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06

練乙錚:「公提」難倒北大爺 老馬再生也會撐

信報   2014年1月6日

高談民主普選而把平等的參選權視作洪水猛獸,扭盡六壬出盡法寶務必把「公民提名」打成「違憲」、「港獨」、「別有用心」,無疑是拿香港人的智慧開玩笑,卻非常符合國情。這樣子搞下去,北京也許最終以強壓民意收場,但港人看在眼裏,愈發會覺得共產黨授意出台的梁政權原來是外來政權,其價值觀念、辨別善惡真假的準則,都和自己心中原有的一套格格不入;台灣人看了,則更能明白「一國兩制」是什麼回事而愈發傾向與大陸分手分離。終歸,共產黨常以之指控別人的「民族敗類」、「千古罪人」等惡名,恐乃夫子自道。


一、誰說「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

很奇怪的一件事:無論是大陸京官還是駐港大陸官員,都沒有公開地、直接地、毫不含糊地指「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反而是香港的一些本地左派傳媒評論員、內地學者、政協二打六、當權派要人卻言之鑿鑿,聲稱「公民提名」違憲、違反《基本法》。

先讓我們重溫一些報道: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說:「『公民提名』遠離《基本法》。」「遠離」不是邏輯概念,更不等於「違反」、「不符」。任何一個概念、一個命題,邏輯上而言,與《基本法》的關係只有三種可能:它違反、不違反、與《基本法》完全無關。嚴格而言,「完全無關」也可以說是一種「不違反」;「遠離」卻語意不清,不知所云,閃爍其詞的意圖明顯。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拒絕公民黨梁家傑的「公民提名何懼之有」研討會邀請,覆函裏說:「『公民提名』漠視《基本法》明文規定,誠不攻自破之說。」「漠視」也不等於「違反」,我「漠視」你的存在,不等於我反對、否定你的存在,或者認定你的存在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也不等於我的行為與你的存在是敵對的、不相容的。稍有一點文字認識的人也懂這個道理。此處「不攻自破」的「自」字可圈可點;用了這個字就不必辛苦解釋,所謂「言簡意賅」。

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也沒有清楚說「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有關他這方面的報道,大多是說他「強烈暗示」「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典型的描述例如:「李飛繼續絕口不提『公民提名』四個字,亦未有正面回應中央是否已否決有關建議,但就強調《基本法》已『白紙黑字列明』特首普選提名權只授予提委會」(11月23日「東方報業集團網站」報道)。也有報道說他「親口說過」,但那不過是梁美芬的「轉述」。為何官員覺得那麼不好說而總不親口直說而要靠小部下隔開一重呢?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的說法則是:「『公民提名』、『政黨提名』,以及確保某派別人士必可入閘的『馬房論』不可取。」「不可取」也不等於「違反」或「不符合」。一個做法「不可取」的原因可以很多,主客觀的都有,例如成本太高、副作用太多、太多人反對、太不合「上面的人」的口味、太讓美國人高興、太像台灣、太有利泛民、太不合國情等等,但都不一定違反《基本法》。

似乎,要從這些正式官員的口中套出「違法」二字,還得靠泛民進一步挑釁而北京的那些大大小小侍從無法招架。為什麼這麼困難呢?

道理其實很簡單。「公民提名」是一種名副其實的「民主程序」,有國際案例、有學術理論支撐,要否定它、硬說它不是「民主程序」,完全沒有可能,大陸的官員辦不到,說出口的話,馬上就難以辯護;假如迫到要由人大「釋法」而否定之,則人大也會瞬間成為小丑為世人訕笑。「領導」為免睜着眼睛說瞎話太難看,於是只能轉彎抹角地「暗示」,說什麼「遠離」、「漠視」、「不可取」等等,而把「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的不可能題目交由譚慧珠、梁美芬等政權的侍從去做其不可能文章。北京的這種「政治話語二重奏」無疑是一種很巧妙的語言藝術,共產黨善於鬥爭,此又一例證。

