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20

【評台】安裕:日本的新聞再興


朋友知我是《朝日新聞》讀者,遊日歸來總會在成田機場買一份當天的《朝日新聞》作手信。熟悉的版面至今未變﹕第一版是綜合要聞,底版是一整頁電視電台節目表;黑白單色廣告只在下半版,頂多一半大小,更多的是五分一版見方。一疊紙二十幾版,約莫等於香港報紙的A疊,就這麼多。

日本紙媒這幾年經營環境平平,經濟泡沫爆破至今二十四年,苦日子不易過,猶幸紙媒大多是訂閱,銷路有保障,不必為廣告不足叫苦連天。既然不愁收入,精神集中在新聞和評論。日本紙媒尤其是三大報,即日銷逾八百萬的《朝日新聞》以外,還有超過一千萬銷量的《讀賣新聞》和排第三的《每日新聞》都有看頭,尤其是國際新聞,絕大多數是特派員現場報道,中東美洲歐洲非洲都有記者。報社立場清晰,信者則來,《朝日新聞》是知識分子報章,重視和平憲法高於一切,自由派大報不是浪得虛名;《讀賣新聞》夠大眾化,立場傾向自民黨;《每日新聞》則在小商戶之間有大量讀者群。

說這些,是因為周五晚上看到小野田寬郎去世的消息而想起。小野田二戰期間是駐菲律賓日軍,戰爭結束後拒絕投降,在山林野嶺過了二十九年才出來,一九七四年回到日本成為大事。我知道小野田這事已是八十年代,老師講到當時日本報紙如何報道,令人訝然的是,當一個仍然穿著軍裝的日本兵從叢林走出來的時候,當社會冒起熱捧「武士道精神」的時候,傳媒的批判是如此的激烈。

那是《每日新聞》一篇文章。小野田寬郎初進菲律賓山林時,至少有三個兵跟着他,一個叫小塚,一個叫島田,另一叫赤津。匿藏期間,小塚和島田先後在與菲律賓軍方交火時被打死,赤津則在初期就逃出森林投降。文章質疑,若不是小野田堅持要聽到戰區指揮官山下奉文的投降公告始願出來,小塚和島田就不必枉死。文章質疑,日本社會為了這個「不屈不撓」的軍人而大肆渲染到底是意欲何為。文章提出另一觀點﹕戰時日本從中國及朝鮮擄來大批平民到日本當苦工,其中,山東農民劉連仁逃出煤礦躲在北海道雪林,戰後十三年才被發現送回中國,詰問為什麼日本社會當年冷待劉連仁事件,卻對小野田投以不能令人理解的注目。文章的題目一如其文,〈小野田是英雄嗎?〉

 質問「小野田是英雄嗎?」

小野田寬郎是和歌山人,入伍之後以少尉情報官身分派駐菲律賓,他與另一名匿在關島二十七年、拒絕投降的日本兵橫井莊一不同,橫井是不知道日本已降,躲在深山不出來,以為戰爭從未結束,小野田有說手上有收音機,兩者之間根本不能相比。後來的說法又變了,說小野田聽不懂美軍的招降日語,所以不出來云云。小野田之後一度移居巴西,再後回到日本,上周四去世。自民黨政府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說小野田是「堅韌意志」,右翼的《產經新聞》則是連篇累牘,與只有一條簡單消息的《朝日新聞》有着從態度到內容的明顯差別。

九十年代,日本總保守主義抬頭,右風猖獗,有良心的傳媒卻沒有從底線後退一步。其實,這條底線非始於九十年代,而是從戰後重建日本的那天開始。川本三郎的自傳體裁小說《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中的主人翁,六十年代在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一心要到《朝日新聞》當記者,第一年考不上,第二年終於給考上。《朝日新聞》在日本社會是颯颯強風下的一面自由派大旗,常在混沌時局起着振聾發瞶作用。二○○七年,《朝日新聞》發表評論員船橋洋一文章〈新聞的再興〉,除了在新聞報道精準上公開自我期許,更令人注目的是為二次大戰期間該報沒有做好監察政府的工作自省。二○○七年是日本戰敗六十二年,船橋洋一對大半個世紀前報社的失腳耿耿於懷,日本傳媒幸仍存在着有心的一群。

