,其實只要翻查大江健三郎年譜,一九六○年第一次日本反對《美日安保條約》鬥爭,也就是村上春樹在《1Q84》以這次鬥爭為小說時空背景之時,大江健三郎加入了「安保批判之會」這個反安保組織,並在同期作品《嚴肅地走鋼線》以及《持續的志向》毫不保留顯現他的反安保思想。一九七六年,大江健三郎在《萬延元年的football》長篇小說一身分作二,其一是在反安保示威中受傷的青年,其二是只思考不行動的另一人。寫到這裏,只要讀過《1Q84》的必然心領神會,大江健三郎的《萬延元年的football》與三十多年後的《1Q84》兩者之間有着一根看不到但掌握得到的紅線,把上承夏目漱石的民主主義文學緊緊連結在一起。

大江健三郎走進社會街角

一九九四年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在頒獎禮上發表的《曖昧的日本和我》,顯而易見是對川端康成《美麗的日本和我》的變奏曲。他在演辭歌頌專研法國文學的學者渡邊一夫,「……在大戰爆發前夕和激烈進行中的那種愛國狂熱裏,渡邊盡管獨自苦惱,卻仍夢想着要將人文主義者的人際觀,融入到自己未曾捨棄的日本傳統美意識和自然觀中去,這是不同於川端的『美麗的日本』的另一種觀念……」。大江健三郎的人道主義精神影響了日本嬰兒潮,從唯美的川端康成走進現代社會的街角、馬路邊、庶民屋子。在這一階段而言,《地下鐵事件》及其之後的村上春樹作品與人文氣息極其重的大江健三郎不約而合,這既有令人感到村上春樹的私淑弟子的本質,也有通過村上春樹的眼睛和鋼筆,建構大江健三郎之後的日本民主主義文學。

村上春樹與大江健三郎的不謀而合多不勝數,究竟是兩人之間的默契,還是心有靈犀一點通,這是有趣的質疑。今年九月二十八日,中日關係因釣魚台紛爭激鬥之時,大江健三郎與八百名社會知名人士發表公開信,質詰日本政府未能正視歷史,挑起事端,並以四十年前學者井上清的《釣魚台諸島的歷史及其所有權》為證據,指釣魚台是日本從侵略戰爭得回來的,敦促東京政府正視侵略歷史。同一天,《朝日新聞》在第一版頭條刊出村上春樹的《小心暢飲烈酒煽動的政客名嘴》長文,在側翼攻擊巧言令色的政客。兩代作家對釣魚島的取態如此相似,只能以「同出一家」來作解釋了。

村上春樹的反建制本質在《1Q84》中已見端倪,在著名的《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更見其人文本色,在日本政治全面走向總保守化的當下,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樹的勇氣實在罕見。也許是懷舊,或許是過敏,可是作為有興趣於日本文學史的半途出家者,我總覺得他們與上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小林多喜二、德永直以及葉山喜樹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派一脈相承。當然,村上春樹和大江健三郎並非明刀明槍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的悲天憫人的自由主義者特質,在烏雲蓋天的今天閃閃生光。如今日本民族主義當道,一個諾貝爾獎帶來對保守勢力的推動,不是我們單從文學層次可以想像。村上春樹如何看待這一小小獎牌,是一樁頗堪玩味的猜謎遊戲。

對此,有一個詭異的個人感覺,有一絲隱性的真實感﹕皇太子參加的頒獎活動,村上春樹缺席,出版社編輯代他讀了一篇講辭﹕

「……現實中,我們的世界有地理性的國境。很遺憾,我不知道是不是必要,總之它是存在的。而且那有時會產生摩擦,引發政治問題。

文化的世界當然也有國境。不過跟地理性的國境不一樣,只要定心,我們就可以輕易跨越它。即使語言不同,生活方式相異,故事這一種心的狀態,是可以經由等價交換彼此分享的……」。

我閱讀到的是村上春樹缺席皇太子參加的場合,以及演說裏談到的「國境」一詞。隱隱透出「反叛」這兩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