誠然,「民主程序」可以有很多不同內容,「公民提名」只是其中一種。提名委員會要拒絕之而按其他的民主程序選出若干候選人,也未嘗不可,不過那倒要費點周章。況且,現在要求「公民提名」的輿論愈來愈強烈清晰,當權派不是那麼容易說服市民放棄。

二、當權派比1850年的普魯士還反動

目下的政改爭議焦點,在於北京會否在特首普選過程裏設置篩選機制。誰都知道,有篩選的話,民主無從談起,「全民投票」可能最後真的要用立法手段強迫,不然結果會很難看,因為自動參與的人不會多,而泛民必然發動杯葛。

然而,更大的問題是,篩選入圍的候選人無可避免都是現統治階級中人,故2012年的政經利益板塊惡鬥將不斷重演而成為常態;「普選」不會是管治理念的比併,因此將完全失去意義,淪為國際笑柄之餘,也為台灣人所不齒。源於西方的民主體制有其內在邏輯,全民投票權與開放參選權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缺少一塊便不成片段。

深刻認識民主的人都知道,長遠對一個社會群體而言,開放的參選權比個別選舉得勝來得更重要。筆者舉一個所有中共黨員都應該熟知但恐怕都忘記了的歷史事例說明這點。1848年,民主革命席捲歐洲,不少國家裏都出現資產階級推動工人階級支持的民主革命,選舉體制進一步確立,但卻因為新興的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妥協,未及一年而發展便告夭折,工人階級的政黨遭受全面打壓。不過,當時作妥協的,不限於資產階級,還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為兩人都在過程中錯誤地提議他們兩位所隸屬的泛歐洲革命政黨「共產主義同盟」停止一切活動,至令後來封建政權進行反革命之際,歐洲各國的工人階級竟然完全沒有還手之力。

痛定思痛,馬、恩兩人決定重張旗鼓進行活動,首先便是重新出版《新萊恩報—政治經濟評論》,為「共產主義同盟」的復活做輿論準備。1950年3月,兩人於刊物上發表了《中央機關給同盟的文告》【註1】。這份文告首先承認了同盟停止活動的錯誤,然後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關於後者,馬、恩認為革命和反革命的高潮已過,工人政黨恢復活動之後,應該以獨立的身份和聲音參與到民主選舉裏——「在每一個地方,代表工人的候選人,最好都是同盟的成員,都應該參選,與資產階級代表競逐;……就算沒有成功當選機會,工人階級也應該有自己的候選人,發出獨立的聲音,讓運動知道自身的實力,更讓社會大眾明白己方的立場和觀點」【註2】。

我們可以從馬、恩這段文字作出兩個推斷:

一、便是在1850年的高壓的普魯士帝國裏、在工人運動遭遇嚴重打擊的低潮時候,民主選舉也沒設有像今天北京試圖在香港設置的那種篩選機制,以憲法條文阻擋持激進立場觀點的政黨參選;因此,歷史上而言,北京在香港的意圖是極端反動的。如果馬、恩再世,一定會把北京批判得體無完膚,但最終卻會像泛民一樣「被篩出局」。

二、對於受打壓的社群而言,其政治代表能夠爭取到自由參選,作用和意義大於能夠勝出。這對今天香港的泛民和民主運動有指導意義:爭取自由參選的權利高於一切。

當然,政治是所謂的「妥協的藝術」,妥協如何拿捏,卻最難把握,重要的是能夠總結經驗。上面說過,馬、恩也曾因過分妥協而令民主運動蒙受損失;但是,1850年之後,他們學乖了,不與其他改良派妥協的話,封建勢力可能漁人得利。不過,「能夠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好處大於避免多幾個徹底反動的封建階級代表進入議會」,馬、恩如是說。這樣取捨,對今天在香港爭取真普選的泛民人士而言,也許有參考價值。

《氣短集》.之二十三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這份文告是馬、恩於1848之後的幾年裏最重要的著述之一;其餘四篇分別是《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世界工人聯會成立日的公告》。

【註2】參考2000年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August H. Nimtz著作Marx and Engels: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Democratic Breakthrough(《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民主突破的貢獻》)第四章頁96-112。此書採取的是進步左派觀點,主題很有意思,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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