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6-14

【評台】古治雄:一次沙盤推演 北京在考慮甚麼? (1100)

防暴隊3

近年香港社會燥動,早有論者指出,其根源是我們的政治制度無法適應社會演變。因為政權掌握在少數人手上,大部分港人沒有參政權力,也沒法改變現況,令社會怨氣無法宣泄;而本港公民社會逐漸成長,港人不止看重搵食,也由價值出發看重政治參與的權利。無論在管治高度或理念層面,政制都落後於形勢。

香港就如一個壓力煲,2017年的普選安排原本能為這個煲找到宣泄口,但觀乎北京官員和建制派不斷出口術為「普選」設定框架,港人早已不相信普選自自然然就會降臨。我們惶惶無依:為何自八九民運起,追求民主已二十多年,仍然落得如斯結局?

愈來愈人覺得,以往的議會抗議太過行禮如儀,抗爭行動亦形式化,講完、示威完就算數,政權對改革政制既無誠意,抗爭行動亦無用,社會追求新的抗爭方式,希望給予政府真正壓力。自此,民間出現抗爭路線分歧,這種分歧更牽連國族身份的選擇。

目前,香港爭取民主的路線主要有兩個,一是靠佔領中環這類大型公民抗命行動,威攝對手,二是以本土論述團結動員港人。不過,無論我們採用何種抗爭方法,面對的談判對手都只有一個,即控制今日香港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本文並無意探討這各種抗爭行動在道德上的優劣,亦無意評價運動中個別人物的言行。但筆者認為港人必須預計中共的行動和思維模式,唯其如此,才能知己知彼,作出合理的博奕選擇。

中共怕你嗎?

不久前,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提出,以發動萬人佔領中環金融中心的方式,令香港社會付出經濟癱瘓的代價,來迫使北京就範,給予港人真正的普選。這一著要成功,先決條件很簡單,就是這些代價真的足以令北京忌憚,因此,中南海在衡量過利害之後會讓步。

北京一直有安排中間人來港,就各種社會事務收風,順便傳達態度,近日收風的熱點,當是佔領中環行動。近來在政界流傳一種說法,筆者也有所耳聞,北京中間人的口風一律強硬,傳達的訊息是向港人指出,在北京的考慮中,對香港的政治控制凌駕於其他因素,甚至凌駕於「保持香港繁榮穩定」這點之上。

近日,來自不同陣營的資深中國記者程翔及建制派的葉劉淑儀均意見一致,指出這可能是佔領中環的最後結局,即佔中遭受武力打壓。按理,現階段北京不可能示弱,否則將揭露底牌,便影響了他們在日後和本港民主派的博奕,所以,現時其強硬取態是否靠嚇,到底能否強硬至明年佔中發生時,尚未可知。

北京這種強硬取態,並非無前科。最近解密的戴卓爾夫人外交密件曾經透露,在香港回歸之時,時任總理的趙紫陽就已明確表示,如果要北京在香港的繁榮和主權之間選擇,必然選擇主權。現時北京的取態,其實是一貫相承的國策,把「領土主權完整」之類的綱領,奉為金科玉律,為此,犧牲一切都在所不惜。北京雖然沒有說出口,但把這種取態推至極致,就是:我寧願出坦克都唔俾你選。

要估計北京的行動模式,從來都不能單靠個別「北京消息人士」放風。當今中國政治不民主,仍以宮庭鬥爭決定權力分布,北京各派系長期互相傾軋,本港建制派之間也各懷鬼胎,唐梁互鬥便反映了暗室決鬥,敵對派系發放對對手不利的消息,如放料給外媒報道政敵醜聞,以達致「出口轉內銷」,打擊對手威望,在所多有。所以,若有唐營中人跟你說梁振英不行了,中央要換特首,毫不稀奇,因為他大有放流料的動機,反之亦然,是以,本文的「消息」只是切入點,並非立論依據,反會嘗試以中共的實際利益和行動習慣,推論他們對本港民運的反應。