這條路不好走亦頗漫長,這是幾經掙扎反省和提升之後的得着,也就更彌足珍貴了。日本戰後有所謂「政府四大醜聞」,即一九四八年的昭和電工及一九五四年的造船醜聞,都難與七十年代首相田中角榮被揭發收受美國洛歇飛機公司賄賂,以及八十年代利庫路特股票案相比。兩宗案都和權傾至今的自民黨有關,受賄的政界高層名單,可說幾乎就是自民黨首腦名冊,人人有份。兩宗案子的差別在於把消息捅出的記者,田中案是自由記者立花隆,刊物是月刊《文藝春秋》;利庫路特則是《朝日新聞》地方分社的年輕記者。

 走出樊籠的新聞記者

這一差別極為明顯,客觀說明兩個世代之間日本傳媒精神面貌的變化。日本社會講究集體意識,任何乖離「集體」的「個人」,俱難以逃離世俗責難。這種社會規範在新聞界曾經極其顯揚,日本新聞線索很多來自政府,不論中央政府及地方部門都是,以中央政府為例,每個部門都有傳媒專任記者長駐,這就出現了一種我們可視之為「怪物」的記者俱樂部。所謂俱樂部,不是指吃喝玩樂的club,而是同行之間的聯誼組織。當年的操作模式是俱樂部控制了新聞的發放,比如說,今天寫某大臣的活動,明天寫部門公務計劃,統一行動,一同下筆。

可以想像,在一個高度集體化的社會,類似的記者聯誼組織對民眾的知情權是如何的戕害。以今天的香港傳媒術語而言,這些都是「大圍」新聞材料,也就是說,當年日本甲乙丙丁傳媒是在同一天寫着同一內容的同一條新聞。尤有甚者,倘若俱樂部成員提前報道未及安排的消息,後果是被同行排擠。因此,記者俱樂部的形態客觀上就是新聞壟斷,傳媒一時間沒法推倒這堵高牆,局面是曠日持久的納悶。應對之道是加強評論,七八十年代日本報章最常見做法,是三數編採人員對談,全文刊登以助讀者了解事况,但依然缺乏從量到質的消息。這在另一個側面說明,日本戰後為數不少的調查報道揭破醜聞的背景:他們並非傳統媒體記者而是作家,最負盛名當是揭露侵華日軍製造化學武器的《惡魔的飽食》作者森村誠一。

立花隆以個人之力擊潰當年日本最大政治勢力田中角榮統治集團,另一作用是踏出摧毁記者俱樂部的第一步。至於在具體操作上,推翻俱樂部制度的則是利庫路特事件,這家上巿公司向自民黨高層大量送贈股票,其時自民黨內五派,除了河本派沒有受賄,其餘四派竹下派、中曾根派、安倍派、宮澤派,自會長以下所有高層都沾腥。自民黨八十年代五大巨頭及其後援者構建牢不可破的「三角大福中」體制(三木武夫、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一夕之間隆然倒下。必須一提,前述的安倍派是指時任自民黨幹事長安倍晉太郎,是安倍晉三之父,利庫路特事件令安倍晉太郎拜相之路幻滅。

捅出這條令自民黨癱瘓消息的不是東京的記者俱樂部,而是《朝日新聞》橫濱支局駐神奈川縣地方分社記者,他們非俱樂部成員,不受羈束,大新聞是根據縣警吐露的一句話進而查出: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朝日新聞》頭條報道醜聞,再在七月六日起五天大篇幅刊登;十月,警視廳介入調查。日本社會形容,《朝日新聞》的手法是「擠牙膏及鑽牛角尖」並用,從下而上,敲山震虎,足以媲美七十年代的美國水門案。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的新晉記者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令遠方讀者慨然的不是書中提到的個人印記,儘管書內尾崎紀世彥《直至重逢之日》的意在曲外昭然若揭,可是我仍然倘佯於川本三郎投考《朝日新聞》的一節:第一年失敗落第,他留在東京打散工;第二年重考,考官看了他的履歷說了一句,「去年不是來過嗎?」川本說「是」,「好吧,一起來幹吧」。在安倍晉三治下民族主義盛行的今天,《朝日新聞》不是識時務的俊傑,至今仍視和平憲法凛然不可侵犯,也許是不夠煽情動感。然而,當村上春樹要就釣魚台表述他的看法,「我們應當小心舞着劣酒暢飲煽動的這類政客名嘴」,他選擇在《朝日新聞》一字不易刊登出來。從理性層次而言,這毋庸置疑清楚折射出船橋洋一的「新聞的再興」的實質意涵;從稍微一點的浪漫氛圍當中,我則想起在燠熱的六十年代夏天,川本三郎「一起來幹吧」的熱誠——不單是兄弟同心其利斷金,更是無畏無懼的給社會一個重生機會。

文 × 安裕

編輯 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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