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9-01

袁瑋熙:地緣政治:香港民主寄望公民社會 (392)

每次到台北少不了要到民生社區走一趟。這個恬靜小區,除了是一家超好吃鳳梨酥在台唯一門市的所在外,很多由俊男美女演出的偶像劇亦在此取景,據說台灣明星如張惠妹、張孝全、陳柏霖、阮經天等也在此居住。翻查下,原來這小區是一九六○年代靠美國援助建成。難怪說民生社區是全台灣第一個美式小區。

像這樣的美國產物在台灣隨處可見,台灣大學面對的大街叫羅斯福路,內湖有個幾分似美孚新邨的麥帥新城,以麥克阿瑟將軍命名。自國民黨來台後,美國一直在台灣地緣政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對台灣本地社會和政治舉足輕重。如今,在後冷戰格局、中國崛起下,地緣政治又是如何影響小島在國際社會的生存?如果地緣政治和美國對台灣民主化影響深遠,我們又可曾想過地緣政治跟港人爭取民主化有何關係?香港民主化是否只是港人之事?

走鋼線拿揑平衡

環顧全球的民主化,地緣政治從來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海之隔的台灣亦不例外。要理解台灣一九八○年代末從白色恐怖走到解嚴並完成民主化的這段突破性發展,便不能忽略台灣外交困境和美國不再力挺台灣的外圍因素。當時國民黨在孤立無援的國際形勢中,必須回到島內尋求合法性,透過吸納本土精英而進行民主化。如今台灣民主化接近二十年,物換星移。不少朋友跟我們說,昔日藍綠兩營,以及民間因統獨問題而撕裂的情况已不復見。現時台灣社會已逐漸告別統獨,轉而探求的,是如何與隔岸的中國建立對等的兩岸關係。

事實上藍綠兩營近年來都在積極商議對中政策。一邊廂國民黨在「一中各表」的曖昧姿態下與中國建立對等外交及頻密的經貿關係,尤其歐美經濟不景下中國成為台灣經濟的一大靠山,中國市場、中國資金、ECFA、陸客是支撐台灣經濟的重要支柱。看看數據,台灣對中國出口佔總額超過四成、對外投資超過六成,中國對台灣服務和製造業的投資分別超過六成和四成。另一邊廂民進黨也清楚知道,搞台獨也不能少理中國,因此他們也要尋求「中國崛起」下重新執政的道路,綠營高層甚至頻頻進出中國,對北京示好,並就「台獨」提出新的政治包裝。對藍綠而言,中國因素一天比一天重要,但即使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令藍綠雙方均不能與北京交惡,他們也不可能不顧及台灣民間社會高漲的主體意識而自貶主權。他們苦苦思考的就是如何在這條鋼線上把平衡拿揑準確。

連被稱為「台獨理論大師」的林濁水近年也提倡「穩健台獨」,以此與「冒進台獨」、「激進台獨」區隔。我們在台灣幾天,與他有過一席話。

收回台灣很頭痛

林濁水的「穩健台獨」不是那種沙文主義、大台灣意識的台獨,而是一套必須切切實實直視中國的生存之道。如果說中國崛起連美國也要忌它三分,小小的台灣在強鄰旁邊又有何生存空間?林濁水反而不認為中國崛起會必然扼殺台灣的自主。「 美國作為老練的帝國,以維持現狀為原則。除了冷戰時與蘇聯為敵,他不會與誰為敵。我是老大,只是有個不乖的老二(中國),事情挺麻煩的。」他反而認為兩權爭霸會為台灣的正常化和中立造就有利條件。

一般認為,周旋在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台灣必現面對親美還是親中的外交選擇。林濁水認同台灣現在對中美採取差不多是「等距政策」,大致上可理解為不特別親美,也不處處和北京對着幹。這頗堪玩味的外交手腕絕對有迹可尋。「 釣魚台事件之際,台灣跟日本簽訂漁業協議。北京肯定不喜歡,但沒有翻臉,對台灣而言是很大進步。北京過去的立場是非翻臉不可,因為我的台灣跑去跟人家談我領土的漁業問題,那怎得了?釣魚台是我們兄弟共有的遺產。我們去打日本,你不打還去跟日本談,這是出賣兄弟。這一次他沒有譴責,這就是緊張關係中出現的結構性中立條件。他沒有到默許的程度,但不翻臉。中國愈來愈不想收回台灣,覺得會很頭痛。」