習近平

領導人的「理性」選擇

讓我們姑且把泛民主派分為「激進」和「溫和」兩翼,激進民主派近年常批評溫和民主派的爭取民主方略,認為他們太過妥協,拖累民主進程,這種批評也許屬實,但學理上「激進」「溫和」兩種主張其實未有進入真正的討論,雖然「溫和」泛民近期已經改變了原有路線,但透過批判檢視溫和路線,有助我們了解香港民主運動的脈絡。

要批判溫和派,先要明白他們的行動根據。不少政治學研究指出,若一個地方經濟發展先行於政治改革,它已建立了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如果社會又沒有嚴重撕裂(如部族仇殺),教育又夠普及,政治改革一般都會順暢。隨著當地民主條件成熟,建制內外的開明派合作,一起推動政改,最終就可以以最少的代價,建立一個成功的民主政體。

若果改革不成,社會反倒以革命方式推翻舊有政權,那反而要付出較大的代價,例如社會撕裂、經濟發展停頓以至流血,在革命過程中掌握行政資源和經驗的保守派和開明派互鬥,新政權要適應行政,而兩派累積的仇恨,也可能後遺至爾後的民主社會。

談及近年全球已發展地區的民主化經驗,本港學者常把目光放至南非、台灣、南韓等地之上,希望香港能夠彷效這幾個地方的建制內外合作經驗,一旦條件成熟,政權當中出了一個蔣經國、戴克拉克,就水到渠成,成百年之業。昔日溫和民主派學者的行動根基,某程度上源於上述地區的經驗,香港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地方,行政仍算廉潔高效,正好走建制內外合作之路,慢慢讓香港過渡至民主社會,以避免民主化時的動盪。

這種政策路線在政改方案後宣告破產,最大的原因,可能在於忽視了不同國家政治形勢之差異。

上述幾個國家的民主化,都沒有受到其他外來主權的宰制,甚至得到外來的助力,南非、南韓、台灣等和西方國家關係密切,西方各國出於各種利益原因,也許不會真誠地支持這些地方的民主事業,但西方各國無論怎樣也是民主國家,政府無法壓制國內的自由輿論,受西方各國扶持的獨裁政權舉凡倒行逆施,或多或少會受到西方媒體批判,這些監察,對西方國家的政客,和依靠西方國家的獨裁政權,均構成壓力。

但香港全無這些條件,最重要的是香港並非一個主權國家,政治權力掌於北京這一個專制政權之手,即民主派的談判對象,是一個獨立於本土的專政勢力。和任何對手談判都需要籌碼,但民主派一直都只有本土動員力,影響力無法遍及深圳河以北,完全無力撼動對方的專政。台灣、南韓、南非的政權均植根本土,並無退路,一旦民心向背,政權即不推自倒,他們國內的民主派每強一分,對手就弱一分,一旦其取得主流民意支持,即手握對方生命線,獨裁政權就會面臨巨大壓力。相對而言,無法威脅對手根本的溫和泛民,手上籌碼太少,只能寄望對方主動釋出善意。

政改一役後,溫和泛民發現,對方根本無意談判,更藉著談判打擊他們,於是改絃更張,走上抗爭之路。但無論對策為何,「敵人是獨立於本土的專政勢力」這個一非常不利的政治現實,仍是至今需要面對的難題。

取代談判路線的是佔領中環的抗爭路線,其邏輯是和北京的既得利益者「哂冷」,公民抗命,並賭他們不敢鎮壓。當泛民召集的民眾到達一定數目,政權便無法和平清場,若不敢鎮壓,就唯有妥協。韋伯曾經為「國家」提供了一個經典的定義:國家即是「籠斷使用武力的權力」的政治實體,即是說,一般人用武力是違法的,只有國家可以合法地施行暴力,並以此維繫自己的統治。在民主國家,這種權力由民眾選出代理人行使,在香港和中國,這種權力卻掌握在少數的既得利益者手上,佔領中環策略的問題,在於若政權不顧社會後果,堅持強硬回應,佔領中環就不能成功。是以,關鍵在於北京一眾領導人會如何取捨。

要推論北京的決定,必須思考一個問:到底香港對北京而言,還有甚麼意義?這裡嘗試列出一些可能性:

