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22

呂大樂:中港關係:香港的尷尬 (664)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應,此乃意料中事。北京的做法很北京,香港的反應很香港。整件事件說明,儘管回歸已經十七個年頭,卻原來中港雙方還未真真正正的進入「一國兩制」的問題,更遑論任何一方已總結出實踐上的經驗了。

北京覺得發表一份學習文件(或發動一輪言論攻勢),可收「以正視聽」之效,此乃其一貫作風,過去曾一而再地做過同樣的動作。舉一個例:2003年爆發「七一大遊行」之後,就曾經策動了「愛國論」的意識形態工作,嘗試宣揚「一國」的觀點,將憤怒的群眾重新規範於北京想建構的框框之內。一時之間,什麼「沒有國,哪有家?」、如何從國家的立場來看問題之類的說法,全面地透過意識形態機器拋出社會。結果呢?2004年發生了另一次七一的大遊行。這是很典型的港式回應——愈是以強硬的手段來阻止港人說些什麼、做些什麼,他們便愈講得興起、做的興起。他們不是搞顛覆,但在政治上十分「頑皮」,從來不喜歡硬的那一套。在這個問題上,北京一直都無法了解香港民情的特點,更沒有好好總結經驗;他們很難明白,為什麼開口講話之後,總是反效果大於預期中的作用。今次發表白皮書,照樣是引起很大的反應,對探討「一國兩制」的實踐經驗,不單止沒有幫助,而且更將焦點轉移到猜測發出文件背後的意圖之上,結果大部分反應都很情緒化,反而它的具體內容變得毫不重要。

可是,如果港人因按不住情緒而不認真對待白皮書的內容,也不見得是聰明的做法。首先,我們不應因為恐懼(例如對維持高度自治感到悲觀)而錯誤地以白皮書中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是突然的從天而降,屬中央的最新態度。其實只要我們重讀北京發動「愛國論」攻勢時所公開發放的觀點(可參考《明報》編輯部主編的《愛國論爭》,2004年出版),便不難發覺白皮書內所寫的,的確不是什麼新的東西。關於這點,讀者可細讀蕭蔚雲於2004年1月16日出席「政制發展與《基本法》」研討會上的發言(該文稿收於《愛國論爭》一書內)。「一國兩制」「並非平分秋色、半斤八両」之說,早有說明。我之所以這樣說,並不表示完全贊同北京對待「一國兩制」的態度,更不認為白皮書內沒有錯誤的理解;我想說的是,無論白皮書如何難以接受,在憤怒、失望之外,我們仍須冷靜下來,認真思考究竟問題根源何在。

打算怎樣跟中共不客氣呢?

當然,我完全明白,對不少人來說,問題就在於中共——有的認為它從來不可信(所以不明白為何當初會接受回歸);有的覺得它言而無信,背棄基本法(基本法本身沒有問題,只是現屆中央政府出爾反爾);有的猜測它另有陰謀(中共終於露出真面目)……。所以,根本不需要冷靜,也沒有需要跟它客氣。我的問題是:那麼大家打算怎樣跟它不客氣呢?我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想搞搞笑,而是認為這是當前香港社會必須嚴肅對待的重大課題。

面對中共,香港人可有不同的立場。以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多元的社會,存在分歧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沒有必要大驚小怪。可是,時下很多討論將不同的立場簡單地歸納為「本土」、「親共」、「投降」諸如此類,以派發標籤來代替深入討論,則明顯地無助於認真的進入問題,尋求出路。而為方便討論,我將一些主要的立場、取向,展列如下:

•「全面擁護」:對香港屬於中國及對中共政權是毫無保留地支持的;

•「分離反共」:主張脫離中國及反中共的;

•「民主法治回歸」: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對中共有所保留;

•「分離親共」:在現實中不存在這樣的一個政治位置,因為認同中共政權者,在個人層面上或會一早申請移民,以求自保,但他們肯定不會公然表示會疏離中國。

現時坊間還有另一種說法,是既不認同中共,也不會以香港屬中國的一部分為定位,堅持本土自主。這種說法作為個人的主觀願望,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但作為一種政治主張及位置,則其實沒有什麼現實意義可言。事實上,今回北京拋出白皮書一本,正好說明一廂情願地期望中共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互不相干的繼續存在下去,基本上不切實際。現在,北京通過白皮書重申:「特別行政區制度在香港的確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對某些區域採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這一制度下,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面對中央採取這樣的理解和態度時,可以怎樣維持本土自主呢?批評這並非基本法原來的精神(所以其實基本法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對它欣然接受)?又或者以為北京聽到這樣的批評後,會有所收斂,不敢放肆,再而因應香港的觀點,而修改他們對「一國」的看法?要認真和嚴肅的爭取本土自主,最終必須考慮是否加入「分離反共」的一翼,吞吞吐吐,左右而言他的手法,或可表達情感,但肯定不是實在的政治行動。