中美台建立默契

中國對香港政策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林濁水認為現在對台灣也是差不多。「這次陳菊跑到中國大陸去,公開在記者會上說我們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這個以前是不可能的。我覺得這是北京和台灣的交換,你承認一個中國架構,我就讓你講中華民國,一定有事先溝通過。讓你口頭講一講中華民國只是小case,又不是掛國旗!」其他例子還有馬英九早前訪問中美洲四個盟國時取道紐約,雖然只是過境性質,但亦有一些重要的外交活動,如與紐約市長彭博共進早餐,以及會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羅伊斯及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恩格爾。馬英九非常識做,盡量低調,北京亦一反常態沒有抗議,以沉默姿態應對,令人相信這次訪美前中、美、台三方早已有默契。

波特蘭州立大學教授Bruce Gilley於二○一○年的《外交事務》期刊發表了一篇頗具爭議性的文章,把這種「默契」提升到理論基礎。他提出台灣對中國採取芬蘭化(Finlandization)策略,美國亦應意識到台灣芬蘭化對中美關係亦有利,應當配合。芬蘭化是國際政治相當有名的概念。冷戰時小國芬蘭位處強鄰蘇聯旁邊,面對生存危機,芬蘭於一九四八年跟蘇聯簽署協定,如德國及其盟友出兵芬蘭或經過芬蘭出兵蘇聯,芬蘭必須抵抗,芬蘭得以於冷戰期間扮演中立國,既沒有接受美國馬歇爾計劃援助,跟北約保持距離,亦沒有積極譴責蘇聯。芬蘭的資本主義、民主體制和國家主權得以保持,亦不必加入蘇聯領導的華沙公約。一般來說芬蘭化在國際政治帶有負面含義,可說是綏靖政策一種,讓小國在強鄰之下得以自保。台灣目前情况是否可跟冷戰時期的芬蘭比擬可能成疑,因為芬蘭是主權國家,台灣主權則未獲國際社會認可,一旦全面芬蘭化結果可能會是全然放棄獨立之夢,代價甚高。馬政府上任以來,北京竟容許台灣加入經濟性質以外的國際組織,成為世衛觀察員,台灣亦放下多年來加入聯合國的堅持。中、美、台似乎已有某種默契,讓台灣在兩個霸權的夾縫之間取得生存空間,採取一種比較曖昧的「等距外交」,在中美之間扮演較為中立的角色。

重視越韓日輕港

如果台灣的地緣政治意味着走向「中立化」的機會,那麼回到香港,地緣政治究竟代表什麼?香港在中美兩國之間、在國際社會上,扮演着什麼角色?這些問題,民間社會似乎從來未有深究 。數月前斯諾登匿藏香港,除反映了香港在國際社會的曖昧位置,也令中美在港的明爭暗鬥浮出水面。新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上任後,連日來頻頻出鏡, 落區次數比「親民」的梁振英還要多。此番舉動大有磨刀霍霍之勢,旋即驚動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不得不先給他一個下馬威,警告此君不得干預香港的政制發展。有論者認為這是美國「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的戰略部署,紛紛大喜﹕香港要爭取普選,就要趁機靠攏美國,借美國之手向中國爭取籌碼 。

香港是否美國「顛覆」中國的基地?就此,我們透過電郵請教了牛津大學專研中美的國際關係教授Rosemary Foot。她對這個說法不表認同。 她認為,冷戰結束後,香港的戰略地位已大不如前。現在美國「重返亞洲」,更重視的是越南、韓國、日本等地,因為美國能夠在這些國家進行軍事部署 ,不會在中國主權範圍內公然冒犯北京。

如果Foot的觀點「不幸」言中,那麼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香港在美國眼中真的那麼重要嗎?誠然,香港有普選有民主很可能對美國制衡中國有利,但老練如美帝不會不知道北京集權思維下對普選和自治的忌諱。如果美國在眾多經濟和亞洲議題上(如北韓)仍需要中國的合作,為何要為了區區香港而與北京翻臉?如果美國要維持自身在香港龐大的經濟利益,是否必須借助真普選?難道一直以來的半桶水民主制度不能保障美國的利益?這些問題我們都不會解答,但至少傾向相信,香港有沒有普選在美國而言只是雞毛蒜皮的小事,終極考慮還是要回到中美關係。