1. 香港在改革開放前,對中共的利用價值很大,當時的中國既被西方封鎖,亦復鎖國,更兼施政失誤,不少物質要由香港入口。在改革開放前期,中國一窮二白,中共式的經濟改革,在人類歷史上也沒有成功經驗,北京領導人不大可能像如今般自信爆棚,香港作為對中共資本和經驗的輸出地,自然無比重要。但隨著經濟慢慢發展,中國累積了資本和技術後,香港的重要性自然減低。

2. 香港的「一國兩制」本是鄧小平為台灣回歸而準備,香港作為一個示範單位,原意是垂範台灣,吸引他們回歸。但隨著回歸後香港經濟不景,政治死結不解,但台灣反而在經歷民主化的陣痛後,走向相對成熟的民主社會,藍綠兩營由撕裂而向「中道」靠攏,出現反示範香港的效果,台灣政界中人動輒以香港經驗為戒,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示範單位構想,幾已近破產。

3. 現時香港對於中共的戰略價值,主要在於完善的法規和金融制度,香港亦吸引了大量外資投資,是中國資金的重要出口,但2011年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7.31兆美元,對比香港的2437億美元來說,中共絕對能夠承受失去香港,關鍵是這樣做是否值得。香港一旦發生武力彈壓事件,經濟必然大受影響,但近年有說法顯示,伴隨著中國國力上升,北京慢慢有一種非常有自信的左傾思想崛起,甚至壓倒一直以來的現實主義方針,中共可能會有一種思維:大不了和外國斷交幾年,這種事又不是沒幹過,換了方式,香港照樣發展起來。

4. 有指中共官員在香港有很多資產,一旦香港出事,會影響官員本身的利益。此觀點很難有證據證實,但以獨裁政府官員的貪腐規律而論,把財產轉移國外事屬尋常,因為貪官或獨裁者的事業,本身就是高回報高風險的。這點較需要慎重考慮。但問題在於,中共官員也會分散風險,把資產置於不同地方,而且,中共領導人的決策,亦取決於是否有更大的利益,讓他們拋棄在港的邊緣利益。

李克強

關鍵在於中共「合法性」 

對古今絕大多數政權而言,執政的最大目的,是繼續執政,捨此以外,甚麼都不重要,對專制政權而言,這句說話尤其正確,因為社會沒有正常政權更替的機制,領導人一旦失勢,後果不只是下台咁簡單。而當今中國經濟發展良好,國家底氣十足,對於中共官員的實際生活而言,香港社會變得如何,本身不重要,港人的福祉或價值追求,對京官而言更沒有意義。

香港民主爭拗持續,社會發展停滯,對中國而言,本身沒有甚麼大不了;但如果香港有民主,北京的考慮便完全不同。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說法指出,北京一直擔心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出現:如果容許在深圳河以南的華人社會普選,他們該如何和深圳河以北的民眾交代?為何一河之隔就可以,河的另一頭卻不行?

同為華人社會,台灣的民主至少隔了一海,不在國人眼前;但香港和大陸關係密切,如果有選舉,更兼選出一個支持結束一黨專政的泛民特首,如何是好?中共中央黨校等中共智囊組織,自蘇聯解體後,一直在研究蘇共崩塌之謎,以為中共戒,他們當中不少人,力主中國要以經濟政績支持政權,更指出蘇共的崩潰,其實源頭正在於東歐鐵幕鬆懈,捷克、德國、波蘭等地的民主浪潮,一步步激勵鄰國的民眾,打擊政府機器的士氣,最終結束蘇聯六十九國祚。

蘇共前車可鑑,不論這種垂範效應是否存在,但對於近年的中共而言,在境內開一個民主缺口,卻是怎樣也不可以觸碰的大忌,因為其政權永續是凌駕於任何社會福祉的最大考慮,是以近年北京任何的改革倡議,其實都已沒有了內在(intrinsic)的價值追求,而是工具性(instrumentally)地希望為政權延壽。