想「分離反共」卻不敢說清的尷尬

前面所列出的四個政治位置,只有兩個值得討論。如之前已提過,所謂分離親共,基本上不存在於現實的政治之中。而全面擁護,則因為以效忠為主調,只有在旁支持的角色,也毋須多作討論。剩下來的,「分離反共」是目前北京相當關注的一種取向,但也是香港頗為尷尬的一件事情。我們先暫且不談分離反共是否值得鼓勵又或者可以接受;我感興趣的問題,與道德判斷或政治意識形態無關。事實上,這一種取向的存在與發展,並不會因為我們個人的主觀喜惡而轉變。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它作為一個政治位置,的確有其可能。但有趣的是,在過去兩三年裏,每每談到這個問題時,就連最激進的人士亦會急忙否認,這是香港的尷尬之一。明明想跟大陸斷絕關係,何不將問題講得清清楚楚,真的給社會大眾一個可行的選擇。而不是憑主觀的想像或期望,而以為就此可令「一國」的框框不會在香港產生作用。尷尬的地方是心底裏想着「分離反共」的人,亦不敢理直氣壯地宣揚脫離中國。

尷尬之二是實踐「分離反共」需要很有組織的政治動員;這樣的政治主張不是隨便說說的,而是要冒着很高的政治風險,長期進行鬥爭。最終要成功的話,它一定要推翻共產黨,而這是一項很巨大的政治工程。直接參與的可能人數不多,但需要在廣大群眾中取得支持和響應。究竟這樣的主張在香港有多少認真和嚴肅的追隨者,誰都不敢講得太肯定。

以上兩種尷尬令很多強烈的主張均只見諸於零散的言論,而不是完整的政治綱領。所以,這種主張的最終目標的問題從來未有在認真的政治討論中出現。而這種「言論政治」(它們欠缺完整性,難以稱得上是論述)基本上就是表現情感為主,而沒短、中、長期的指標、方向。

港人對「一國兩制」想得太簡單

最後,是所謂的「民主法治回歸」的位置。今時今日,這是很多激動言論所批判的對象,覺得它是「投降派」、「懦弱派」、「幼稚派」(因相信香港在改變中國這議題上有其角色)的同義詞。這個位置並不討好,是很容易理解的。基本上它接受了香港乃中國的一部分的前提,再而在這個框框內爭取於可能範圍內最高度的「港人治港」。這個位置源於香港前途談判時期的政治背景,希望通過堅持法治和進行民主改革來保護香港。它是當時政治妥協之下的另一層政治妥協。在宏觀層面上的政治妥協,是中國要收回主權,英國要光榮撤退,香港要維持現狀。「一國兩制」的概念和設立特別行政區是當時這種政治妥協的產品,令北京不用擔心香港出現撤資的問題,同時又可以充分利用來支持它的「四個現代化」和開放改革。對英國而言,這可令將香港交回一個共產國家的安排亦可講得過去。而對當時香港的主流意見,則問題暫且又可延後,起碼資本主義不變,而個人財產不會受到威脅。而在以上的政治妥協底下,逐步爭取民主化是另一層妥協。當時在香港社會裏,對民主化本身並無一致意見,而反對聲音亦不局限於工商界。其中最重要的一種考慮,是害怕主張發展社會福利的所謂「免費午餐派」會在選舉和議會議事過程中有影響力,阻礙香港的未來發展。所以,在基本法內,着墨更多的是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維持市場經濟、防止北京在港抽稅或動用儲備、保障個人自由、人權、法治等。站在「民主法治回歸」位置者,已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裏爭取最大政治空間的推動者。現在事後回望過去,不難發覺連主張「民主法治回歸」的,也未有認真想到將來「一國兩制」在操作時會遇到的問題。

這是尷尬之三: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想得太過簡單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為資本主義可以抵禦中國的社會主義,再加上保留英式法律,便有足夠的社會制度因素以保住香港的自由、開放。而在當時的想像之中,中港兩地只有低度的接觸,根本就沒有人研究中央與特區如何相處的問題。主張「分離反共」的,沒有需要考慮這個問題;認為香港可以自行發展本土自主的,對此也不會感興趣;而那些正準備跟北京來一次決鬥的,自然毋須想得那麼長遠。但仍相信「民主法治回歸」者,則不得不認真考慮這個課題。

這是一個迫切的課題。香港本身不作嚴肅思考,對方只會行得更快更前(所以白皮書已完成及發表)。若不想得細緻,對方只會用他們所謂的依法辦事的方式,將僅餘的空間也收回。而在時間上,也不見得對香港有利。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新的一批中央領導更加不會以八十年代的角度來考慮香港。就白皮書的內容所見——明顯地,他們不懂何謂司法獨立,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去管理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香港人和香港社會都很有需要講出怎樣的「一國兩制」,才是可持續的「一國兩制」。

取回原裝「一國兩制」

只是迴避問題

當然,以上所講,建基於一些假設之上。例如:香港在短期內不會爆發一次一二百萬人參與的反抗運動,中共政權也不會突然在內地垮台。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我們還是需要長期面對現存的局面。什麼是可行的「一國兩制」?是一個早應在十七年前已搞好,但卻一直未搞妥的課題。以為只要取回那所謂原裝的「一國兩制」,便天下太平,那恐怕只是迴避問題而已。

編輯 何錦源、林韻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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