連結國際公民社會

依此思路,地緣政治的因素似乎對香港民主發展甚為不利。如果香港政制發展只是中美博弈之間的一枚棋子,那麼我們在大國的刀光劍影面前,只能是如此的無能為力。香港不是台灣那樣的主權體,直到「港獨」之前香港是中國領土這事實依然不容否定,我們不能在中美之間「選擇」一方,也難以採取「芬蘭化」策略。如果政府外交層面的地緣政治於我們不特別有利,香港人除了在白宮網站發起網上請願以外,還能怎樣爭取民主?這問題不易回答。我們除了望天打卦,似乎唯一可以依賴的還是公民社會。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公民社會?如何突破目前只流於回應和反抗的公民運動?我們除了建設本地公民社會時,是否也可以與國際公民社會連結?

今年七月在伊斯坦堡,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止是年輕人的決心和如Standing Man等自發、和平及具創意的抗爭運動,還有全球如何關注土耳其局勢的走向,五湖四海為土耳其青年送上關心和支持,國際媒體注視發展,延續至緊隨其後的巴西和保加利亞示威浪潮。如果國民生產總值只及香港五分一的保加利亞人民抗爭亦能引起國際媒體注意,香港的民主運動和佔領中環為何不能?

跟外國朋友說起香港沒有民主,換來的都是難以置信的驚訝表情。他們不敢相信,這個人均GDP(二○一二年,已計算購買力)排名全世界第五的國際城市、這個華洋雜處的前英國殖民地、這塊連斯諾登也認為社會珍惜自由、法治的樂土,竟然還在為最基本的自決、政治平等和人權躊躇不已。誠然香港表面的繁榮安定既是福分,也可能是我們的窘境在國際社會不被發現的原因。這裏不是埃及沒有流血鎮壓, 政府不但沒有破產還在擁令人眼紅的巨額儲備,失業率處於西方發達國家亦夢寐以求的3.3%。香港人面對沒有民主、自由一步步被蠶食和中共多方統戰等困境,都因為東方之珠的太過璀璨耀目不被國際公民社會和媒體看到。然而民主運動不管在世界哪個角落都有道德感召力,香港公民社會應該利用這種道德力量對比繁華底下的不民主慘况,爭取國際社會注意香港日漸緊張的形勢。

中國民主實驗之始

土耳其示威獲世界注視除了因為人民力量的正當性外,亦有重要的國際比較政治含意。外人看來土耳其經濟發展在總理埃爾多安多年領導下持續向好,社會突然爆發一股反對聲音自然震驚世界。同時目前中東和伊斯蘭世界局勢動盪,土耳其一方面在調解紛爭時「區域大佬」的角色愈來愈吃重,另一方面作為伊斯蘭國家跟自由民主結合實驗的「土耳其模式」到底是否行得通也是全世界一直留意的重點課題,當埃爾多安露出其專制尾巴時,全球都在注意「土耳其模式」受挑戰的結局將會如何。反觀香港,我們為爭取自己與生俱來的政治平等要求民主化自是理所當然,民間卻較少思考香港民主對區域以至全球的戰略意義。全球觀望中國崛起的後果,思考中國是否能以專制國家身分成為世界霸權,同時又擔心缺乏民主、法治和人權土壤下是否能制衡中國的外交政策。我們不敢說香港民主化實際而言對國際社會有多大意義,但可以肯定的這將會是中國境內第一片民主之地,是中國民主實驗之始,對國際政治意義一定深遠。

如果面對中共威脅,台灣和香港有着同病相憐之感,中美角力新形勢下的地緣政治卻為台灣和香港開啟不一樣的道路。中美兩強爭霸,有論者提出反而讓台灣有逐步「芬蘭化」的空間,甚至對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有利;香港面對美國「重返亞洲」,學者卻認為其對美國的戰略意義日漸下降;香港民主化並非美國的首要任務,也不是保護美國利益的必要條件。當白宮不可靠,公民社會不能放棄希望,應當在國際公民社會、媒體之間大聲疾呼,告訴世人表面繁榮下香港困局, 亦應思考香港民主化對中國、區域以至全球的戰略意義,說服外界香港民主對國際形勢有影響。我們不會天真以為這些動作能令香港民主化一蹴而就,但當思考香港民主化時若能跳出本地框架,對本地公民運動而言自是一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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