這個題目可以另寫一篇文章探討,但表象不難尋找,新任總書記習近平上台時,已明確表示「不走西方邪路」,在對待一黨專政的問題上,北京追求最高安全系數,保住政權是凌駕一切的考慮,是以骨牌效廳的風險即使是理論上的,北京亦不希望承受。這是北京不肯給予港人民主的重要原因,並非北京很變態,硬是要港人不開心,而是出於中共的自我利益考慮。毛澤東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至中共最興講的「把xxx扼殺於萌芽之中」,在在反映其追求絕對安全的思維,港人對此不會不熟悉。

港人對形勢並非全無認識,近年不少人追求政治上的切割,要求香港可以更大程度的自我管理,他們當然明白中共不會輕易放手,因此頗為仔細地提出自治,放棄介入中國民主運動,期望北京就此收手,兩安無事。

但此理論實際面對一些操作難題,而這些難題一直未被處理。

第一個難題較好理解,就是中共追求絕對安全,即使你說只希望自治,我們為甚麼要信你?港人根本無法動搖中共在本土的執政基根,形勢比你強,我又為甚麼要放過你?

「自治」和「獨立」兩種說法,仔細考究有分別,前者是希望雙方在政治議題上切割,香港不追求推動中國的民主,也不希望獨立,以此換取兩安無事;後者卻要求一個新加坡式的獨立。傳播學有所謂perception is reality,不論這兩種說法分類如何,但對於北京的認知而言,卻是一概認為當中有「港獨」的企圖。自治路線要有成效,必須要證明,自己可以透過政治切割,說服北京放過香港,自治派似乎以為,只要香港放棄平反六四,北京就會乖乖退走,為甚麼北京要聽你的?但筆者從來沒有見過這方面的合理推論,需要更多論證。

北京近年最忌憚的,就是香港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無論「港獨」或「自治」,在北京而言,都沒有分別,觸及逆麟,不會容許,也沒有必要容許。何以如此?這不是說北京的領導人特別愛國或擁抱民族主義,他們很有可能是大中華主義者,但縱觀歷史,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國家領導人,包括孫中山、毛澤東,為了政治目的或利益,一切民族領土要求都可以讓路。我認為,真正左右他們決策的,是中共的獨有的權鬥模式。

在中國,有一句話流傳甚廣,以至傳說中共領導人自己都心知肚明,就是:建國以來,所有重大的政治錯誤,都是左傾錯誤。

要理解這句說話,必須要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權力運作方式,中共權鬥以宮庭暗室方式進行,關鍵在於哪一個派別提出的綱領,能夠滿足佔主導權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自改革開放以後,主張不折騰的務實派上台,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力,更日益消亡,政權殊少談理想,只剩下利益。

在中共的語言裡,左傾錯誤即是「冒進」,意謂為了達成目的而操之過急;與之相對的是右傾錯誤,即是「機會主義」,意指對革命的意志不堅。前者是單純的執行犯錯,一切仍是為了黨的利益服務,後者卻反映了該黨人偏離黨的意願,意圖改旗換幟,背叛組織。中共歷史上犯右傾錯誤的領導人大多沒有好下場(因為左而沒有好下場的,大概只有四人幫)。這種政治現實,令中共黨人歷來是寧左勿右,即使他們知道「左」對大局有害,而歷史也已告訴了他們從前犯「右傾錯誤」的領導人都是正確的,但他們仍然傾向左,這是出於自保的考慮。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貪污腐敗,打壓人權,為了轉移民眾壓力,除了加緊發展經濟外,中共亦自居為民族利益的唯一代理人。中共本是紅色政黨,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當年馬克思的名言「工人無祖國」,中共黨員理應知之甚詳,但由江澤民發表「三個代表論」開始,中共突然變成代表所有階層的政黨,由代表「無產階級」變成代表「中國」這一個整體,反映中共的質變:

  1. 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2. 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3. 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箇中原因,不難理解,就是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理想的中國,要為自身尋找另一種價值基礎,以抗衡國內外的道德指控,而作為專制政體,也不能選擇訴諸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理念,民族主義式的正義便是其最佳選擇。民族主義已成為中共合法性的重要來源,這種民族主義的背景是中國的百年積弱,而經濟改革成功的中國共產黨則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對於這樣的一個中國而言,「李鴻章」三隻字是最大的夢魘,最不能做的事,就是「喪權辱國」,因為這代表唯一合法性的淪喪。

中共自改革開放到如今,即使敢在民主自由等議題上大放厥詞,卻從來都不敢向民族主義式的說半句不,其表現有可能過猶不及,作繭自綁。比如說,國際政治學界普遍認同,中日衝突其實為兩國內政問題,在中國這一邊,說的就是中國慣以高舉民族主義轉移國內社會壓力,日本那邊就以外交轉移經濟問題的視線,但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又異常惡劣,亦和日本有廣泛經濟合作,迫使中國政府既要照顧自己一手培養的民眾情緒,又要顧著睦鄰,不能開罪日本過甚,因此處於時而對日親善、時而施壓的兩難境地。

中共經歷高舉無產階級至高舉民族主義的轉型,同時間,民族主義也成為中共內部的緊箍咒,在中共在內部權爭中,很難想像有任何一派的勢力敢於在民族主義旗幟這一方面軟化,因為這只會給予政敵攻擊的機會,被冠以意志不堅的右傾罪名,成為數典忘宗的罪人。

歸結到香港問題,筆者相信,中共必會強硬處理「港獨」,這與其說是出於愛國民族情懷,倒不如說中共有不能讓步的壓力,這是基於內部博奕的需要:誰都不敢越「專政」和「民族」的框架,反而在這兩個議題上保持強硬,擺出忠心的左傾態勢,有利和其他派別競爭。

保住權力比「善治」更重要

一直以來,在討論民主運動抗爭方式時,都有一個前設,就是以「善治」角度探討北京的決策,本港能夠和建制溝通的知識分子,也一向慣以這種邏輯向北京進言。但這個前設可以是錯誤的,關鍵在於對北京領導人而言,「善治」的考慮和他們自身利益的考慮,不一定等同。

行政學有所謂「代理人問題」(Agency problem),即是當一個組織過於龐大,或持份者太過多,他們就需要挑選或協商出代理人負責處理重要事務,而因為權力分布不等,執掌權力的代理人,很可能會作出不利於組織的決策,但這種決策卻可能是對自己他本人有利的。最顯淺的例子,莫過於前幾年的雷曼事件,管理層作出不合理的高風險決定,結果公司倒閉,決策人拍拍屁股已盤滿砵滿,事後公司作為一個整體受損,但也無法追究。這類問題在中共這種缺乏基層監察的組織,只會更加嚴重。

誠然,獨裁者這一份工,利錢大,風險也大,一旦政權倒台,當政者未必走得甩。但北京內部博奕狀態下的決策,卻可能迫使決策者作出對整體不利的「不理性」決策,這種「不理性」沒有即時後果,只有長遠後果,而且後果是由中共或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承受;對於中共個別領導而言,成本是由國民以至整個組織平均分攤,而在當下,他所得的利益卻遠大於成本,因為領導人還要計算行自由化路線而權鬥失敗被清算的風險,這種政治上的「競租」悲劇,屢見於中國歷史,其中有宮庭政治不能後退的悲哀。

政權因積重難返、既得利益者太多而不能自我改革,眼白白看著危機出現,人人心知肚明卻一起走向滅亡之事,也常見於歷史。中共若堅持以船堅炮利、國富民強等政績挑動民族情緒,以強行壓過社會矛盾,又拒絕民主憲政,政權最終會爆煲,其實不難推想,我相信,中共領導不可能沒有意識到風險,而領導人的裸官現象其實即反映這種集體決策缺失——連領導人都不相信自己國家的穩定性。

這種形勢,於佔中和自治切割兩種抗爭方法而言,都極其不利,這似乎是一個歷史的悲劇,也是任何本土民運要面對的絕大難題。

如果香港人要以公民抗命運動,例如佔中,以提高運動的鎮壓成本換取民主,那就要考慮北京領導人的決策天平很可能完全是自私自利,為了一己利益服務,因害怕香港鐵幕掀起的連鎖效應,以武力手段解決佔中,即使這會為香港社會帶來嚴重後果也在所不惜,因為政權才是最重要的。領導人在香港容或有邊際利益,但這些利益也難以和中央權鬥的需要相比。

走自治或獨立路線者,也要考慮香港處於擁有13億人口的強鄰旁邊,即使港人同心同德,希望尋求獨立,也無以武力爭取獨立的條件;如果,自治派打算以和平路線爭取民主自治,就要說服中共領導人,香港的民主必定不會北上滲透過深圳河,也不會為中共帶來風險,這個過程將會相當困難。畢竟,民主不會在你關注本土後自動降臨,最關鍵一步,即如何迫使中共妥協,總應有個說法或路線圖,否則,說好的「現實政治」原來只有第一步,將如何落實?

2013年的中國和數十年前的馬來西亞的國力和思維模式完全不同,港人既無威脅中共政權的能力,中共也非急欲擺脫新加坡之馬來西亞,她處於強勢之中,何必放過你?承接前文,有一種說法指,中共官員在香港有大量資產,因此不會讓香港沉淪,這種想法有一定道理,但把中共權鬥的模式一併考慮時,卻顯得疑點重重:中共領導人的海外資產有多少?照理,為分散風險,資產豈會集中在一地?香港是自由港,轉移資產很難嗎?最重要的,是以中共的內部決策模式和一貫思維,要說他們向任何「港獨」或「自治」理念妥協,絕不樂觀。以成本概念分析,就是在中共黨內主張「強硬鎮壓」和「中國民族主義」得到的權力優勢(或主張妥協的潛在代價),遠遠大於他們在香港的一點皮毛邊際利益。請不要把中共領導想得太過為國為民,「善治」甚麼的,從來都是為權力服務。

防暴隊2

最後:為了甚麼而活

筆者絕對支持本港的民主運動,但認為走哪條路都好,先決條件,是這條路走得通。潑冷水,是覺得若現實是一座大山,趕路的我們必須看得見,也但願我們繞得過。

本文並不預測佔領中環事件的結局,其結局可以是大團圓,也可以是開槍鎮壓,也可是是兩極之間,只是想指出一點:以中共的決策方式而言,將傾向以強硬手段回應。我可能是過於悲觀,但事前悲觀,總優於事後追緬。但願我錯,最好我是錯的。

筆者認為,無論是佔中運動或是保土運動,均要有心理準備不可能一蹴而至,佔中只會是一個開始,而港人開始有本土意識後,也不會突然就有滿天神佛下凡消滅中共,我們都需要有長期運動的準備,以保持民主運動的元氣,獨裁不可恃,終有衰弱而對社會控制減弱的一天,我們要為那一天有所準備。但要詳述這些理念,將需要另文再議。

日前和朋友閒談,這位朋友身在曹營,半隻腳在建制,因此,感受到北京在普選議題上的極度強硬,說來有點淒風苦雨,問筆者香港可有明天?我有時會想,不公不義,其實貫穿了整個人類歷史,以前讀政治,政治學者常說笑,謂政治學爭議各種概念和理論,但當中最沒有爭議的說話就是「The world is unjust」。但生而為人,幸運地讀過聖賢書,我有幸能明白基本的是非黑白,有些事是超越成敗,不能不作,它是人類自我賦予的尊嚴和價值,這些價值我稱之為公平正義。

在一個時代的高度上看,它們有時並不出現,但把人類歷史拚作一個整體來看,公平正義從未失敗過,千年以還,無數仁人志士,為這一個理想前仆後繼,「we are expanding the moral circle」,今天火炬到我們手,而我能參與這個過程,幸甚。最後,歷史充滿變數,願我愛的城市安好。

<香港民主運動 路在何方?>系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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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運動 路在何方?系列之一>

龍子維:暴力與非暴力的界限 由甘地打破食鹽專賣的不合作運動看佔領中環 http://tinyurl.com/lz245we

<香港民主運動 路在何方?系列之二

馬竇:萬世之後:聖女貞德在中環 http://tinyurl.com/o86jmyg

<香港民主運動 路在何方?系列之三>

安裕:周記以外:請再三細看 http://tinyurl.com/l8km5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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